三十二年(1767)，三等轻车都尉和珅与户部侍郎、大臣冯英廉最疼爱的孙女冯霁雯成婚了。

婚后的和珅夫妇琴瑟和谐，非常恩爱。

和珅正是意气风发，他没有在上留恋太长时间，很快的，和珅参加了乾隆三十三年(1768)的顺天府乡试。

乡试是四级考试中的第二级，正科考试每三年在各省省城和京师举行一次，遇有开恩加考的则称为恩科。

乡试与郡试不同，乡试的正副主考官均由皇帝任命，只有获得了身份才可以参加。

乡试要考、策问和诗赋三场，每场考试考三天。

乡试的要求非常严格，考场称为贡院，在开考前，会给每位考生分配贡院内一间独立房间，称为号舍。

考生进入考场之后，必须在该场考试结束才能出考场，三天里答卷和食宿等都要在号内。

考生在八月初九日参加第一场考试，首场考四书五经，共要写作七篇八股文，这是考察考生对四书五经的理解水平和写作能力，是整个乡试的关键。

头一场考好了，基本就能奠定自己的竞争优势了。

第二场在八月十二日入场，考的是试论，是七篇公文，这考察的是考生对政务的认识水平和把握能力，当然更重要的是公文写作能力。

我们看古人的文章，比如大文豪，有许多是代皇帝写的诏令、诰、表之类，文章炳炳烺烺、，就是这种公文写作训练的结果。

第三场八月十五日入场，考察试策五道。

这考察的是考生对历史知识的掌握情况和借古鉴今将历史知识应用于现实问题处理的能力。

这种从开始长期施行的考试时间和内容到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有了些改变。

乾隆二十二年，乡试最重要的首场改为考四书内容的八股文三篇，并考试帖诗五言八韵，第二场则考五经内容的八股文五篇。

第三场考试策五道。

时间上，也略有调整，即考生八月初八一早入场，初十黄昏出场，休息一晚，第二天黄昏再入场考第二场。

这样，考生在八月十日交卷后，同考官(“房师”)就开始判卷，在八月十五日月圆之夜，正副主考官就会拟定一名乡试第一场的头名，这称为草元，如果该名考生的后两场成绩也不错，那他就是当科乡试的头名，称为“解元”。

明代的大文人、大画家以唐解元的名号闻名天下，即因为唐伯虎当年中的就是江南贡院乡试的头名。

而和珅参加的戊子科顺天乡试是乾隆三十三年(1767)，正是经过了改革，增加了试帖诗这一内容的考试。

和珅对此次考试是胸有成竹的，他在学校期间，对四书五经是再熟悉不过，并且他长期研习乾隆皇帝的诗歌，在诗歌上也很自负，他认为自己这一次考试是必中的。

客观地说，和珅的信心是有道理的。

一方面，满人参加科举考试，难度本来就与汉人科举考试的难度没有可比性，另一方面，乾隆时期是的承平盛世，子弟坐享祖先留下的遗产和荣耀，大多不思进取，像和珅这样有才学的八旗子弟的确不多。

但是让和珅非常懊丧的是，在这次乡试当中，和珅名落孙山了。

考试的失利对和珅打击很大，但是祖岳父冯英廉的分析让和珅很快振作起来。

冯英廉对和珅分析道，乡试的失利，并不代表你的才华比别人差，万万不可。

顺天乡试是全国竞争最激烈的，除了本地户籍的考生之外，所有的八旗子弟考生，还有的贡生、监生，在与他们的竞争当中，有时候才华并不是能够起到决定作用的。

因此，切不可因为考试的失利而妄自菲薄、一蹶不振。

接着冯英廉为和珅指出了另一条路，冯英廉对和珅说，继续读书参加科举当然不是不可以的，你也有这份光宗耀祖的决心，但是对于我们满人来说，参加科举并不是光耀门楣的唯一途径，甚至都不是正途。

我们满人，是跟着老祖宗依靠十三副铠甲在马背上打下来的天下。

对满人来说，骑射这样的武功远比走科举这条路要容易得多。

如果只是做官，朝廷根本不要求满人必须有科举的出身，通过做侍卫、立军功、做笔帖式都是正途，比如我就是从笔帖式做起的。

而对于你来说，你的家庭是世代将门，如果能入宫做个侍卫，前途一样。

科举只是笼络汉人的途径罢了。

听祖岳父说完，和珅觉得好受了很多，难道自己努力学习这么多年，为了学业受尽了冷遇与白眼，竟真要弃文习武吗? 实际上，清朝统治者的确希望不要沾染过多汉习，多次强调旗人要保持自己的骑射传统。

比如皇帝就曾针对八旗子弟读书不精反而荒废了骑射这样的状况而专门发表过意见，他认为，八旗读书人，沾染汉习之后，“率多忘世旧”，导致弓马和文章“两歧失进退”，难以有什么成就。

因此，对于八旗子弟来说，通过科举做官，的确是不受重视的。

统治者更重视从尚武的角度来选拔满人为官，即通过考校满语骑射，如同冯英廉所说的那样，直接考取笔帖式、中书、郎中、侍卫等官职，然后逐步升迁，这种针对八旗子弟特有的选官方式，对满人来说不仅比科举更是正途，而且升迁也要快得多。

对于旗人参加科举，清朝统治者尤其是清初统治者，实际上不鼓励，比如就开翻译科考试，鼓励旗人尽心学习满语骑射，力图阻止满人汉化的趋势。

出于这样的原因，整个清代，对于八旗子弟的教育始终秉持着专重骑射而不以文事争能的原则，通过科举起家的八旗子弟大多不受重视，官职都不甚显贵。

冯英廉用自己身边的例子给和珅讲解科举舞弊的严重，并且告诉和珅，现在八旗子弟不但弓马骑射荒废了，而且大多并不读书，像和珅这样的才华和学识，如果能进宫当个侍卫，凭借他的聪明，在皇帝的身边，很快就会有出头之日。

和珅最终被说动了。

自己这些年费尽艰辛读书，如此用心的记诵乾隆皇帝的诗文，为的不就是有朝一日，能够获得皇帝的赏识吗?常言说“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只要能获得皇帝的赏识，通过什么途径又有什么重要呢?和珅又想起了自己这些年所经历的艰辛，他的心里起来，自己要的只是。

不能不承认，人和人之间是不同的，有的人坚持原则，不但要实现目的，而且要求实现目的的程序必须正义，有的人则可以为了实现目的不择手段。

一般情况下，人们会鄙弃不择手段的人，可是在一个几千年来奉行成王败寇原则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只要是目的实现了，人们的鄙弃也就会变成艳羡了。

很快的，三等轻车都尉和珅，正式成为一名宫廷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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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取名就取得不太好，郑国的“郑”是“奠”的意思，在今天的人来看，就是死人葬礼的时候才会用到，这是成为郑地之主，要改变“郑”的字形的根源，可是即便如此，就算加上了“邑”，联系起来也能解释为“祭奠之城”，听起来就非常的不吉利。

那么，郑桓公为什么会选择“郑”这个字作为国家的名字，是个很奇怪的事情。

有的东西从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这并非是郑桓公所能改变的，比如郑桓公的所谓“郑”地，很有可能在最早受封的时候，就被周天子所定义为“奠”，距离镐京城附近，又是王亲贵族，那么郑桓公之封地，本身就可能是承担着周王室的祭奠事宜的官员。

根据史书中的说法，郑桓公在时代，已经是王室中的司徒，这个司徒主要掌管的是征发徒役，兼管田地耕作与劳役，考虑到时期的天子之家，往往征用奴隶以守卫家族墓园，那么这个郑桓公的职责中，是可能有着这个任务分工的。

郑国这个诸侯国的源起，就注定其破灭的归宿，郑桓公当年选择郑国所在地，本来是为子孙后代谋取福利，想的是为子孙后代选择中原地界的中心地带，郑国国君居于天下之中，即是当年殷商王朝的核心区域，但是忽视了这个区域的危机所在，即是处于，若遇到霸主，则能成为诸侯们的偶像，赢得周天子般的待遇，而若遇到动乱，郑国则会成为众矢之的，就是四面临敌。

郑桓公在与周幽王的太史伯请教求生之道时，太史伯的推荐也是在情理之中，周天子的镐京城历来为所惦记，尤其是在西周厉、宣、幽之朝，战争越显频繁，初始的郑地本就在镐京城附近，对于周王室衰微的忧虑，导致郑桓公对子孙的未来充满担忧，便时常与太史伯交流。

太史伯是掌管周王室典籍史书的官员，对王朝的兴衰胜败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面临当时的天下格局，周王室虽然兴起于西方，但西方此时大多已为犬戎所占，方当兴盛起来的秦国尚且处于部落联盟，与中原集权制国家相比，尚且没有体现出更多的优势，即便是周天子的朝臣们也不可能预料到这个西方国家的命运将如何发展。

南方的格局较为单纯，可以说当时的南方，基本上完全脱离于周天子的管控，主要为巴蜀和等诸侯国所垄断。

那么，对于郑桓公的希望，就只有东方，即中原文化的发源地，东方。

对太史伯而言，那些名正言顺的受封于周天子的传统诸侯国们，尤其是爵位较为高级的齐、鲁、宋、晋等诸侯国，郑桓公要想在这些国家的疆域里“虎口夺食”，无非是自寻死路。

因此，太史伯才会选择夹杂于大国之间的东虢国和，这两个国家爵位为最低等级的子爵，且居天下之中，土壤肥沃，文脉传承，这对于急欲摆脱命运束缚的郑桓公而言，是最大的发。

和郑庄公相比的话，史书中总是在说郑庄公是霸主，说郑庄公四面为战，是春秋时代中原的小霸主。

但其实，郑庄公的霸主之业更多来源于郑武公的数年积累，某种程度上看郑庄公甚至比不过郑武公，郑国之衰与郑庄公不无关系。

当年郑武公到东虢国和郐国的地界，，建设国家，到后来基本上实现了“前华后河，左洛右济”，占据沃土千里，稳固郑国根基，在吞并周边小诸侯国的同时，保持着与周王室的友好关系，尤其是忌讳郑国的战略扩张，要求郑国退还虎牢以东的地区，郑武公一声不吭就将都城进行迁徙，这明显就是主动缓解与周王室的矛盾，此后即便郑国继续推行战略扩张，也会得到周天子的认可，因为郑国至少是“尊王”的，在当时有和周平王两个周天子并存的格局中，周平王对郑国也就只有忍让。

郑桓公、郑武公即便借助周天子，在东虢国和郐国建设新郑国，也是在周天子的认可而后才开始行动，郑桓公只是派遣自己的儿子掘突即郑武公主持兴建事宜，自己仍然在朝中服务天子，甚至与天子共患难，死在犬戎之变中，这就足以证明郑国与周天子的共同战线。

而郑庄公这个人就不同了，跟郑武公相比，这个人更具狡诈性格，首先对周天子的制度他是不够严格遵循的，不仅派大臣祭仲偷盗周天子的麦子，还数年之间都拒绝到周天子的朝廷中参加朝会，以为至于欲图更换郑庄公之朝中爵位，这是郑国与周天子矛盾的源起，更是春秋时代破坏礼乐制度的开端，郑庄公开的这个头非常的坏，直接导致后来的东方诸侯与周天子的。

郑庄公此人虽善用贤臣，可是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颇为欠缺，甚至纵容子女任性妄为，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那时候讲的是君君臣臣，郑庄公后来跟周天子直接开战，这就是给儿子们树立坏形象，儿子们自然对这种礼乐体制充满怀疑，也就不可能绝对遵从，郑庄公的四个儿子后来各自为战，搅乱郑国，最终也就导致了郑国的衰败。

实际上说，郑庄公有两个儿子，一个公子忽，即，一个公子突，即，都不是简单的人物。

此后，郑国的疆域缩小到非常小的区域，春秋时代的郑国，受晋楚称霸的影响，国力已经大为衰微，史书载：“至于衡雍，作王宫于践土”。

这个践土的位置在黄河以北，这个区域正是当年郑庄公与共叔段争夺的区域，属于郑国的北大门，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

而“作王宫于践土”，也就是代表着郑国已经丢失了这个重要的战略区域。

郑国地处于中心地带，很多年前就被所惦记过，当年就在晋文公和郑庄公新丧之际，秦穆公就率领大军前往郑国，想要夺取郑国疆域。

当时的秦国本身就是掠夺者的身份，由于商人的阻止，半途上秦国就将给灭掉了，烧杀抢掠，直接将滑国变成一片荒原。

如果没有弦高，秦国如果打到郑国，滑国的命运可能就在郑国的身上出现。

到的郑国，已经无法与诸侯国们为战，常年处于受欺负的角度，郑国历君的生活大多也都非常悲伤。

北边的边境比如垣雍纳入版图，西部的长葛则被最先侵占，要知道这个长葛恰好就是当年郑庄公与周天子开展的区域，是郑国立威诸侯的地方，可谓是郑国的幸运之地。

而南边的边境，如许国等区域，则终为楚国所占，亦成为楚国与中原开战的缓冲地带。

公元前408年到公元前375年的时间，韩赵魏三家频繁开展对郑国作战，逐年蚕食郑国疆域，最终由韩国完成对郑国的灭亡。

“韩伐郑，取雍丘……魏伐郑……韩灭郑，取阳城……韩灭郑，徙都新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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