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是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家，私立南开系列学校创办者。西方戏剧以及奥运会的最早倡导者，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1876年4月5日，他出生于天津宜兴埠。

张伯苓的先祖在清朝初年从山东来到天津定居的。张家老祖宗原在运河里使用楠木船，往来南北，贩运油粮为生。后来到天津，有一日清晨闲步，在河东一带一块荒地上，看到有一只猫和一条蛇在打架，认为这是龙虎斗，是块旺地，就把那块地买下了，建起家园来。

张家老祖宗当时开了一家行店，起名叫作“协兴号”，取其协力同兴的意思，专养楠木船，南北贩运油粮杂货，经过几个世代的经营，家道日渐兴旺起来。

张伯苓的祖父张虔是国学生（监生），英年早逝，他逝世的时候，其子张云藻才9岁。张云藻因为排行第七，所以成年后大家称他“张七爷”。

幼年时期的张云藻聪明不羁，因为是9岁丧父，并且又是两世单传的独生子，其母亲刘氏不免过于宠爱放纵了些，而当时家道又正在兴盛，所以也就没有把科举事业放在意中了。

张云藻除了爱好骑马射箭，平生最爱音乐，遍访名师，凡是一切乐器，弹拉吹打，无不精绝，尤其以琵琶最擅长。为此得了一个“琵琶张”的绰号。他一直到晚年，没有一天不弹弄的。每天夜晚临睡前，一定要弹一两段琵琶曲子。冬日天寒畏冷，就把棉被挖两个洞，躺在暖炕上，把手伸出来，弹弄琵琶、弦子等乐器。看到他的双手冻肿、冻裂，家里人便给他做了一副棉手套，他就把两只手套起来拨弄琴弦。他的这个习惯保持了终生，直到去世。

张云藻先娶胡氏，早逝，所生的子女，也全部没有养活。继娶杨氏，当时因为不事生产，家道已经中落，生计日艰，只有仗着张云藻在外教几处家馆，传授乐器，和杨氏给人家做些针线外活为生。虽然如此，张云藻还是不改其乐。因为他的生性淡泊，视富贵如浮云，就是爱好音乐如命。

张云藻继娶杨氏，生张伯苓（张寿春），与张仲述（张彭春）兄弟二人，及女儿三人。

张云藻生张伯苓时，已43岁了。张伯苓幼年，天资聪颖。少年时期的他，性情刚直，最好抱打不平，时常外出，路上遇见不平之事，就要上前去为人析辨是非曲直。遇有强梁不逊，不听劝告的，就捋起袖子来，向前相助被欺者，抱打不平。张伯苓少年时力气甚大，时常因此打伤人，被打的人找到家里来讲理，张云藻唯有对着人道歉认错，但事后对儿子也不深责，常说：“不可因此伤了他的这一点正义之气。”

早在张伯苓的童年时代，父亲就发现他很有特异之处。由于一生不得志，张云藻就把自己的平生抱负寄托在长子身上，所以他总是谆谆教诲儿子，每天夜晚父子都要谈心，谈得很晚。张云藻对儿子说：“人越是倒霉的时候，越要勤剃头打辫。”这句话对张伯苓一生的影响非常大。

张伯苓幼年，正当家道中落，无力请师入学，而张云藻因为在几处兼任家馆，终日奔走，又不能携带儿子就读。

当时有个同族儿童张竹坡，家道殷富，他的父亲在善堂里当会董，很有钱，为他请了一位家馆先生，教他念书，张云藻就为张伯苓商请在他家就馆。读了一个时期，因为他家富家儿郎，不喜欢读书，常常逃学。他家因想，花了那么多钱，请来了老师，自家的孩子不好好念书，倒看着别人家的孩子在那里勤学苦读，太不合算了，就把老师给辞退了，张伯苓因此失学了。

后来有位义学刘老先生，设馆专招收贫寒子弟就读，张伯苓因此得在那里就馆，直到后来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后来刘老先生逝世，张伯苓怀念师恩，几十年来，一直与刘家通家往来不断。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因脑溢血病逝。1961年，张伯苓夫人王淑贞去世。1962年4月5日清明节，张伯苓夫妇骨灰安放仪式在天津举行，后迁北仓烈士陵园。

1975年4月5日清明节，蒋介石告别人世的这一天，除亲人外，他最终挂念的人就是张伯苓。因为此日是张伯苓的百年冥诞。

2.黄侃

黄侃是语言文字学家、国学家。

1886年4月3日，成都城内金玉街三道会馆，四川盐茶道黄云鹄家里发生了一件大喜事，67岁的他又生了一个儿子。他原先生了四个儿子，结果夭折了三个，只剩下一位儿子黄乔年，而且已经35岁了。现在，他又老年得子，所以十分高兴。黄侃系庶出，其生母周氏原是黄家女仆，后被收为副室。

黄云鹄（1819—1898），湖北蕲春县青石镇大樟树村人，北宋时期黄庭坚十七代裔孙，咸丰三年癸丑科（1853年）进士，官至四川盐茶道，清廷二品大员，是晚清著名学者，一生著述甚丰，有多部著作传世。他主张“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为官清廉正直，执法严谨，不畏强暴，被世人誉为“黄青天”。因不与当时官场同流合污，得罪了权贵，黄云鹄的官越做越小，最终辞官返籍，回湖北潜心经学、书法。为两湖、江汉、经心三个书院院长，是晚清重臣张之洞的密友。

黄侃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十，父母叫他“季生”“十子”，社会上称“黄十公子”。他自幼颖异，聪明过人。黄侃满周岁时，田氏和周氏商量，要测测孩子将来的志向，依当地习俗，办了个“抓周”。除家人外，黄云鹄还请了在成都的亲朋好友。客人聚齐后，田氏端出了托盘，里面盛有糖果、刀剑、笔砚、剪子、金银、布匹等，依次陈列，把托盘放在床上，然后将黄侃放在床的一角，全家人和来客均上前围观。黄侃瞪着乌黑的大眼睛，望着围观的人，时而笑笑，时而摇摇小手，在两位母亲的引导下，沿垫单爬向托盘，到了托盘前，他停了下来，望着父母笑了笑，在围观人的哄闹声中，黄侃的一只小手衬在垫单上，另一只小手抓向笔墨。见此，黄云鹄笑着说：“十子将来要伴笔墨生涯，黄家儒业根本当不会断绝。”

小黄侃天资聪颖。当年，年仅5岁的黄侃随父亲黄云鹄去成都武侯祠游玩，回家之后竟然将祠壁上的绝大部分楹联朗声背诵了下来，黄侃的这一举动令父亲欣喜万分又惊诧不已。父亲发现，黄侃的读书天赋好像是与生俱来的，他9岁时便能读《诗经》，日逾千言；10岁便已读完“四书五经”，被人称为“神童”。

有一年清明节，黄侃出南京郊外游览。郊野有许多扫墓者，一处坟墓地上，竟然有两姓后裔为争夺坟地而大打出手，死伤多人。

黄侃十分感慨，改写了南宋诗人高翥《清明》诗以嘲讽“逞勇斗狠”的孝子孝孙。高翥的原诗是：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碧血化成红杜鹃。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黄侃的改诗为：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打架各纷然。毡帽撕作黑蝴蝶，鼻血化成红杜鹃。日落死尸横冢上，夜归儿女哭灯前。人生有架须当打，不打何能到九泉。

3.陈达

陈达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口学家。1892年4月4日，他出生于杭州余杭县连坝塘乡里河村一个贫民家庭。陈达的父亲陈陞纶，母亲姚氏，都世代务农，不识字。

1899年，7岁的他在里河村的私塾读书。1905年，13岁的他入余杭县城刚创办的高等小学堂，无论寒暑，每天起早摸黑，步行十五六里赶到学校，得到校长姚仲寅的赏识。受其资助，于1910年以优异成绩在高小毕业，被保送到省城杭州府中学堂，跳班插入初二。

1910年，18岁的陈达和姚仲寅的女儿姚成（姚梧荪）结婚。1911年，陈达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16年，陈达从该校毕业后赴美。先后毕业于美国的立德学院、哥伦比亚大学。1923年，31岁的他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正式公布后，文化艺术和思想理论出现了新气象。

1957年初，一批社会学教授开始大胆地提出恢复社会学的建议。3月24日，劳动干部学校召开了座谈会，讨论陈达一篇关于人口问题论文的提纲。由此可见，陈达的科学研究工作又活跃起来了。4月5日，民盟中央主办的《争鸣》月刊邀请陈达等科学家开了一个座谈会。4月10日，《新建设》召集社会学问题座谈会，陈达等20多人参加了会议，费孝通主持了会议，讨论“关于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几点意见”，着重谈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问题。

《新建设》杂志原名《中国建设》，由一些知名民主人士创办，以团结学术工作者、促进新中国建设为宗旨。1947年创刊，1949年9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同年9月8日，《中国建设》改名为《新建设》复刊出版。费青任杂志编委会负责人，吴晗、费孝通、雷洁琼、钱伟长、钱端升等人任编委。为扩大杂志影响，编辑部工作人员将这期杂志直接送到全国政协会场，分发给每个委员。应吴晗之邀，毛主席为《新建设》题写了三幅刊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