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英国著名女作家费伊·韦尔登1967年的文坛首秀《食戒》（又译《胖女人的笑话》）中文版问世后，进一步引起人们对于两性关系、节食减肥等问题的热议。

已近耄耋之年的韦尔登著作颇丰，其作品探讨两性关系，关注弱势一方。她关注女性权利与福祉，但是不赞同极端的女权主义观点。记者对她进行采访后，感到她赞同的是男女“同权不同质”，认为不应当因为争取女权而否认女人自然的特质。与西蒙娜·德·波伏瓦不同，韦尔登更倾向于女人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塑造的。

或许，女权运动最主要的意义在于，让女性真正获得受教育及工作的权利，有资格获得平等、独立与尊严，而且拥有选择做家庭主妇或是外出工作的自由而不受责难。

处女作展现女性困境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1967年的文坛首秀《食戒》近期在中国出版后，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对于女人来说，吃或不吃、减或不减，一直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美食大国，爱情和美食常常密不可分。正如您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一样，节食意味着新的生活方式的开启，然而，当我们不能一起吃了，或者说吃不到一块的时候，生活往往变得索然无味。当时您是在什么情况下想到要写这样一部作品的？

韦尔登：《食戒》是我大约半个世纪前的作品。自21岁离开大学后，我身为单身母亲，其实一直在为生存而挣扎，但我当作广告文案撰稿人突然大获成功，几乎一夜迈入中产阶层。生活的美妙和不平都给我灵感。于是，我34岁新婚燕尔时开始创作《食戒》。此后，我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是相同的灵感来源。

女人真的相信自己的幸福取决于身材吗？胖或瘦、多或者少一两英寸真有那么大的分别吗？我让笔下的主人公爱丝特（Esther）发出这样的疑问。

爱丝特是我的一个缩影：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近40岁，正在节食。我当时认识的大多数女人都是这样。我想要通过《食戒》向她们解释其困境。我看到，大多数妻子注定要一辈子持家， 即使在孩子们长大离开家庭之后也依然如此。

在我和爱丝特看来，中产阶级——举行宴会的阶层——中的太多女性都没有必要过于重视自己的身材和体重，为这种想法所累。在女性很少外出工作赚钱的时代，大多数女性在接受完教育后到结婚前几年间可能外出工作，而结婚后就成为全职家庭主妇。她们的生存先是依靠父亲，然后就是丈夫， 因而很担心丈夫会被更年轻、更有魅力的人抢走。所以，如俗语所说，“莫让红颜凋谢”就显得十分主要。无论当时或现在， 哪个女人想发胖呢？苗条意味着青春、处于良好的状态、活力、金钱， 而肥胖则与衰老、懒惰和消沉相联系。

美貌一度是女人获得男人欢心和金钱的途径。在女人数量多于男人、女人收入微薄而男人是家中顶梁柱的时代尤其如此。

如同我一样， 爱丝特忍受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女性的遭遇。我们那个时候很害怕自己嫁不出去，真相是这样不但会蒙受屈辱，而且会陷入经济窘境。正如当时的名作家萧伯纳所观察到的那样，“女人的义务是尽早结婚，而男人的义务是尽可能保持单身”。

50多年前，生长于西方的爱丝特决定放弃节食而长胖、变得不修边幅。这是卡尔·荣格所说的“反向转化”（enantiodromia）的一个例子，意即一个人其实痴迷于某一行动，但是却突然转去做完全相反的事情。

爱丝特现在如此享受廉价却让她感到舒服的食物，徜徉在脂肪和糖的全球里。穷人的饮食富含碳水化合物，而富人则相反，其结果自然就是穷人往往很胖，而富人身材苗条。

准备宴会的为人妻者需要保持身段苗条、外表整洁，以免丈夫误入歧途，被更年轻、更风趣、更苗条的人抢走。如果以离婚告终、丈夫离开妻子，人们往往会归咎于妻子，认为她没有保持容颜，没有努力留住丈夫的心。如果妻子要离开丈夫，那么房子、财产和孩子都要归丈夫所有。这就可以理解为何那个时候很少有女人要求离婚。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67年的爱丝特向命运抗争。爱丝特是我的代言人，也是我们这一代很多女性的代言人。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了节食这一共通之处，您的生活似乎与当时的大多数女性很不一样。您怎么平衡职场生活与家庭生活呢？

韦尔登：我自己的生活和她们颇为不同。我来自新西兰，能看到女性的生活是可以有所改变的。

写作《食戒》的时候，我的孩子们还小，家里又没有洗衣机。我当时的丈夫是位艺术家，他的耳朵难以容忍家用电器的声音，当时那种打字机发出的声音也包括在内。因此，《食戒》是我用笔和纸写出来的。我每天一大早都是在家人还没有起床时就在炉火边写作。

白天，我把三个孩子留给保姆照顾。我工作的内容是做好广告策划，为客户盈利。午饭时间，我每周都会有两顿吃着最奢侈的食物。下午我计划着怎么让孩子们安睡，然后按照当时烹饪专家伊丽莎白·大卫的食谱为丈夫和客人准备晚宴。现在回想起来，我惊叹自己当时精力那么充沛。

我很快也涉足电视剧编辑和电视广告。但在这个以男性为主的工作环境中，我开始意识到女性在巨大程度上仍然受到一些成见的影响。比如人们认为，妻子赚的都只是“零花钱”，因而对其征收重税。人们还认为，任何一个女人的背后都有一个男人为她埋单。

我接受升职却受到一个男同事的责难，说我抢了男人的饭碗。实际上，我在这个工作环境中的存在对他而言就是一种痛。然而据我了解，那时候工薪阶层的很多女性，无论是未婚、离婚还是被遗弃、身有残疾者，往往才是养家糊口的人，她们做着卑微的工作，拿着微薄的收入——清洁、护理、洗衣、烹饪、打字等，本来也是她们传统妻子角色的延伸——而且根本没有得到任何男人的支持。人们对她们视而不见而且加以拒绝，甚至广告商也会忽略她们，因为从她们身上无利可图。我觉得，自己当作作家，就是要打破造成女性无助感的种种迷思。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时您的作品也引起了争议，而且有人对您的个人生活产生了误解。

韦尔登：创作《食戒》后，我不是很受欢迎。男人们对这部作品的愤怒让我吃惊。在一些聚会上，如果我走进房间，一些男人甚至会掉头走开，不愿与我共处一室。在他们看来，宣扬女人除了熨烫男式衬衫还可以做其他事情，是一种大不敬，好像恒星从此不再升起似的。

有些人以为，我写出这样的小说，首先是我自己有严重的超重问题。这种说法并不错：我一辈子或多或少都在“节食”。我婚姻有问题？本来不然。但是正如爱丝特在书中所说：“婚姻就像是背在我身上的一座制度大山，这个负担过于沉重。”“她感到婚姻仿佛化作一股压倒性的力量向她袭来，在这股力量之上，承载着整座人类文明大厦，包括城市与国家、知识与宗教、金融与法律；除此之外，还有文明的浮华、狂热的激情和人类的繁衍。……当她向自己丈夫的权威发起挑战时，她实际上是在与自己所知道的整个全球为敌。”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50年后的今天，女人的身材、外表似乎依然很主要。

韦尔登：在大街小巷遍布照相机的情况下，今天的女人们自然很在意自己外貌上的不足。只有少数人是天生丽质，但是大家总是被天生丽质者的美照所包围。

现代女性可以自食其力，或者说至少社会也是这么期望的。男人在她们的生命中不再像以前那样不可或缺。在自拍盛行的当下，女人之间竞争的重点开始变化，以前是为了争取男人，现在是要让其他女性叹为观止，对“节食”的强烈需求尤胜以往。厌食症成为一个问题。

书中的爱丝特不再节食， 这对她苗条、优雅的朋友菲利斯（Phyllis）来说非常可怕。菲利斯认为，爱丝特因为纵容自己发胖而失去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处于节食中的菲利斯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正在提升。今天西方的节食者仍然有这种想法。我想，现在东方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这么想。

从“复仇男人”到“同情男人”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1983年所著《女魔头的人生与爱情》一书风靡英美文坛（小说主人公原本是一位家庭主妇，平日恪尽职责相夫教子，却饱受家人的轻贱，并被丈夫抛弃，后来她摇身一变，整容实施报复计划，将前夫玩弄于股掌之间，反倒坐享一切）。书中似乎既有女权主义思想，又有对于它的质疑。该书在出版36年后仍然畅销，在很多读者中引起共鸣，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韦尔登：创作《女魔头的人生与爱情》的时候，我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女权主义者。我认为这部小说在更大意义上是关于妒忌而非复仇。丑女自然容易嫉妒美女，因为美女们往往得到最好的男人、最棒的工作、最佳的爱情。相貌平庸者或许是天生丽质者的10倍之多，但是后者获得的关注是前者的10倍，在书中、荧屏上或是政治上均是如此。

妒忌令人感到痛苦，但报复不是解决之道。唯一的办法就是成为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