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以后，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文人做官后，梦寐以求的想得到一个谥号——文正。而作为统治者的，是绝对不会轻易把这个谥号赐赠给臣子的。能得到这个谥号的人，不管是本谥还是追谥，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他们都是在文坛声名鹊起、在政坛功绩斐然、在民间深受敬仰的人。 宋代的谥举乃是承唐谥之风，经历了从文贞到文正的变化，据史书言是为避名讳故。自此之后，“文正”之谥可以说经元、明、清前后四朝相续不断。众人耳熟能详的获得此谥的人有宋代、、司马光等，有等，有等，有、等。司马光言：“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认为文是道德博闻，正是靖共其位，是文人道德的极至。大而言之，经天纬地曰文，内外宾服曰正;小而言之，曰文，忠直守节曰正。《逸周书?谥法》对于“文正”二字做了全面系统、精辟独到的解释，在此不一一阐述而尽。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中国的汉字是字音藏义、字形藏理的，文化的“文”加正直的“正”是政治的“政”字。我们再回头去看这些人在历史长河中为世人所留下的光辉轨迹。范仲淹，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为政清廉，刚直不阿，官至参知政事，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遗《集》传世。耶律楚材，元代著名民族政治家，促进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人，官至尚书右丞，撰《湛然居士文集》留世。 方孝孺，明代著名文学家，刚直不屈，孤忠赴难，被诛十族，官至文学博士，传《逊志斋集》于世。曾国藩，清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晚晴四大名臣之首，官至武英殿大学士，著《冰鉴》存世。这些人的共性是在文学方面具有极高才能，最终在政治方面颇有建树居于高位。“文”、“正”、“政”三者之间的关系，由此亦可窥其一斑。 文化的内涵无比丰富，粗略浏览便可看到十几种定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术界也是意见纷纷，莫衷一是。“文”之一字，我们姑且说它为文字、文章、文学、文艺、文化，都是界定内的合情合理，无可厚非。不管是文字、文章、文学、文艺它都是文化的一种形式而已。 图片来源于网络 魏文帝在《典论·文论》中有言曰：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他认为文章有两大社会功能：一是“经国之大业”，有利于治国;二是“不朽之盛事”，有益于立身。这是首次将文学与治国大业和自我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连结在一起，富有一种威严浩大的帝王气，使得文学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为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指出：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因为“自觉”，才走向了自觉时代的前奏，提高了文学的地位。文学地位的提升，又增强了文学自觉意识，从而增强了治国大业的文化精神。 宋代著名理学家周敦颐在《通书?文辞》中指出：文所以载道也。文以载道是文学社会作用的深刻表述。一篇文章、一部文学作品如果我们将眼光仅仅停留在这篇文章上、这部作品里，那我们看不到更高远的东西，收获不了更深层次的东西。借用佛家《楞严经》中的话来说：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当应看月。若复观指以为月体，此人岂唯亡失月轮，亦亡其手指。“文”与“道”的关系，正如这手指与明月的关系，我们应当顺着手指看到更高远处的“月亮”，而不是停留在“手指”上。这充分说明了文化作为一种介质的指引作用，通过习“文”将其所载之“道”充分体悟出来，然后付诸实践，经世致用。 文化是增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软实力。上世纪朱光烈先生在《知识就是力量吗?》一文中提出了一个被认为是时代性的命题，即“文化就是力量”。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所提出的未来发展和繁荣文化的总纲领是“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习近平同志在多次讲话中要求领导干部要“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并且提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等具有深远指导思想的论断。 图片来源于网络 可以说一定的社会文化是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而政治又通过社会舆论引导文化的方向，二者是相互交融、不可分割的。至此，我们回归到“文”“正”“政”三者之间的关系话题，可以确切地说习文以养浩然正气，“文”“正”相融以从“政”。李昉、范仲淹、司马光、耶律楚材、方孝孺等、曹振镛、曾国藩等人，博学多才(文)而又直道不挠(正)，最终蜚声文坛、显赫政界、留名后世，若无其文抑或不足以为政也。古为今鉴，我们当勤以广才，善养正气，积蓄文化力量以为政治建设服务。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为什么要将三个女儿都嫁给?难道只是想成为?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东西两汉400多年的江山，外戚干政始终贯穿其中，从开始将自己的外甥女嫁给儿子，开了外戚进入政权的大门，、、的首位皇后无一例外，都是的母亲或祖母为了同辈的富贵而指派同族的女子嫁给皇帝，这个方法成为外戚获得富贵最简单可行的方法。 到了东汉，支撑东汉政权的三驾马车是外戚、宦官、氏族。宦官与世俗都有身份的限制，也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而外戚只要把女性亲戚嫁给皇帝就能得到外戚的地位，进一步成为朝廷的权臣，东汉末年的、都是外戚掌权的先例，而嫁女儿给皇帝成为最简单可用的办法。于是，东汉末年曹操将他的三个女儿全部嫁给了汉献帝，首先从身份上成为了显赫的皇亲国戚。 曹操自从迎接汉献帝到之后，成为汉末最有权势的权臣，起初曹操对汉献帝的态度非常毕恭毕敬，与大臣对待皇帝的态度一样，这让东逃西藏缺衣少食的汉献帝非常感动，觉得遇到了忠臣，但，随着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打下的地盘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强大时，曹操开始有些肆意妄为了，这也让汉献帝感到不满，毕竟他才是东廷正统的皇帝。 于是就有了“衣带诏”事件。公元199年，汉献帝用鲜血写出诏书，放在自己的衣袋里，并将它秘密传给董承。董承对外宣称接受了汉献帝衣袋中密诏，与吴硕、王子服，等人谋杀曹操，结果还没起事，就被曹操诛杀。这一事件为曹操敲响了警钟，因为董承是汉献帝的岳父，董承的女儿是汉献帝的妃子，董承是标准的外戚。 这对曹操来说就是一场“外戚”干政的事件，既然外戚权势这么大，那么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当外戚呢?于是曹操将他三个女儿都嫁给了汉献帝。 这个时候的汉献帝基本上形同傀儡，宫中的武士都是曹操的部下，朝廷的官员都是曹操的亲信，而唯一不安全的因素，汉献帝的皇后子也被曹操换成了自己的女儿，这下汉献帝彻底沦为了曹操的傀儡，曹操这样做并非只是为了简单成为外戚，将女儿嫁给皇帝对于曹操还有诸多好处。 首先，杜绝皇帝身边产生不安定的因素，汉献帝的皇后级妃子都是自己的女儿，自己的女儿，曹操总信得过，而自己女儿的亲戚也就是曹操的亲戚，算起来都是曹操的人，不会带来一些不受掌控的大臣，故不会对曹操的地位产生威胁。 第二，东汉有外戚掌权的传统，现在曹操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汉献帝，自己就是外戚，同时也是掌权的权臣，曹操可以名正言顺地掌握政权。 第三，曹操为了自己的名声，曹操生前一直否认篡位，不仅向天下人写下《让县自明本志令》以示自己不会篡位，而在行动上曹操封魏王，离皇帝仅一步之遥，为了向天下人证明自己不会篡位，而将自己的女儿全部嫁给汉献帝，表明自己只是掌权的外戚而已。 第四，早早将女儿全部嫁给汉献帝，也有让汉献帝不宠幸其他妃子的原因，因此不管曹操自己或者是否篡位，汉献帝都是在的掌控之中了。 曹操不愧是枭雄人物，做事狠辣，果决，也因此其手下谋士如云，猛将如雨，但都为曹操马首是瞻。若非其后人不识奸臣本色，江山还不会被司马家夺去。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