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思想古已有 唐太宗舟水之论并无创新
孟子的这一论断，又为其后历代的史实所一再证明，实为百代不易之定论。
前人的古训流传至今，已成为世人熟知的常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然而这一“常识”实在非同小可，切不可。
民心之向背，关乎国家兴亡、治乱盛衰，历代明君贤臣对此多有论列，无不以为“民心国之命脉也，国家之安危系焉”。
早在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初年，时去“商纣之亡以民”的殷鉴不远，封蔡仲为诸侯时，就满怀忧惧地告诫蔡仲：“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
”意思是说，上天对于人并没有亲疏，唯有有德者才能得到上天的辅祐;民心并不是永远不变的，只有不断地给他实实在在的好处，才能对你心怀感念。
这是西周早期最高统治者惩前毖后，念念不忘“商亡以民”的前车之鉴，时刻牢记“周革商鼎”的成功经验，视民心为万世永赖之基。
网络配图 降及春秋，诸侯之强弱全仰民众之聚散、民心之向背，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不争之实。
因此，凡欲强其国、成就霸业的君王，对于如何争得民心就更加关注。
后来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的，曾问其谋臣：“王者以何为贵?”管仲回答说：“贵天。
”齐桓公听后，遂仰而视天。
管仲连忙解释说：“所谓天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
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
《诗》云：‘人而无良，相怨一方。
’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齐桓公纳其言，遂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现今所存诸子百家的著述中，“安民则惠”、“安民而宥宗卿”、“爱民而已”、“仁民而爱物”、“恤民为德”、“恤民不倦”一类的议论，可谓是俯拾皆是。
其中，脍炙人口的就是孟子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在整个封建时代，孟子此语一直是励精图治者的座右铭。
到了，“贵民”之说又发展成为“民本”思想。
如《淮》载：“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则本固，基美则上宁。
”将“民”视为国家的根本。
《刘子》“贵农篇”载：“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
民恃衣食犹鱼之须水，国之恃民如人之倚足。
鱼无水则不得而生，人失足必不可以步，国失民亦不可以治。
”生动地阐明了国与民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概括为政之道，得出结论说：“夫民者，万世之本也。
”根据这个结论，贾谊告诫为政者，为政之要，须切记“民不可欺”、“民不可不畏”、“不可与民为敌”，应时刻以“敬士爱民”为怀。
他说：“凡居于上位者，简士苦民者是谓愚，敬士爱民者是谓智。
夫愚、智，士民命之也。
”指明了怎样做是愚蠢的、怎样做是聪明的，而且到底是愚蠢，还是聪明，要由百姓说了算。
最后，贾谊又举述尧、舜、禹、汤以爱民治天下的经验，桀、纣以虐民失天下的教训，指出：民本不可轻，“轻本不祥，实为身殃”，并大声疾呼“戒之哉!戒之哉!”网络配图 贾谊身处西汉文、景之治的盛世，而能居安思危，以“民本论”来发聋振聩，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贾谊的“民本论”，其说不可谓不精，其理不可谓不明，其情不可谓不真，其意不可谓不切。
然而，其后的为政者，往往不能信而从之，履而行之。
自西汉以后，朝代更迭，江山，多少顶皇冠落地，多少人黄袍加身，历史将“民乃万世之本”的镜鉴研磨的更加明亮。
以降迄于隋唐，其间，虽有时骆统所言“财须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谢渊、谢宏等所陈“国以民为本”;陆凯所论“民者国之根也”;唐贞观时，太宗君臣有四次舟水之论，引古语“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来规诫警醒自己。
然而，多是旧语，并未有所发明。
直至北时期，去汉朝文、景之治一千一百多年以后，名臣石介目睹当时的内忧外患，追考历代史实，再次对“民本”思想作了系统的阐发。
石介在其给宋仁宗所上《论根本策》的奏议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善为天下者，不视其治乱，视民而已。
民者，国之根本也。
天下虽乱，民心未离，不足忧也。
天下虽治，民心离，可忧也。
”揭示了民心之离否，与天下治乱的关系。
然后，又深刻地分析了“天下国家”的本质。
他说：“人皆曰天下国家，孰为天下?孰为国家?民而已。
有民则有天下、有国家，无民则天下空虚矣，国家名号矣。
空虚不可居，名号不足守。
” 进而他又对民与天下存亡、国家盛衰的关系，进行了阐述：“自古四夷不能亡国，大臣不能亡国，惟民能亡国。
”因为，“民，国之根本也，未有根本亡而枝叶存者”。
他列举历史上的教训：“桀之亡以民也，纣之亡亦以民也，秦之亡亦以民也。
”怒斥以往的“昏君庸主，不知民为天下国家之根本，以草莽视民，以鹿豕视民”，最终招致民众离叛、天下国家倾丧的恶果。
同时，他还举示了民心可赖的历史经验。
虽然，“汉有平城之危、诸吕之难、七国之反、之夺”，但是“汉终不亡”，因为“民心未去也”。
尽管“唐有之变、禄山之祸”、“诸侯之叛”，而“唐终不亡”，原因也在于“民心未去也”。
他究其根由说：“四夷、大臣非不能亡国，民心尚在也。
”由于“、文、景，唐太宗，其有以结民心之固”，即汉、唐之初都有一套得民心的政策，虽，而民思汉恩未已，所以“光武乘之中兴”;武氏、、诸侯之乱，“唐已亡矣，而民尚思唐德未已”，所以唐朝终于支撑了近三百年。
网络配图 综合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石介得出了以下结论：“民之未叛也，虽四夷之强、诸侯之位、大臣之势，足以移国、足倾天下，而终不能亡也”;“民之叛也，虽以百里、虽以匹夫，犹能亡国”。
据此，石介诫劝最高统治者，“不敢侮于鳏寡，不可以匹夫待民”，希望宋仁宗洞察历史明鉴，深晓“民乃根本”之理，永存“养民”之“爱心”，采取“择郡县守令”、“省差役、罢支移、停贡献”，“抑兼并、斥游惰”等政策，以“息民之困”来巩固民心，从而实现天下国家的长治久安。
石介的这篇《论根本策》，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可以说是前越古人、后无来者的精彩篇章。
在石介之后，及元、明、清三代，将近八百年的时间里，凡论及“民本”的文章，多是只言片语、支离破碎，无一可取，而没能出其右者。
虽然亦有人曾经尖锐地指出：“人心有神，非可文欺。
真德实义可以系其心，而非虚词矫情所能诱;深仁厚泽可以感其心，而非小术浅惠所能留。
”但是，远不及石介《论根本策》系统、完整。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虽然有孟子、贾谊、石介等有识之士，对“民本”思想作了精辟的阐述，虽然也有一些明君贤臣十分重视“民本”与“民心”，“民本”思想亦可谓是，但是，历代最高统治者中，时常会有人将孟子、贾谊、石介等有识之士的议论，终归是皇帝，庶民终归是庶民，天子总是万岁，百姓只能山呼，其结果总是不以前车为鉴、重蹈覆车之辙，总是一朝一代地让后人哀之。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时至今日，中国古代“以民为本”的思想并没有过时，而且永远也不会过时，因此，回顾并以便继承与发扬古人的思想精华，仍然是一件很有现实意义的事情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龙”频繁出现在明朝正德年间，反映了什么呢？
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龙文化构成了中国的文化本源，龙通常在民间以正义的形象出现，几乎活跃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
正因如此，上至天子下达百姓对龙有一种特殊的情况。
根据史书记载，“龙”在明朝正德年间频频出现，而且多以异像出现。
诸如正德七年六月、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都曾出现异龙现象，“或口吐火，目如炬……吸舟二十余艘，并舟人空中坠地”，或“有物如猪头，其色正绿，堕于上前”等等，几乎都是以一种不祥之兆出现。
现在我们知道，“龙”只是以一种图腾象征存在于社会文化中，现实世界里并不存在“龙”这种生物，那么“龙”频频出现在正德年间反映了什么呢? 石雕龙柱 正德皇帝是明朝第十位皇帝，据《明史》记载，明朝自正统年间以来，国势逐渐衰落，而皇帝又只顾嬉戏游乐，不顾政事，以至于朝纲紊乱。
虽然至王朝危亡，但是无论是朝中还是民间的抱怨之声此起彼伏。
自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天象，而正德年间天象频频出现异像，或许就是朝中官员以及民间百姓故意编纂，由此对皇帝起到警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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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牧简介：战国时期赵国名将，素有“李牧死，赵国亡”之称
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东周在战国后期(公元前256年)为秦国所灭，所以春秋战国时期在时间上并不全然包含在东周王朝里面。
那么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关于的详细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李牧(?-公元前229年)，嬴姓，，名牧，战国时期柏仁(今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人，战国时期的赵国、军事家，与、、并称“”。
战国末期，李牧是赵国赖以支撑危局的唯一良将，素有“李牧死，赵国亡”之称。
李牧生平事迹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先是在赵国北部边境，抗击匈奴;后以抵御秦国为主 ，因在宜安之战重创，得到武安君的封号。
公元前229年，中了秦国的离间计，听信谗言夺取了李牧的兵权，不久后将李牧杀害。
李牧是战国末年东方六国最杰出的将领。
深得士兵和人民的爱戴，有着崇高的威望。
在一系列的作战中，他屡次重创敌军而未尝败，显示了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尤其是赵破匈奴之战和肥之战，前者是中国战争史中以步兵大兵团全歼大兵团的典型战例，后者则是围歼战的范例。
他的无辜被害，使赵国自毁长城，令后人无不扼腕叹恨。
人物生平 大破匈奴 李牧，是赵国北部边境的良将，赵国柏仁人。
长期驻守代地雁门郡，防备匈奴。
他有权根据需要设置官吏，防地内城市的租税都送入李牧的幕府，作为军队的经费。
他每天宰杀几头牛犒赏士兵，教士兵练习射箭骑马，小心看守烽火台，多派侦察敌情的人员，对战士待遇优厚。
订出规章说：“匈奴如果入侵，要赶快收拢人马退入营垒固守，有胆敢去捕捉敌人的斩首。
”匈奴每次入侵，烽火传来警报，立即收拢人马退入营垒固守，不敢出战。
像这样过了好几年，人马物资也没有什么损失。
可是匈奴却认为李牧是胆小，就连赵国守边的官兵也认为自己的主将胆小怯战。
赵王责备李牧，李牧依然如故。
赵王发怒，把他召回，派别人代他领兵。
此后一年多里，匈奴每次来侵犯，就出兵交战。
出兵交战，屡次失 利，损失伤亡很多，边境上无法耕田、放牧。
赵王只好再请李牧出任。
李牧闭门不出，坚持说有病。
赵王就一再强使李牧出来，让他领兵。
李牧说：“大王一定要用我，我还是像以前那样做，才敢奉命。
”赵王答应他的要求。
李牧来到边境，还按照原来的章程。
匈奴好几年都一无所获，但又始终认为李牧胆怯。
边境的官兵每天得到赏赐可是无用武之地，都愿意打一仗。
于是李牧就准备了精选的战车一千三百辆，精选的战马一匹，敢于冲锋陷阵的勇士五万人，善射的士兵十万人，全部组织起来训练作战。
同时让大批牲畜到处放牧，放牧的人民满山遍野。
匈奴小股人马入侵，李牧就假装失败，故意把几千人丢弃给匈奴。
单于听到这种情况，就率领大批人马入侵。
李牧布下许多奇兵，张开左右两翼包抄反击敌军，大败匈奴，杀死十多万人马。
灭了襜褴(chānlán)，打败了东胡，收降了林胡，单于逃跑。
此后十多年，匈奴不敢接近赵国边境城镇。
连却秦军 李牧到朝中任职，约在公元前246年以后。
他曾因国事需要调回朝中，以相国身份出使秦国，定立盟约，使秦国归还了赵国之质子。
公元前245年，逝世，悼襄王继位。
公元前244年，让乐乘代替廉颇大将军之职位，廉颇一怒之下，领军攻击乐乘，乐乘逃走，廉颇也就带领自己部下，投奔去了。
当时，、已死，李牧成为朝中重臣。
公元前243年，赵王派李牧进攻，攻下燕国的武遂(现河北省徐水县西北的遂城镇)、方城(现河北省固安县南)。
公元前242年，赵王派将军庞煖再次进攻燕国，杀死燕将剧辛。
公元前235年，悼襄王逝世，赵王迁即位。
公元前234年，秦大将桓齮攻取赵的平阳(今河北省邯郸市磁县东南)，武城(今山东省武城西)杀赵将扈辄于武遂，斩杀赵军十万。
公元前233年，桓齮又乘胜进击，率军东出上党，越太行山自北路深入赵国后方，攻占了赤丽、宜安(今河北蒿城西南二十里)，进攻赵的后方，直向邯郸进军，形势危急。
赵王迁从代雁门调回李牧，任命其为大将军，率所部南下，指挥全部赵军反击秦军。
李牧率边防军主力与邯郸派出的赵军会合后，在宜安附近与秦军 对峙。
他认为秦军连续获胜，士气甚高，如仓促迎战，势难取胜。
遂采取筑垒固守，避免决战，俟敌疲惫，伺机反攻的方针，拒不出战。
桓齮认为，过去廉颇以坚垒拒王龁，今天李牧亦用此计;秦军远出，不利持久。
他率主力进攻肥下，企图诱使赵军往援，俟其脱离营垒后，将其击歼于运动之中。
李牧洞悉敌情，不为所动。
当赵将赵葱建议救援肥下时，他说“敌攻而我救，是致于人”，乃“兵家所忌”。
秦军主力去肥后，营中留守兵力薄弱;又由于多日来赵军采取守势，拒不出战，秦军习以为常，疏于戒备。
李牧遂乘机一举袭占秦军大营，俘获全部留守秦军及辎重。
李牧判断桓齮必将回救，遂部署一部兵力由正面阻击敌人，将主力配置于两翼。
当正面赵军与撤回秦军接触时，立即指挥两翼赵军实施钳攻。
经激烈战斗，大破秦军。
李牧因功被封为武安君。
公元前232年，秦王再次派秦军入侵，秦军兵分两路攻赵，以一部兵力由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北上，准备渡漳水向邯郸进迫，袭扰赵都邯郸，自率主力由上党出井陉(今河北井陉西北)，企图拊邯郸之背。
将赵拦腰截断，进到番吾(现河北省平山县南)，因李牧率军抗击，邯郸之南有漳水及赵长城为依托，秦军难以迅速突破。
李牧遂决心采取南守北攻，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
他部署司马尚在邯郸南据守长城一线，自率主力北进，反击远程来犯的秦军。
两军在番吾附近相遇。
李牧督军猛攻，秦军受阻大败。
李牧即回师邯郸，与司马尚合军攻击南路秦军。
秦南路军知北路军已被击退后，料难获胜，稍一接触，即撤军退走。
李牧击破秦军的同时，南距韩、魏。
惨遭冤杀 公元前229年，赵国由于连年战争，再加北部代地地震，大面积饥荒，国力已相当衰弱。
秦王嬴政乘机派大将王翦亲自率主力直下井陉(今河北井陉县)，杨端和率河内兵卒，共领兵几十万进围赵都邯郸。
赵王任命李牧为大将军，司马尚为副将，倾全军抵抗入侵秦军。
王翦知道李牧不除，秦军在战场上不能速胜，遂禀告秦王，再行反间故计，派奸细入赵国都城邯郸，用重金收买了那个诬陷过廉颇的赵王迁近臣郭开，让郭开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李牧、司马尚勾结秦军，准备背叛赵国。
昏聩的赵王迁一听到这些谣言，不加调查证实，立即委派宗室赵葱和齐人投奔过来的颜聚去取代李牧和司马尚。
一直信守“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重视独立行事权的李牧接到这道命令，为社稷和军民计而不从，赵王暗中布置圈套捕获李牧并斩杀了他，司马尚则被废弃不用。
赵国临战而亲佞臣诛无辜忠诚良将，只过了三个月，到了公元前228年，王翦乘势急攻，大败赵军，平定东阳地区(约今河北邢台地区)，赵葱战死，颜聚逃亡。
秦军攻下邯郸后，俘赵王迁及颜聚。
赵国公子嘉逃代(今河北蔚县东北)称王。
公元前222年，秦灭代，俘虏公子嘉，赵国最终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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