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元璙是大名鼎鼎的吴越国王钱镠的第六子。
钱镠在位时,他做过宣武军(今河南开封)节度判官,太傅,同中出门下平章事等官。
后其弟,钱镠第七子钱元瓘继承吴越国王之位后,众兄弟尽改“传”为“元”,钱传璙也就改名为“钱元璙”,升检校太师,中书令,开封仪同三司。
后晋封钱元璙为广陵郡王,不及受命而病故。
钱元璙在《资治通鉴》上写的都是他头衔的变化。
他的头衔很长,有40多字,为“苏州刺使、中吴建武军节度、苏常润三州团练使、加检校太师、守太傅、同平章事、侍中、中书舍人、彭城郡王” 。
其中真正管事的,还是苏州刺史和中吴军节度使。
有关钱元璙形貌性格的记载并不多,《吴越备史》中只说他“仪态瑰杰,风神俊迈,性俭约恭靖,便弓马” ,,风度潇洒,谦虚节俭,英勇善战,这个钱元璙也算是个人中豪杰了。
这大概不全是野史的溢美之词,从一则故事中也可见一二。
徐绾起兵背叛钱镠,钱镠派大将顾全武到杨州联络一起对付徐绾。
这显然是个很危险的事,钱元璙当年不过十七岁,却慨然应诺,扮作顾全武的贴身小仆前往。
路过润州时,润州团练使安仁义设宴招待,看顾全武的贴身小仆,聪明伶俐,大为喜欢,要以十个仆人来换钱元璙。
顾全武含糊其辞,不敢多说,半夜里花重金买通守城的士兵,连夜过江。
到了扬州,钱元璙向杨行密“指陈逆顺之理”,杨行密“为之动容”,感概地说:“生子当如钱郎,我之子豚犬耳”。
杨行密不但同意与钱镠结为同盟,还把女儿嫁给了钱元璙。
钱镠统一两浙、定都杭州,建立吴越国后,钱元璙以战功迁升苏州刺史,带兵驻守苏州。
苏州城原为春秋时吴王所筑,系土城,时已残破。
他治理苏州三十年,很有治绩,特别是其于苏州园林建设的贡献,泽被后世。
史书还记载他“俭约镇静,郡政循理”, 使苏州人民。
在经济上,钱元璙“置都水营田使,疏导诸河”,“募民能垦荒田者,勿收其税”,兴修水利,鼓励垦荒,实行了许多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政策,使当时苏州的农业,手工业都有较大的进步,促进了吴地经济的繁荣。
钱元璙及其子钱文奉(钱镠第十一个、钱元璙次子、生于后梁开平二年、公元908年)他们父子俩在苏州六十年,正是苏州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可谓太平盛世,而钱元璙父子也因此而得以同祀沧浪亭五百名贤祠。
钱元璙父子治理苏州时,苏州的水田是全国最好的,曾受到范仲俺的夸奖。
苏州有一支政府组织的营田军,人数达七、八千人,专为田事导河筑堤,也是全国之最。
《吴郡图经续记》的作者朱长文说:“当兵以剽焚之后,而元璙以俭约慎静镇之者三十年,与江南(南唐李煜)接境,而能保全屏蔽者,元璙之功也。
”朱友文觉得,苏州经钱元璙、钱文奉父子前后六十年的经营,成为全国举足轻重的大城市,所以,朝廷对派驻苏州的地方长官人选,常常是慎之又慎,非台阁之贤,谱宪之序,不以轻授。
武肃王钱鏐一生妻妾八人,生有三十个儿子。
谁来接班?以战功而论,钱元璙和钱元瓘不相上下,两人分别出任镇海、镇东节度副使,分守苏州、湖州,地位相当。
两人同年出生,同岁结婚,细细考评,钱元璙还略占优势,当时,元璙有五个儿子,但元瓘因原配夫人马王后没有生育,故得子较晚,元璙是正室夫人所生,元瓘也象他的几个儿子一样是待妾所出;元璙是哥,元瓘是弟。
虽然史家认为钱元瓘在狼山江之战中,充分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但钱镠也许更看重他能理解和接受“子孙善事中原,切勿以中原帝姓多变而改国之大政”的政治路线。
钱元璙尊重父亲的选择,并主动来杭看望钱元瓘。
而元瓘也丝毫没有趾高气扬,以国王自居,而是以弟弟的身份说:“这位本是兄长的”。
元璙则谦虚地说:“父王决定很正确,你是”。
这在当时朝中和各藩国为继位而兄弟相残之际,元璙能做到这一点,实在不容易,因而,两人都被对方的话所感动,,。
钱元璙在苏州一住就是三十年,认真做好他的苏州刺史。
钱元璙除了经略苏州地方建设外,还“颇以园池草木为意,建南园、东圃及诸别第” 。
《吴郡图经续记》说元璙“好治林圃, 釃流以为沼,积土以为山,岛屿峰峦,出于巧思,求致异木,比及积岁,皆为合抱,亭宇台榭,值景而造,所渭三阁,名品甚多,二台、龟首、旋螺之类”。
因而, 苏州的园林史应该为元璙父子留下一笔。
连苏州的标志性建筑——虎丘塔也是他们坐镇苏州时修建的。
同光二年(公元924年),钱镠将苏州升格为中吴军时,顺手又将原属苏州的嘉兴县升格为开元府,兼领嘉兴、华亭两县。
元瓘接位后,立即罢开元府,将嘉兴、华亭、海盐、依然划归中吴军管辖,显然是安抚一下钱元璙,有兄弟之间共享富贵的意思,当钱元瓘大位坐稳后,又将嘉兴、华亭、海盐三县划出,另置秀州府。
为了确保苏州的安全,钱镠还派梅世忠、李开山两员大将屯兵苏州府属常熟东北三十多里外的许浦上游,由于驻军,老百姓也逐渐聚集,慢慢形成了一个集市,因这两位将军治军严格,深得老百姓的爱戴,这个集市就以两将之姓冠名,设了梅李镇。
元璙之后,其子文奉袭父职,又继续经营了数十年,从此,苏州以园林享誉中国。
杭州、苏州两个都市的发展,使吴越的繁荣更加深入国人之心,“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成了中国人的共识。
但苏、杭在五代前名声并不显赫,有了长江三角洲的繁荣,有了几代人对西湖的开发,特别是有了西湖的秀丽和苏州园林的精美,才使有共享“人间天堂” 的美誉。
千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告慰苏杭的奠基者:苏州、杭州已经成为华夏大地上两颗璀灿夺目的,即使此外别的什么也没做,您们也已经为中华民族后代子孙造福无穷而可以自豪了。
说到秀州,自然会使人想到耸立在南湖上的“烟雨楼”,南湖不仅以中共一大会址之一而闻名天下,也以由中共元老董必武题写楼名的“烟雨楼”而声名远播,而这座楼最早是钱元璙为了“以馆宾客”而建造的,应该不是一时的。
从现在的眼光看,钱元璙可谓是一个狂热的园林建筑爱好者。
他在苏州时,建起了苏州发展史上最大的园林——南园。
《吴郡志》载:“南园,吴越广陵王元璙之旧圃也。
王禹俑为长洲县令,尝携客醉饮,”有诗曰:“天子伏贤是有唐,镜湖恩赐贺知章。
苏州的名园,如苏舜钦构筑的沧浪亭、创建的郡学之庙,都是南园的一部分,南园之大可见一斑。
钱元璙何时在南湖边建楼已无可考证,但肯定在其统治苏州期间。
《十国春秋》说:“元璙作金谷园以娱老,又建烟雨楼于滮湖之上。
”明《秀水县志》说:“元璙筑台鸳湖之畔,以馆宾客。
”他在南湖边筑楼是为了“馆宾客”,可见他长年住在苏州,只是在公务之余,邀上亲朋好友,在南湖畔作几日休闲之游。
在其心目中,其地位是远远不及苏州南园的吧。
建立后,吴越归顺大宋,保境安民,嘉兴也因此而避免了兵火之灾。
当年的上海县属松江府,而当时的松江府又归秀州管辖,而秀州时而独立时而又归苏州管辖,所以今日作为“长三角”中心的上海如此繁荣,也与钱元璙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钱元璙父子经营苏州六十年,“一时才艺多依之”是有成果的。
龚明之《中吴纪闻》记云:“(钱氏父子)皆为中吴军节度使,开府于苏。
推官是节度使幕僚,按照级别,依次有行军司马、副使、判官、支使、掌书记、推官、巡官等。
但这四个小秘书的孙儿辈,却是北宋鼎鼎大名的人物,丁守节,其孙,贵为丞相。
陈赞明,其孙陈子奇,官至太子中台,被称为“吴下三贤人”,家住阊门。
谢崇礼,其儿子谢涛,官至太子宾客,属东宫官属。
王鏊《姑苏志》对这一现象称赞不己,很羡慕“其子孙皆至大官”。
所以现代史家也认为:时至北宋,以两浙之境而论,苏州最出人才,这与钱元璙、钱文奉幕府有着或多或少的渊源关系。
钱元璙虽不在三代五王之列,但他对吴越国内部的团结统一,对吴越国百姓的安宁幸福和今日苏州及“长三角”的繁荣是有特殊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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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龙文化构成了中国的文化本源,龙通常在民间以正义的形象出现,几乎活跃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
正因如此,上至天子下达百姓对龙有一种特殊的情况。
根据史书记载,“龙”在明朝正德年间频频出现,而且多以异像出现。
诸如正德七年六月、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都曾出现异龙现象,“或口吐火,目如炬……吸舟二十余艘,并舟人空中坠地”,或“有物如猪头,其色正绿,堕于上前”等等,几乎都是以一种不祥之兆出现。
现在我们知道,“龙”只是以一种图腾象征存在于社会文化中,现实世界里并不存在“龙”这种生物,那么“龙”频频出现在正德年间反映了什么呢? 石雕龙柱 正德皇帝是明朝第十位皇帝,据《明史》记载,明朝自正统年间以来,国势逐渐衰落,而皇帝又只顾嬉戏游乐,不顾政事,以至于朝纲紊乱。
虽然至王朝危亡,但是无论是朝中还是民间的抱怨之声此起彼伏。
自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天象,而正德年间天象频频出现异像,或许就是朝中官员以及民间百姓故意编纂,由此对皇帝起到警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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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东周在战国后期(公元前256年)为秦国所灭,所以春秋战国时期在时间上并不全然包含在东周王朝里面。
那么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关于的详细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李牧(?-公元前229年),嬴姓,,名牧,战国时期柏仁(今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人,战国时期的赵国、军事家,与、、并称“”。
战国末期,李牧是赵国赖以支撑危局的唯一良将,素有“李牧死,赵国亡”之称。
李牧生平事迹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先是在赵国北部边境,抗击匈奴;后以抵御秦国为主 ,因在宜安之战重创,得到武安君的封号。
公元前229年,中了秦国的离间计,听信谗言夺取了李牧的兵权,不久后将李牧杀害。
在一系列的作战中,他屡次重创敌军而未尝败,显示了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尤其是赵破匈奴之战和肥之战,前者是中国战争史中以步兵大兵团全歼大兵团的典型战例,后者则是围歼战的范例。
他的无辜被害,使赵国自毁长城,令后人无不扼腕叹恨。
人物生平 大破匈奴 李牧,是赵国北部边境的良将,赵国柏仁人。
他有权根据需要设置官吏,防地内城市的租税都送入李牧的幕府,作为军队的经费。
他每天宰杀几头牛犒赏士兵,教士兵练习射箭骑马,小心看守烽火台,多派侦察敌情的人员,对战士待遇优厚。
订出规章说:“匈奴如果入侵,要赶快收拢人马退入营垒固守,有胆敢去捕捉敌人的斩首。
”匈奴每次入侵,烽火传来警报,立即收拢人马退入营垒固守,不敢出战。
像这样过了好几年,人马物资也没有什么损失。
可是匈奴却认为李牧是胆小,就连赵国守边的官兵也认为自己的主将胆小怯战。
此后一年多里,匈奴每次来侵犯,就出兵交战。
出兵交战,屡次失 利,损失伤亡很多,边境上无法耕田、放牧。
李牧说:“大王一定要用我,我还是像以前那样做,才敢奉命。
匈奴好几年都一无所获,但又始终认为李牧胆怯。
边境的官兵每天得到赏赐可是无用武之地,都愿意打一仗。
于是李牧就准备了精选的战车一千三百辆,精选的战马一匹,敢于冲锋陷阵的勇士五万人,善射的士兵十万人,全部组织起来训练作战。
同时让大批牲畜到处放牧,放牧的人民满山遍野。
匈奴小股人马入侵,李牧就假装失败,故意把几千人丢弃给匈奴。
李牧布下许多奇兵,张开左右两翼包抄反击敌军,大败匈奴,杀死十多万人马。
灭了襜褴(chānlán),打败了东胡,收降了林胡,单于逃跑。
连却秦军 李牧到朝中任职,约在公元前246年以后。
他曾因国事需要调回朝中,以相国身份出使秦国,定立盟约,使秦国归还了赵国之质子。
公元前244年,让乐乘代替廉颇大将军之职位,廉颇一怒之下,领军攻击乐乘,乐乘逃走,廉颇也就带领自己部下,投奔去了。
公元前243年,赵王派李牧进攻,攻下燕国的武遂(现河北省徐水县西北的遂城镇)、方城(现河北省固安县南)。
公元前242年,赵王派将军庞煖再次进攻燕国,杀死燕将剧辛。
公元前235年,悼襄王逝世,赵王迁即位。
公元前234年,秦大将桓齮攻取赵的平阳(今河北省邯郸市磁县东南),武城(今山东省武城西)杀赵将扈辄于武遂,斩杀赵军十万。
公元前233年,桓齮又乘胜进击,率军东出上党,越太行山自北路深入赵国后方,攻占了赤丽、宜安(今河北蒿城西南二十里),进攻赵的后方,直向邯郸进军,形势危急。
赵王迁从代雁门调回李牧,任命其为大将军,率所部南下,指挥全部赵军反击秦军。
李牧率边防军主力与邯郸派出的赵军会合后,在宜安附近与秦军 对峙。
他认为秦军连续获胜,士气甚高,如仓促迎战,势难取胜。
遂采取筑垒固守,避免决战,俟敌疲惫,伺机反攻的方针,拒不出战。
桓齮认为,过去廉颇以坚垒拒王龁,今天李牧亦用此计;秦军远出,不利持久。
他率主力进攻肥下,企图诱使赵军往援,俟其脱离营垒后,将其击歼于运动之中。
当赵将赵葱建议救援肥下时,他说“敌攻而我救,是致于人”,乃“兵家所忌”。
秦军主力去肥后,营中留守兵力薄弱;又由于多日来赵军采取守势,拒不出战,秦军习以为常,疏于戒备。
李牧遂乘机一举袭占秦军大营,俘获全部留守秦军及辎重。
李牧判断桓齮必将回救,遂部署一部兵力由正面阻击敌人,将主力配置于两翼。
当正面赵军与撤回秦军接触时,立即指挥两翼赵军实施钳攻。
公元前232年,秦王再次派秦军入侵,秦军兵分两路攻赵,以一部兵力由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北上,准备渡漳水向邯郸进迫,袭扰赵都邯郸,自率主力由上党出井陉(今河北井陉西北),企图拊邯郸之背。
将赵拦腰截断,进到番吾(现河北省平山县南),因李牧率军抗击,邯郸之南有漳水及赵长城为依托,秦军难以迅速突破。
李牧遂决心采取南守北攻,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
他部署司马尚在邯郸南据守长城一线,自率主力北进,反击远程来犯的秦军。
李牧即回师邯郸,与司马尚合军攻击南路秦军。
秦南路军知北路军已被击退后,料难获胜,稍一接触,即撤军退走。
惨遭冤杀 公元前229年,赵国由于连年战争,再加北部代地地震,大面积饥荒,国力已相当衰弱。
秦王嬴政乘机派大将王翦亲自率主力直下井陉(今河北井陉县),杨端和率河内兵卒,共领兵几十万进围赵都邯郸。
赵王任命李牧为大将军,司马尚为副将,倾全军抵抗入侵秦军。
王翦知道李牧不除,秦军在战场上不能速胜,遂禀告秦王,再行反间故计,派奸细入赵国都城邯郸,用重金收买了那个诬陷过廉颇的赵王迁近臣郭开,让郭开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李牧、司马尚勾结秦军,准备背叛赵国。
昏聩的赵王迁一听到这些谣言,不加调查证实,立即委派宗室赵葱和齐人投奔过来的颜聚去取代李牧和司马尚。
一直信守“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重视独立行事权的李牧接到这道命令,为社稷和军民计而不从,赵王暗中布置圈套捕获李牧并斩杀了他,司马尚则被废弃不用。
赵国临战而亲佞臣诛无辜忠诚良将,只过了三个月,到了公元前228年,王翦乘势急攻,大败赵军,平定东阳地区(约今河北邢台地区),赵葱战死,颜聚逃亡。
公元前222年,秦灭代,俘虏公子嘉,赵国最终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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