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觉之一,认为康熙是最有作为的一位封建帝王。
如果把中国的大门关起来看,的确是这样,康熙很有作为;但如果把康熙放到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去看,则另当别论了。
评价一位决定和影响国家命运的历史人物,不能撇开他所处时代的世界发展潮流这个参照系。
康熙在位长达60年(公元1662—1722年),正处于17、18世纪之交。
遥远的欧洲,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孕育了工业革命。
对于西方世界正在发生的这场历史性巨变,反应灵敏与迟钝,可以举出一例来进行比较。
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五月,和康熙同时代的沙皇,正在北方海边荒滩上搭建一座小木屋,他要在这个小工棚内住下,亲自指挥大批劳工在涅瓦河出海口的三角洲上建造一座“开放口岸”,以大量引进西欧列强自工业革命以来所取得的各种先进成果。
彼得一世登基时,沙俄尚处在封建农奴制阶段,中国清朝的封建制度比沙俄“先进”。
但彼得一世受到欧洲工业革命的震撼,激发了他强烈的变革图强思想。
为此,他一反历代沙皇认为出访别国是“”的傲慢传统,隐姓埋名,化装成平民前往荷兰、英国等西欧强国考察,并选派大批贵族子弟前往西欧强国学习,等等。
这就不难理解沙俄为何能成为晚清不断入侵中国的西方列强之一。
相比之下,康熙对于欧洲工业革命的反应则显得有些迟钝了。
虽然中国与欧洲相距遥远,但欧洲工业革命的信息,早在明末就由、等一批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
康熙登基后,似乎对西方科学知识饶有兴趣,他本人曾专心学习,却没有把他的个人行为转变为国家行为。
这表明,西方传教士们带进中国来的欧洲工业革命信息,并没有激活康熙的变革思想,遗憾莫大于此。
错觉之二,认为中国在“”时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其实,这是中国人在长期闭关锁国环境中滋长起来的保守自大的“优越感”。
它离开了当时的世界发展潮流看中国,没有看清本质。
康熙不能把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个人行为转变为国家行为,同这种保守自大的“优越感”直接有关。
正是这种保守自大的“优越感”,使中国吃尽了西方列强和东方近邻日本侵略者的苦头。
世界近代史的时间跨度,是从公元1640年至1900年。
中国近代史的时间跨度,则是从公元1840年至1919年,比世界近代史落后了整整200年。
清兵入关是公元1644年,也就是说,清朝这条东方“龙船”从航第一天起,就航行在历史迷雾之中,不知道遥远的西方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历史性巨变,更不知道西方发生的这场历史性巨变对中国将意味着什么。
结果,英国的钢铁炮舰远隔重洋乘风破浪而来,把中国清朝这条东方“龙船”撞沉了。
中国近代史与世界近代史之间这200年“时间差”,一旦被落下,中国用加倍的时间去追赶也难以赶上。
中国最近几十年改革开放取得飞速发展,其实仍然处在这个“追赶”过程中,且慢说我们即将成为“老大”或“老二”,那将形成新的“历史错觉”。
康熙在位期间真可谓励精图治,坐稳了大清江山。
康、雍、乾三朝,的确算得上是清朝的“鼎盛时期”。
中国人的“康乾盛世”,那是中国“醉酒时刻”,自我陶醉在一片“太平盛世”之中。
乾隆的奢靡享受,比隋炀帝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在宫里天天锦衣玉食,古玩字画玩得腻味了,先后六次下江南,游山玩水,。
他每次南游,陆上车舆,水中龙船,浩浩荡荡,绵延百里。
沿途官员搜肠刮肚,想尽点子,各献珍奇,竭力奉迎。
沿途百姓挖河、修路、出力、出汗、出银子、挨鞭子。
“来一趟,一年胜过两年忙;官员搜刮凶如虎,一年三熟也是荒”。
清朝最大的贪官就出在乾隆身边,这毫不奇怪。
统治者被自我满足的“优越感”麻痹了神经,听不见时代洪流的怒涛急浪正在日夜不息地滚滚向前,漠视民间疾苦,听不见底层百姓的种种诉求,对贪官污吏的深恶痛绝,不能自觉地把除弊革新作为常态化的治国之策来实施,于是开始积累社会矛盾,以至,走向崩溃。
从康熙登基到年间爆发鸦片战争,时间相隔178年。
说短不短,说长不长,相当于康熙三个“任期”。
对于晚清遭受西方列强和东方日本军国主义不断入侵,清王朝一败再败、不可收拾,清政府一连串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局面,康熙当然已经不会知道。
但事情的起因,却是从康熙时代就已埋下的伏笔。
道光年间爆发鸦片战争,中国被英国侵略者一拳打翻在地,“拳击场”上并没有“裁判”站在身旁读秒数数,等候清王朝直起腰来应战,或是当众宣布“不能再战”。
于是,西方列强和东方日本侵略者的一套“组合拳”接连打了过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沙俄入侵东北、英军入侵西藏……直打得清王朝,任人宰割。
清末,把偌大中国败得精光之后,在万般无奈之下,被逼以帝的名义颁布所谓“新政”。
但这时狂飙已起,山雨已来,危楼嘎嘎摇晃,倾覆只在旦夕之间,呜呼哀哉,一切都已晚了! 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推翻腐败无能的清王朝,这是历史发展逻辑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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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近代的屈辱历史中,满清统治者占有很大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中华民族自身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落后必然挨打。
明清统治相比较于前代来说,君主专制的空前加强,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封建化的程度走到了极点,也就代表了它与社会发展的不相适应,最终必然会消失于历史之流,明清的历史为后世历史学习者所吸引,自然就是这两个王朝的吸引性以及社会发展过程中,暴露的明显问题,尤其是在社会发展转型的近代时期,明清的历史就自然是时代大变革中反面的最突出代表。
明清时期加强统治的措施可谓是千奇百怪,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当时的社会发展下,对文化的控制是十分严格的,透过明清时期的一些“”的案件,就能够发现当时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
在统治时期,有一个东印度的外国人在当时的中华大地上做买卖,因为是外来户的关系,不免受到当地政府的一些剥削,自然对地方上的敲诈勒索感到不满,就去乾隆爷那里去告御状。
对于他统治下的社会可是十分满意的,把自己称为“千古第一帝”,自然不喜欢别人对自己统治社会的不满,当时的清朝本土人乾隆爷都是大肆惩罚的态度,更不用说一个外国人了,也就决定了他必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听到他告御状的消息,乾隆皇帝大为不满,就给他定了一个“擅自学习汉语罪”,原告竟然成了被告,还被判了三年牢狱之灾。
一个外国人学习汉语,怎么是可以饶恕的呢?可悲的外国人! 更严重的文字狱就是透过一些文章、诗词等来揣测原作者的心意,受这个苦的人可是不少。
年间,一位叫“黄培”的遗臣,在家闲聊时说了一句“一自蕉符纷海上,更无日月照山东”,不幸传到了朝廷的讯息中,造成了十四人入狱处了斩,但是在后期的发现中,这个人确实有着反清复明的倾向,也是不冤。
还有一个人,背景很是强大,他是康熙年间尚书、内阁“徐乾学”的儿子,顾炎武的外,叫做徐骏,后台可是硬的很。
但是,就是在他上书奏章里把“陛下”错写成了“狴下”,马上就将这个人革了职,派人到他家中还有一句诗集叫做“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里面很明显的明清对比,可是犯了雍正的忌讳,下令:诽谤,大不敬,斩立决。
当时的罪犯涉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可不像现在的社会,对于精神病有着一定的宽容。
当时有个平头百姓叫做刘三元,疯疯癫癫的,按现在的话叫做精神病,一日喝了烧酒咧咧说到:我乃汉室后裔,众官扶持。
当时的社会哪里有精神病一说,被人告发后也是丢了脑袋,成了文字狱下的冤魂。
雍正时期,有个著名的事件就是“维民所止”,的理解就是雍正剃头,也就是要看皇帝的头,当然最后这个人免不了被杀的命运。
乾隆爷统治时期,有个诗词是“举头望明月”,也就是的著名诗篇,但是,乾隆皇帝认为这是说的月亮,是说“反清复明”吗,也就在全国禁止了。
还有个名字叫“王福明”的人,这不是明显的和朝廷对着干嘛,还要复明,真的是不要命了。
等等,此类事件多的很,也就是文字狱的残酷表现出来的很小一部分。
即使是,明朝时期的,因为自己属猪,也就下令全国禁止吃猪肉,可谓是。
透过这些事例来分析,明清时期的文字狱,很大程度上有着一部分的皇上个人的主观情绪性,为了保证自己统治的至高无上性以及自己权威的不容置疑性,对整个社会的文化发展进行一次全面的大洗牌,而有些人又喜欢“顶风作案“,也就自然而然免不了接受皇帝的怒火,成为刀下亡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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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从传统观念看,叫“乾坤反覆,中原陆沉”,“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以儒家文化为正宗的汉族知识分子中间有着相当激烈的民族敌忾情绪。
(1)给思想文化、士人风气带来恶劣影响。
龚自珍的名言“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大意是“言谈中听到文字狱就吓得立即躲远,文人著书就为生计,不敢发表自己的见解。
读书作文动辄得祸,文人学士只好泯灭思想,丢掉气节,或者死抱八股程式,背诵孔孟程朱的教诲以求入仕;或者远离敏感的学术领域,远离现实,把全部精力用于训诂、考据的故纸堆中,史称乾嘉之学。
作为文人,他们有可能成为文字狱的牺牲品;作为官僚,他们又是文字狱的制造者或帮凶。
他们一方面不愿意自触文网,身死家破;另一方面不愿因为贯彻皇上谕旨不力,不能严究文字之责而获罪。
于是他们只有向着谨小慎微、没有节操的方向发展。
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治,从而禁锢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4)一些地方官吏以查出犯忌文字为邀功之路。
评价 清代文字狱以次数多,规模大,惩处之残酷著称于世。
清朝时期的文字狱是的,而且随着统治的稳固而加深,越是统治稳定的时期,文字狱就越是登峰造极,至时期,以是无以附加的强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因此而扭曲变形。
按照鲁迅的说法,“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
清代人李祖陶在《迈堂文略》:“今人之文,一涉笔唯恐触碍于天下国家……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
” 胡奇光《中国文祸史》说:“(清代文字狱)持续时间之长,文网之密,案件之多,打击面之广,罗织罪名之阴毒,手段之狠,都是超越前代的。
” 鲁迅:“为了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
” 何西来为周宗奇《文字狱纪实》所作的序中说:“清代文字狱,主要集中在前期,历顺治、、、乾隆四代君王,绵延一百三十余年。
无论就时间之长,案件之多,还是规模之大,株连之广,花样之翻新,手段之残忍来看,在中国的封建时代,都是没有前例的。
”其实,两位学者并非故作危言耸听之论,而是对清代文字狱真实情况的准确概括和高度总结。
有清一代,文字狱案此起彼伏、绵延不绝,几与爱新觉王朝的历史相始终,案狱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牵连之广、杀戮之血腥,均称空前。
方志远:的越是被朝廷惩罚,便越是得到舆论的赞扬,于是更加意气风发;除了文字狱和贪赃枉法,清朝的士大夫倒是少受惩罚,但不是最高统治者的仁慈,而是士大夫的“死相”。
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其实是在清朝被折断的。
从维护社会稳定来说,清代有借鉴意义;但从倡导自由开放和社会发展来说,似乎更具有胸襟气度。
雷海宗:“全国大规模有系统的搜查禁书,现代的人不易想见。
但在最严重的十五年间(乾隆三十九至五十三年)全国人心惶惶,连不识字的农家也有时因为祖传下来一部原来不相干的书而招大祸;这在普通的史料中是不易见到的,只有私人所遗留的日记与笔记能帮助我们回想到当时的紧张情形。
著者把这点特别提出,深得史家恢复往迹的本旨。
” 富路特(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乾隆总的来说是个应该受到历史谴责的暴君”,因为他“干预学者的独立研究,故意窜改历史, 残酷地迫害文人,地禁书、毁版。
”,“而《》 的编纂虽名为保存国粹,实际上是别有用心地为了达到钳制思想的目的。
” 周宗奇:清代文字狱呈现背后文人血与泪。
影响 文字狱使广大文人学者无所适从,于是不少人逃避现实,埋头于古纸堆中作考据性的学问,从而形成了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著名学派,即乾嘉学派。
乾嘉学派源于明清之际的顾炎武,起初主张根据经书和史书立论,达到救世目的,到乾隆、时期兴盛起来,学者们推崇汉儒古文经学的训诂方法,考证原委,条理阐发,并用于古籍整理和各方面学术探索。
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文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制、金石、校勘、辑逸等等,引证资料多极于两汉。
因为兴起于乾隆、嘉害年间,故称为乾嘉学派;反对浮华,提倡朴实,故又称“汉学”和“朴学”。
这个学派对中国古籍和史料整理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其研究方法历代相沿,对后来的学术界产生过深远影响。
汉学纠正了理学的空疏之风,但也有为考据而考据的繁琐流弊。
摧残了人才,禁锢了思想,不利于我国社会进步的发展和人才的进步,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弊政。
在文字狱的高压下,有的地方戏曲也遭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破坏和毁灭。
在这种文化专制恐怖主义之下,在写《》时不得不声明此书大旨言情,都是“贾(假)语村言”,“甄士(真事)隐去”,其良苦的用心,就是为躲避残酷的森严文网。
当时的士人只有两条出路,一是钻进古书堆中搞训诂、、校勘、金石之学,搞繁琐的考证。
这就是乾隆年间的所谓朴学,虽然也获得了可观的成就,但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这些成就就像囚牢里的犯人作出的精致玲珑的工艺品。
在这种学问里,哲学不见了,理论不见了,中国文化一向重视现实,重视人生,重视政治,重视伦理的传统不见了。
轶事 千钧一发 还有些,有些字,那个时候也不能随便乱用,比如说千钧一发,翻遍整部里面没有千钧一发,或一发千钧这四个字,清朝法律大家得剃头,如果说一发,我一根头发有千钧之重,这表示你很不满意剃头。
学习汉语入狱 一个叫洪仁辉的英国人,因不满地方官员勒索告御状,乾隆气得直哆嗦。
于是,洪仁辉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罪名竟是:擅自学习汉字汉语。
避席畏闻文字狱 五年(1825)冬,龚自珍写了一首《咏史》诗,其中有一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大意是,友朋聚会,本可、,但席间有人谈到文字狱,因不忍听、不敢听,只好退席,落荒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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