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有光(1507年1月6日—1571年2月7日)，字熙甫，又字开甫，别号震川，又号项脊生，世称“震川先生”。，苏州府太仓州昆山县(今江苏昆山)宣化里人。中期散文家、官员。 嘉靖十九年(1540年)，归有光中举人，之后参加会试，八次落第，遂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读书谈道，学徒众多。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作乱，归有光入城筹守御，作《御倭议》。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归有光六十岁时方成进士，历长兴知县、顺德通判、南京太仆寺丞，故称“归太仆”，留掌内阁制敕房，参与编修《世宗实录》。隆庆五年(1571年)病逝，年六十六。 归有光均崇尚唐宋古文，其散文风格朴实，感情真挚，是“唐宋派”代表作家，被称为“今之”，后人称赞其散文为“明文第一”。与唐顺之、王慎中并称为“嘉靖三大家”，又与胡友信齐名，世称“归、胡”。著有《震川先生集》、《三吴水利录》等。 人物生平 不顺 归有光于正德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507年1月6日)出生在苏州府太仓州昆山县(今江苏昆山)宣化里一个日趋衰败的大族之中。他八岁时，年仅二十五岁的母亲就丢下三子两女，父亲是个穷县学生，家境急遽败落。也许就是这种困境，迫使年幼的归有光过早地懂得了人间忧难，开始奋发攻读。 归有光自幼明悟绝人，九岁能成文章，十岁时就写出了洋洋千余言的《乞醯论》，十一、二岁“已慨然有志古人”，十四岁应童子试，二十岁考了个第一名，补苏州府学生员，同年到南京参加乡试。“弱冠尽通六经、三史、大家之文”的归有光，开始时对举业满怀信心，但他参加乡试却连连落第，五上南京，榜上无名，其间惨淡经营，寒窗十五载。嘉靖十九年(1540年)，三十五岁的归有光参加南京乡试，受到主考官张治的欣赏，把他视为国士，称他是“贾(谊)、董(仲舒)再世”，将其拔为第二名举人，期待归有光能更进一尺，早日成为进士。此时的归有光已是纵观三代两汉之文，遍览诸子百家，上自九经二十一史，下至农圃医卜之属无所不博。归有光的古文和俞仲蔚的诗歌、张子宾的制艺被誉为“昆山三绝”。以归有光的才学和声望，考取进士应是胜券在握了。在乡试高中的同年冬天，归有光雇上车马日夜兼程北上，准备应第二年的礼部会试。谁知这次会试竟是名落孙山。 南下还乡后，归有光移居就近的嘉定安亭江上，开始了一边读书应试，一边谈道讲学的生涯。四方学士纷纷慕名而来，少时十几人，多时百余人。归有光的家境一直困贫，全靠妻子料理家事维持生计。居安亭期间，王氏治田四十余亩，督僮奴垦荒，用牛车灌水，以所收米粮供全家及弟子之食，让归有光专心讲学。归有光纵论文史，谈经说道，一时间弟子满门，海内学者文士皆称归有光为震川先生。 归有光名扬海内，连恃才居傲的()对归有光也肃然起敬。一日，状元出身的礼部侍郎诸大绶回乡招请徐文长聚会。可是从黄昏一直等到深夜，徐文长才迟迟而来。问其缘由，说“避雨一士人家，见壁门悬‘归有光今欧阳子也’，回翔雒读，不能舍去，是以迟耳”。诸大绶命仆人取那轴归有光的文章来，张灯快读，相对叹赏，至于达旦。 然而，归有光的命运却是困蹇不堪。三年一次的会试，次次远涉千里而去，一连八次都是落第而归。其间四十三岁时，失去了最心爱的长子，时隔一年，又失去了任劳任怨、与己分忧的妻子王氏。仕途的蹭蹬，把这位名扬海内的古文家长期抛弃在荒江僻壤之上。加之失子丧妻的哀痛，使他的生活更加艰难。不过，坎坷的生活，倒也磨炼了归有光深沉坚毅、不屈服于权势与恶运的性格。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作乱，归有光入城筹守御，并写下《备倭事略》、《论御倭书》、《上总制书》等，分析敌情，条陈方略，向当局献计献策。后来他还写下《昆山县倭寇始末书》、《海上纪事十四首》等，流露了的爱国情感。 勇抗巨子 明代科举场上舞弊之风甚盛，虽不重的行卷之习，但是有宗师和大官僚的提携是仕进的重要捷径。归有光久困场屋，对这一科举内幕应是十分明了的。可是，他却绝不从旁门邪道跻身仕途。乡试中举时的宗师张治对归有光十分欣赏，他为归有光后来不能中式深感惋惜，几次“欲以旧谊招致之”，然归有光“卒守正不一往”。归有光屡不中式时，尚未登位。穆宗身边的一位宠幸的宦官慕归有光之名，让侄子拜归有光为师，并几次让归有光进京私谒自己，都被归有光断然拒绝。穆宗登位后，这位宦官权势更大，归有光仍然绝不与之往来。归有光耿介正直、不事权贵的品格，表现在他整个人生的各个方面。在古文领域里，他始终坚持己见，不为群言所惑，敢于与当时统治文坛的“巨子”相抗争。 明代自开国之初的刘基、宋濂等留下一些好文章后，文坛上就开始弥漫起一股浮饰摹古的风气。从永乐到成化的几十年间，久居馆阁的“三杨”(、、)统领文坛，提倡昌明博大的文体，作文雍容华贵、平庸空泛，号称“台阁体”。于是有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起来反对“台阁体”。他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句摹字拟，以佶屈聱牙为高古。李、何等七子致力于诗作，散文并非其所长，但是他们的声势之盛，曾左右一世。到了嘉靖年间，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又继“前七子”而起，推波助澜，变本加厉，摹古之风愈演愈烈。归有光就是在这种散发着霉臭的摹古风气中异军突起的勇士，是一位敢于反抗潮流的文学家。 王世贞和归有光是同乡人，比归有光稍晚。但王世贞从二十二岁进士及第后，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官至南京刑部尚书，以雄才博学，领袖文坛。这时的归有光，虽已颇有声名，但毕竟还是一个“独抱遗经于荒江虚市之间”的“老举子”。就是这样一个乡间穷儒生，竟然敢与的王世贞抗争。归有光在《项思尧文集序》中，批判王世贞的言辞十分激烈，其中说：“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争附和之，以诋排前人……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无乃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以倡导之欤?”归有光公开把王世贞讥之为“妄庸巨子”，王世贞得知后甚为恼火，说：“妄诚有之，庸则未敢闻命。”归有光毫不客气地回敬道：“唯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王世贞在晚年完全改变了对归有光的看法，在为归有光像写的《归太仆赞》序中说：“先生于古文词，虽出之自史、汉，而大较折衷于昌黎、庐陵，当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代名家矣，”赞云：“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始伤。”他在给归有光古文很高评价的同时，也道出了自己的“迟暮自悔”之情。归有光用自己的理论和创作实践终于使他的对手为之折服。 晚年入仕 归有光虽然“八上公车而不遇”，但还是不愿甘休。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归有光第九次参加会试时终于中了个三甲进士，这时他年已六十。满腹诗文经义，一心想为国出力的归有光虽年已花甲，壮志依旧未衰。因为归有光是三甲出身，不能授馆职，只能到僻远的长兴当知县。 长兴地处山区，长期没有知县，大小事务都由胥吏把持，豪门大族勾结官府为非作歹，监狱里关满了无辜的百姓，盗贼公行，民间。当时有人劝归有光不要去上任，以待更换，但他却毅然前往。他到长兴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兴办学校，培养后进。第二件事是整治恶吏，平反冤狱。把无辜办了死罪的三十余人省释出狱，为无辜受诬入狱的一百零七人平了反，把鱼肉百姓的恶吏和捕卒快手严加法办。每次审判听讼都让妇女儿童环立案前，不用官话而用吴语审讯，以便百诉。常常当堂决断，而极少具狱。对已入狱者按律令给衣食。一重囚母死，归有光准许他回家料理丧事后自己返回。那重囚料理完丧事后不听旁人嗾使，竟然自己返回。 归有光一心想学习两汉循吏，做廉洁刚正之官。上司之命若不便施行便搁置不办，而“直行己意”，他公开在《长兴县编审告示》中宣布：“当职谬寄百里之命，止知奉朝廷法令，以抚养小民;不敢阿意上官，以求保荐，是非毁誉，置之度外，不恤也。”在知长兴的短短两年中，归有光颇著政绩，深受百姓拥戴，但是这却召来豪强、大吏的不满。 隆庆二年(1568年)，六十三岁的归有光终因得罪豪强和上官，而被调任顺德府(今河北邢台)通判，管理马政。按明制，“进士为令，无为迁倅”。所以归有光的升迁实为重抑。对这一不公平的降职，归有光非常愤慨，他曾气愤地说：“号称三辅近，不异湘水投。”并连上两疏要求辞官，但被朝廷公卿扣压不能上达。归有光抵任后，筑土室一间，整日躲在其中，读书自娱，以示不满。归有光虽然对迁升顺德通判大为不满，但一到任上却还是兢兢业业，。他利用马政通判的清闲，广阅史籍，采访掌故，修了一部完备的《马政志》。 抱憾病卒 隆庆四年(1570年)，归有光到北京朝贺万寿节。同年，受大学士、赵贞吉推荐，升为南京太仆寺寺丞。后来又被首辅芳留在内阁，掌内阁制敕房，纂修《世宗实录》，身列文学侍从之位。归有光仕途晚达，十分兴奋，期望自己能借机阅读许多内府秘藏，在学术上获得更深的造诣。但终因劳累过度，在敕房任职仅一年，便身染重病，终于隆庆五年正月十三日(1571年2月7日)抱恨而逝，时年六十六岁。葬于昆山城东南门内金潼里(今江苏省昆山市金潼里邮电局附近)。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夏日，荆南某地。无风，日头很毒。 几处起伏蜿蜒的丘陵上，稀疏的草木蔫得抬不起头来，没有一点生气。丘陵外是一片开阔的原野，干裂的地缝中似乎要翻滚出热浪。 身体略胖的高从诲即使在背阴处也是汗流浃背，不得不敞开衣襟。随从拼命地给他扇着扇子。50多名劲装汉子也都热得下了马，地提不起半点精神。战马也蔫耷着耳朵，失去了往日的雄威。 蓦地，远处隐约出现了几个黑影。 是一列马队! 这是楚国去往吴国的使节所率领的马队。车上的货物显然很重，马拉得很吃力。 高从诲眼睛一亮，立刻。他一边招呼着部下，一边兴奋地搭手瞭望。 马队由远及近。高从诲大叫一声，旋风般地第一个冲了出去。 马队中的人没有反抗，因为他们知道反抗也没有用，他们已经猜出领头的响马是谁了。 这已是高从诲第十五次实施习惯性抢劫了。这是他的一个特殊爱好。 但是谁能想到，这个在烈日下当“响马”的人，居然会是堂堂的一国之君-时期南平国的文献王! 高从诲有当“响马”找乐子的癖好。有这种另类癖好的，在中国历史上绝难找出第二个。尽管先前14次抢劫之后，在各国的责难下，高从诲已经把抢到的东西原物奉还，并且还向各国赔了礼道了歉，但这次他仍旧没能经受住这种习惯性的诱惑。冒着酷暑，做完这第十五次“买卖”后，他兴高采烈地“班师”回朝。 高从诲生于891年，其父高季兴原为后梁时的荆南节度使。912年，被其儿子朱友珪诛杀，后梁大乱，高季兴趁机自立，割据荆南，定都荆州，国域范围包括荆、归(今湖北秭归)、峡(今湖北宜昌)三州，是个地域狭小的小国，被后梁、楚、蜀、吴国所包围，处于夹缝生存状态。 高季兴死后，高从诲即位，在933年被后梁封为渤海王，次年又改封南平王，因此荆南国也叫南平国。 高从诲“为人明敏，多权诈”。据《五代史》记载，顺化节度使安从进起兵反晋，想与荆南国联手，高从诲不敢得罪后晋，“外(表面上)为拒绝，阴(偷偷的)与之通”。等后晋的大兵压境，高从诲见势不妙，便，灭了安从进，“晋师致讨，从诲遣将李端以舟师为应”，然后又向晋国讨功卖好，讨要郢州(今湖北钟祥)之地。 高从诲最令人啼笑皆非的，就是他的“响马”嗜好了。他专门以掠夺途经本国辖区的各国使节为乐，《五代史》记载：“从诲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一旦他国致书询问或是发兵征讨，他又会忙不迭地将原物奉还，脸上毫无愧疚之色，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南方俗语管这种人叫“赖子”，于是周边诸国都管他叫“高赖子”。因为这样的事经常发生，别的国家也就见怪不怪了。更雷人的是，周边国家不管谁称帝，他都“所向称臣，盖利其赐予”。 这还真不是个一般人。 贵为一国之君的高从诲，为何有这种让人难以理解的当“响马”的嗜好?估计有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是帝王骨子里都有征服的欲望。荆南国小力寡，不能与他国抗衡，高从诲的欲望自然得不到满足，于是就出来客串一下“响马”，威风凛凛地抢劫一番聊以慰藉，也算过过王者之风的瘾。二是内心的一种发泄。高从诲在夹缝中生存，总是夹着尾巴做人，心中不免压抑，实在憋屈不过了，便通过抢劫的形式以作发泄。 不管是高从诲委曲求全也好，自我慰藉发泄也罢，在他在位的19年里，荆南国国境承平，百居乐业。这在晦暗的五代十国时期也算相当难得了，也许这正是他“为人明敏”的一种体现。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