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读近代史，我们便会对“天朝上国”这个概念不会陌生。一般来讲，满清在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洋人的时，不仅不痛定思痛、深刻反省，反而充斥着盲目的自信，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是世界的中心;而别人不过是“蕞尔小邦”，是蛮夷。 当然，我们今天再来看这段历史的时候觉得当时人是多么的愚昧。其实大可不必，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若干年后，我们也会成为古人，别人再来看我们的时候恐怕也是这个样子。因此，我们看待历史的时候一定要充满同情与敬意，遵循历史主义的原则。 图1 《万国来朝图》 故宫博物院藏 接下来我们就谈谈“天朝上国”的前世今生，看看它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它的实质内涵到底是什么? 所谓的“天朝上国”并非一个事实的描述，而是一个价值问题，即认为自己处于天下的中心，自己所代表的文明是最优越的，由此来判定华夏与夷狄。当然，在16世纪以前，这种价值的判断与历史事实是同一的，因为当时的中国的确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华文化辐射到较广的范围，如儒家文化圈影响下的朝鲜、日本、越南如是。但是自新航路开辟以后，世界史开始形成，西方国家逐渐崛起，与此同时伴随的是的崩溃。如果此时再以“天朝上国”自居，无疑是一种虚幻的想象，一种盲目的陶醉。 图2 禹贡九州图 一、天下观的下的朝贡外交 先秦时期，很多思想家开始思考世界，由此形成了各种各样对世界的看法。时人认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总体空间叫作“天下”，天下共由“九州”构成。(战国时期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提出“大九州说”和“小九州说”)此外，还有一种看法，就将天下划分为“五服”，此以周人为典型。所谓的“五服”由内向外分别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每一服之间的距离是五百里。 无论是“九州”的划分还是“五服”的划分，总的一个原则就是天下为天子所有，天子代天临民，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莫非王臣。”基于“天下”的划分，古人又根据地理位置和文明的程度区分了华夏与夷狄，具体则为：、西戎、、南蛮。 图3 记录商鞅变法后耕作景象的石刻 图4 商鞅变法 当然，地理位置的划分并不是主要的，所谓的夷夏之别最主要的还是文明程度的不同。为何如此说呢?因为“夷狄进中国则中国之”，就是说哪怕你是夷狄，如果心向中原文明，接受这套教化，你就可以成为华夏的一份子。比如春秋时期的，一直被视为蛮夷，因为进行了一系列文明化的改革，故而获得了中原王朝认可。一直被中原王朝视为“虎狼之邦”的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后逐渐富国强兵，走上法制化道路，以至于荀子对之，认为其有古代遗风。 这种“天下观”到了秦汉以后，则体现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一种“朝贡关系”，如与乌桓、扶余、月氏等国的外交关系。到了曹魏时期则“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支、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到了隋唐时期，由于武功的强盛，这种关系体现的更为淋漓尽致。如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由于其一视同仁，“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因此，周边国家对唐太宗极为拥护，称之为“”。 图5 《步辇图》是唐朝画家阎立本的名作之一。图为唐太宗李世民接见和亲使者 二、朝贡外交下的天朝意识 到了，其所面对的外交关系是极为复杂的。周边的少数民族已经与过去不同了，进行了大规模的汉化运动，除了风俗、服饰、饮食等方面可能与汉人存在较大差异外，在政治制度、文化等方面与汉人几无差别。如辽、金、都进行了改革，政治制度仿照政权而设立，并采取取士，信奉儒家文化。说句不恰当的话，“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因此，我们再看待的时候不能一味的批评它对外军事软弱，如果能够理性、客观的看待当时的政治格局就不会得出如此充斥着情绪化的、婴孩般的想法。 面对如此险恶的外交关系，因此华夷之别这个问题重新被唤醒，得到了空前的强化。时期采取过“雍熙北伐”，可惜。如此，传统的朝贡贸易便不复存在，宋朝甚至还要向这些国家输送“岁币”。如此，宋朝士大夫的民族自尊心空前强化，对夷夏之别的问题更加强调。虽然在军事上无法战胜这些国家，但至少在文化上是有优势的。如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写过《中国论》，“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他希望“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因为四夷的风俗是“被发纹身”、“毛衣穴居”，与中原绝不相同。 图6 宋朝的上层阶级生活 (北宋-赵佶-文会图) 三、走向奔溃的虚幻的天朝意识 明清时期，“天朝意识”可谓是登峰造极，如攻打蒙古的口号便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鼎定后，为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说道：“万国来朝进贡，仰贺圣明主，一统华夷，普天下八方四海，南北东西。讬圣德，胜尧王，保护家国太平，天下都归一。”这样使得明朝维护了与周边国家较为良好的外交关系，而支撑这种关系的便是朝贡外交，周边国家只要承认明朝，就会得到很多赏赐，下西洋便是将这种朝贡贸易发挥到历史上的顶峰。 明朝我们不再展开，就说说吧。关于“天朝上国”最为有名的当属马戈尔尼访华。当时使团不愿意下跪，而认为这有关国体，断不可议论。最后马戈尔尼在强大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妥协，采取了单膝下跪的折中做法。 图7 马戛尔尼晋见乾隆 此外，更为离奇的是英国国王给乾隆皇帝的来信，被翻译者做了大幅度的改动，变成了一副谄媚、讨好的样子。“如今闻得各处惟有中国大皇帝管的地方，一切风俗礼法比别处更高，至经至妙，实在是头一处，各处也都赞美心服的。故此越发想念着来向化输诚。”明眼人一看，这封书信就是被篡改过的，但乾隆皇帝和他的大臣们依然沉醉于其中。 这无疑是一种虚幻的想象，一种盲目的陶醉!这是十分可笑的，既缺乏，也缺乏知人之明，无论什么时候也是需要警惕的! 随机文章杨朱生平简介1934年8月8日营口坠龙事件，龙摧毁日资厂房掀翻火车著名艺术家米开朗基罗密码，壁画中隐藏着各种人体器官挪威NSM精确制导导弹，曾受到F35青睐（制导方式奇特）新能源氢燃料电池的优缺点，清洁环保能量损耗低/氢气来源和安全迷案在线 mazx.cn本站内容大多收集于互联网，内容仅供娱乐，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本站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 ，是指作者在其诗文、著作中流露出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有反对当朝的思想倾向，或者文字中触及当政者某方面的忌讳等原因而遭到治罪的狱案。从建立之后，文字狱在各朝各代都时有发生，但论数量最多、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当属了。 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对于抱有以文化为中心的传统华夏观念的广大汉族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对满族人的统治大都怀有极强烈的敌对情绪。虽然大规模的武装反抗失败了，但反清复明的思想又通过各种文字作品在民间广为流传，使清廷坐卧不安。所以，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清朝的统治者对汉人的反清思想一直严加防范，严厉打击，致使文字大狱泛滥，这是满、汉民族矛盾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映，同时也反映出清朝统治者以少数的满族人驾驭人口众多的汉族人的一种不自信。 清代的文字狱从康熙初年就拉开了帷幕。康熙二年(公元1663)，还在四大臣辅政时期就发生了清代文字狱史上的一桩大案一—庄廷陇《》案。庄廷陇本是浙江湖州富豪庄允诚之子，明末入选，但后来因病双目失明。庄廷陇有感于左丘明失明后写《国语》的事迹，也想创作一部传世之作。他用1000两白银买到朱国桢撰写的《明史》稿本，又出资延臣请到一批江浙名士补写了朝和南明的史事，成书后名为《明史》。书中奉南明的弘光、隆武、永历政权为正朔;不尊清朝祖先，称为建州都督，直呼其名;不使用清朝年号，而用年号;对降清的明朝将领称为“叛”…….字里行间流露哀悼故国之情。 康熙二年，因贪污被贬的原浙江粮道李廷枢知道后，将此事告乍诉他的亲家也因贪污被革职的吴之荣，二人贪婪无度，想借此讹诈庄家，于是向朝廷告发此事，而成大狱。此时，庄廷陇已死，但他的尸体还遭屠戮，其父被捕，病死于大狱。此案株连甚众，凡为该书作序、校补、刻印、编撰的人，以及家族中15岁以上的子侄共70人被斩决，而被流放的达数百人。 康熙亲政后，实行仁政，一度控制了文字狱的恶性发展，但到康熙晚年又发生了一起震惊朝野的《南山集》案。 戴名世，安徽桐城人，清初著名学者，曾任编修。但他对清廷官修《明史》不满，想自己编写一部。后来，他的弟子龙云鄂和族人方正玉把他的文章、书信结集刊行，取名《南山集》。书中记录了南明抗清的史事，采用南明的帝号，触犯了清廷的忌讳。 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都察院御史赵申乔参劾《南山集》倒置是非。又因为《南山集》一案被牵连进当时的诸皇子的储位之争，审理此案的过程中还引起两江总督噶礼和江苏巡抚张鹏翻之间的相互攻击，种种因素使得案情扑朔迷离。经过长达半年之久的审理，刑部最后的判决十分严厉，要判处戴名世凌迟处死等。康熙对此案很慎重，最终戴名世被判处斩，其余受株连的人都得以从宽处理。 朝的文字狱是最为严厉的。即位之初，雍正就将编修《古今图书集成》的著名学者陈梦雷父子发配边外，这还主要是因为父子当时依附在雍正的政敌诚亲祉的门下，而成为了皇权斗争的牺牲品。 此后，又有汪景祺案和查嗣庭案，皆因二人分别是的幕宾和依附隆科多，所以这些文字狱都是因雍正初期统治集团内部斗争而引发的。在雍正朝如此众多的文字狱案中，以投书案和文字狱案最为重要。 吕留良，浙江石门人。清初学者，早年参加抗清活动，明朝灭亡后，他始终不肯到清廷为官，拒不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后来，干脆削发为僧，归隐山林，。他的著作中强调“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这实际上是表达了保持民族气节，不做满族臣民的强烈的民族情感，他的这种立场影响很大。 曾静是一名落第的书生，他就深受吕留良反清复明思想的影响，对吕留良十分崇拜。于是，曾静派他的学生张熙到浙江访求吕留良的遗稿，并与吕留良的门人严鸿逵及其再传弟子沈在宽等结识。 雍正六年(公元1728)，曾静得知川陕总督遭到清廷的猜忌，他又误以为岳钟琪是抗金名将的后人，就写了一封信让张熙投书岳钟琪，劝他起兵反清。信中列举了弑父、逼母殉死、杀兄屠弟、、诛忠用奸等十大罪状，完全否定雍正即位的合法性。如此直指当朝，胆量之大，实在惊人。但岳钟琪在铲除年羹尧集团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得雍正信任，雍正命他接替年羹尧任川陕总督。本来这个职位一直由满人担任，而他以汉官高升此职，确实引来一些人的诽谤和攻击。为了向皇帝表明心迹，岳钟琪立即亲自审问化名张倬的张熙，但张熙宁可舍身取义，也不肯开口。 岳钟琪无奈密报雍正，雍正则回复说让他设法诱使张熙招供。岳钟琪便谎称自己早有谋反之心，对张熙用刑不过是想考验他。于是，这个毫无经验的张熙将老师曾静，以及平时往来交好诋毁清朝的人物姓名、住处都说了出来。岳钟琪将张熙供出的湖南、浙江等地十余人的名单密报雍正。雍正借曾静案又进一步挖掘出这些关于他失德的谣言都来自于皇八子允禩集团，于是一场文字狱与一次彻底消灭允禩集团的斗争同时开始了。雍正命人将有关这个案子的上谕，连同曾静、张熙的口供和忏悔，以及吕留良的诗文，还有自己的辩驳文章编成了一本《大义觉迷录》，刊行于世，并下令将此书作为州县官学的教材，以宣扬自己初政的伟业和嗣位的合法。 对一脉则严厉惩处：吕留良和其子葆中，被开棺戮尸;门人严鸿逵死于监狱后，又被戮尸，斩首示众;吕家全部财产被没收充官;吕留良的学生以及刻印、收藏吕氏书籍的人，不是被杀，就是被革去功名，或流放到边疆为奴。曾静和张熙却没有被杀，雍正命他们现身说法，到江浙一带宣讲皇帝的“圣德”。 雍正皇帝在处理曾静、吕留良一案上奇特又富有策略，他以曾案为导火线、以谋反书为突破口，从而把焦点自然地引到“华夷之辨”上，刊行《大义觉迷录》，证明清朝统治的合理性和自己继位的合法性，将政治斗争和思想控制有力地结合起来，适应了巩固自己统治的政治需要。曾、吕之案后，雍正更加密切注意对知识分子即阶层的思想控制，文字狱案仍屡有发生。 随机文章隋朝是怎么灭亡的？中国重庆小寨天坑，深达666.2米的天下第一坑史上最强双翼战斗机，英国剑鱼蹂躏德军潜艇（时速仅222公里/时）中国的军用无人机排名，翼龙无人机屌炸天(能发射千枚武器作战)与墨菲定律相反的定律，莎莉定律(你认为糟糕的事往往会出现惊喜)迷案在线 mazx.cn本站内容大多收集于互联网，内容仅供娱乐，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本站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