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才子唐寅自至今一直是被文人墨客，说书艺人戏说演绎的对象，到了近代，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一次次被搬上银幕，陈思思版的《三笑》和版的《唐伯虎点秋香》都堪称经典。近日，由相声演员操刀的喜剧电影《三笑之》又嬉笑上映。秉承恶搞到底的宗旨，明代文人唐寅的传说被一再消费。 然而历史上，这位才华横溢的唐解元并非风流不羁，也未点过秋香。他的确性格放浪，年轻时纵酒成性，成年后“佯狂使酒”，到了晚年又借酒浇愁。唐寅一生潦倒，始终与“酒”相伴，且行且饮，可谓“醉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乐月中眠”。网络配图 卷进考场舞弊案断送政治前程 唐寅，字伯虎，明成化六年(1470年)出生于苏州，其父唐广德靠做小生意糊口。少年唐寅，可“每夜尽一卷”，数岁即能为文字。14岁时，唐寅拜着名画家周东村为师，画艺日趋精湛。几年后，唐寅的山水、人物、仕女、花鸟画都已经。16岁参加秀才考试，高中第一，可谓少年得志。《》曰，少年伯虎，恃才傲物，纵酒张扬，人称狂童。 不料25岁那年，唐寅父母先后病故，妻儿离世，不久又得知妹妹在婆家自杀的消息。至亲之人，一个个离去，使他变得消极悲观，终日与友人借酒消愁。后来还是听从了好友的劝告，闭门一年苦读。29岁，唐寅乡试高中解元，春风得意，次年赴京会试。 正当唐寅“一朝欣得意，联步上京华”之时，他结识了江阴巨富徐经，与之结为莫逆之交。明人笔记《共山堂外纪》中记载，唐寅当时年轻疏狂，因文名显赫颇为自得，经不住一掷千金的富贵公子徐经奉承，两人一同乘船进京会试，终日往来，俊仆优童陪同，。 徐大公子大把金钱掷向主考官程敏政的家人，甚至弄来了会试的考题，唐寅当了作弊的帮凶，一份样板稿写得激荡千古。皇榜一放，徐公子自然考卷做得上等，但还没有享受金榜题名的喜庆，不久就为人告发，二人双双锒铛入狱。 徐家开始大洒银两，最终案情不明不白，徐公子自然不会再挨什么皮肉之苦，只是后半辈子无法再入仕为官。唐寅却遭到大刑伺候，在他与好友的信中，详述了他当时的悲惨境状： “……自贯三木，吏卒如虎，举头抱地，涕泪横集。而后昆山焚如，玉石皆毁;下流难处，众恶所归。缋丝成网罗，狼众乃食人……”网络配图 经过一年多的审讯，虽然最终没有判定唐寅是舞弊案主犯，但干系是摆脱不掉的，他被除掉“士”籍，发配到浙小吏。具备古代文人气质的唐寅，决然不会受得了这般侮辱，他向好友表明心迹：“岁月不久，人命飞霜;何能自戮尘中，屈身低眉，以窃衣食!”他坚拒小吏一职，愤然出走，自此性情大变，破罐破摔，狎妓聚饮，无所不为。 索性带着随身仅剩的几两碎银远游庐山、洞庭、盘桓一年有余。这期间，他留下了许多着的诗文和画作。但是经济上的愁苦一直困扰着这位江南第一才子，史载唐寅曾和祝枝山等扮为乞丐，沿街唱莲花落讨钱，钱讨来了，就上酒楼喝酒。 隐居桃花坞且将诗酒醉花前 眼看科举已经全然无望，唐寅不得不回归故里，开始以卖文卖画为生。明正德四年(1509年)，唐寅在苏州城北建成桃花坞，自称桃花坞主，那首着名的《桃花庵歌》便是此时所作，诗中云“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字里行间透漏出一份安逸泰然的生活态度，他一生中的主要艺术作品也产生于此。 此时的唐寅过着“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就写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的怡然生活，坛中美酒成了激发唐寅旷世才华的催化剂。不仅如此，借酒发疯还曾让唐寅从宁王手掌心里逃过一劫。在影视剧中常常出现的“宁王”，是的叔叔。武宗沉迷于玩乐，当时民怨很深。宁王谋划造反，到处招贤纳士，以厚禄请唐寅出山。 唐寅开始并不知道个中端倪，但去了之后，逐渐发现宁王，便开始想办法离开。《明史》中记载，唐寅“察其有异志，佯狂使酒，露其丑秽。宸濠不能堪，放还。”他为了离开宁王，整天醉酒装狂，还曾脱了衣服裸奔，宁王实在受不了，便轰他走了。后来，宁王事情败露被诛杀，唐寅则继续桃花坞内的晚年生活。 晚年唐寅生计日益艰难，不得不靠卖书卖画来维持最低限度的衣食之需。但由于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他那赖以足岁的“笔砚生涯”几乎，常常陷入断炊绝粮、“三日无烟”的窘境。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年)十二月初二，唐寅走完了他54年的凄苦人生，他几起几落的人生道路戛然而止，最后还念叨“年老年少都不管，且将诗酒醉花前”。 史上着名绯闻唐伯虎点秋香网络配图 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近代影视剧把这一才子佳人的浪漫爱情故事演绎得生动有趣，唐寅风流浪荡的形象也深入人心。但实际上故事纯属虚构，秋香不是那个秋香，唐寅也并不是那个唐寅。 唐寅擅长仕女画，也画过一些春宫图，多以官伎、歌女等为模特，人们便认为，风流才子之说，大抵是因为唐寅性本如此。历史上的唐寅确实时常混迹风月场所，但这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尚。史上并无唐寅风流韵事的记载，如果笃定此事无风不起浪的话，只能说那是指他的个性，文风肆意洒脱。 事实上唐寅先后有过三个妻子。19岁时娶徐氏为妻，两人感情深厚。不过，在他25岁时，父母妻妹相继去世，对他打击很大。后来又娶了一位，却在他涉嫌考场作弊案被抓后，离他而去。36岁时，唐寅娶了患难中的红颜知己，从此筑桃花坞生活，一直到去世。一生不得志的唐寅并无那么多的风流韵事，而“点秋香”的故事又是打哪来的呢?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一、的战力评估 自反秦以来，刘邦的余生基本上都在战争中度过，其作战能力究竟如何，好象没有说法。从他与对抗百战百败来看，估计后世对此评价不高。刘邦得天下后，曾与群臣探讨项败的原因，推出了汉三杰论，在作战能力上首推。而韩信在与刘邦探讨带兵能力时，也只说刘邦不过能带十万兵，而自己则多多益善。 从这个记载来看，韩信应该还有所保留，也就是他的真实想法里，刘邦可能连十万人也带不了。之所以要说这个数字，无非是要给刘邦留足面子。刘邦对此并不服气，他说:“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韩信答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历史没有记录下刘邦对此有什么响应，或者认可了这个评价，或者他对这个问题不想顶真了。于是造成了这样一个后果，即在后人看来，刘邦的强项就是会驾驭人，其作战能力则不值一提。但这不是事实，事实是其实际作战能力或者大大超出后人的估计。其实有关刘邦的作战记录还是相当多的，其作战之频、作战对象之多恐怕也是有史以来屈指可数的。但在人们的印象里，最容易记住的就是他常常被项羽打得落荒而逃，连子女及部队都顾不上，只顾一个人逃命了。确实，比起刘邦取得的胜利来说，这些败仗场面在的笔下既精彩又传神，让人看过一次，就牢牢记住。网络配图 但在整个秦楚之际，刘邦也就败给项羽一人，其它人则均败在刘邦手下。如在反秦战事中，刘邦于起兵之初就在战斗中击杀泗水守，这是见之于史的秦军阵亡的最高军事长官。在秦三十六郡中，肯定为刘邦部战斗征服的至少有三分之一。在刘邦加入阵营前，项梁对秦作战还没有取胜的记录，只有项羽有攻克襄城的胜果。而刘邦的加入，使得项梁部取得对秦作战的连续胜利。《世家》记以《太公兵法》告刘邦，被刘邦用得很好，说明刘邦很有用兵的天分。在最后的灭秦作战中，刘邦以不足万人的部队(郦食其语)完成了策应援赵、拱卫楚都、西进灭秦一连串繁重的任务，没有非常的军事才干是不可想象的。 有关刘邦的战力或可从平定天下后的几次作战中反映出来。在刘邦死前，先后有击燕王臧荼、击韩王信之叛、击陈豨之叛、击黥布之叛，每次均由刘邦挂帅出战，说明在汉阵营中，其它的人(韩信除外，因其过早被废王为侯不受重用)的能力均不能让刘邦放心。《高祖本纪》记其击陈豨时分析道:“豨不南据邯郸而阻漳水，吾知其无能为也。”后果如其言。黥布反时的心态也能说明问题。黥布以为:“上(指刘邦)老矣，厌兵，必不能来。使诸将，诸将独患淮阴、，今皆已死，余不足畏也。”在黥布看来，汉阵营的将领除韩信、彭越外，均不在话下。只有刘邦的本事值得顾忌，但他又太老，估计不会亲自带兵作战。所以黥布反了。可以肯定，在当时人的眼里，刘邦的作战能力是被相当推崇的。但为何会留下与项羽作战百战百败的记录呢，原因只能是项羽的作战能力更高，刘与项不在一个档次上，所以刘邦长期处在项羽阴影下，其作战能力根本显不出来。 关于韩信以为刘邦不能将兵的说法，《韩信列传》有一条反证，击陈豨时，刘邦先于全国军队到达时抵赵，问赵相赵地有无可用之人，周昌推举了四人，刘邦面试后骂道:“竖子能为将乎?”四人惭伏。上封之各千户，以为将。左右谏曰:“从入蜀汉，伐楚，功未遍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陈豨反，邯郸以北皆击陈豨有，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独邯郸中兵耳。吾胡爱四千户封四人，不以慰赵子弟!”表明刘邦能在无兵可用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权威手段调动当地士兵的积极性，可能也因此抵挡住了陈豨的凶猛攻势。刘邦每每在力量不够强大的情况下不断取得胜利，应该与他善于激励士气有关。仅此一条证据，就使得不善将兵说不那么可靠。 二、刘邦的杀降杀俘倾向 后世总结成败时，总不会忘记说残暴是造成项羽失败的重要因素。而项羽残暴的重要证据之一便是杀降。其坑秦降卒、坑齐降卒，杀秦王及秦国宗室，尽失人心。但刘邦的杀降杀俘就很少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其实这个问题不仅存在，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严重。网络配图 早在反秦战争期间，刘邦与项羽协同作战时，就有过共同屠城的记录。如屠城阳。因为当时有项羽在，或可将此罪行记到项羽的账上。但刘邦入秦时的屠武关(《本纪》)，就不能由项羽本分担了。众所周知，当时战争的酷烈，使得获胜一方在经过艰苦拼杀后，往往做出极其残暴的举动，即屠城。《项羽本纪》在汉四年，欲屠外黄事上，为后世留下了这方面的记录。估计刘邦的屠武关及楚汉战争时的屠煮枣，性质与此相类。但刘邦的问题不出在屠城上，而是在有计划地杀害降将方面。整个楚汉战争期间，为汉军俘获的一方势力人物为数相当不少。如、赵王歇、代王陈余、代相国夏说、雍王、齐王田广、塞王、韩王郑昌、殷王司马卬均属被俘。然而除郑昌不详其所终外，其余均留下死于非命的记载。 首先，明确记为禽，又记为斩或死者。如代相国夏说被擒(《淮阴侯列传》、《郦生陆贾列传》)，《曹相国世家》记为斩;齐王田广为汉将所虏，而《田儋列传》言田横“闻齐王广死，自立为王”。至于其何故而死则不可知。类似情况有:章邯分明为都昌侯朱轸所虏(《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高祖本纪》言其自杀;陈余分明为所虏(《张丞相列传》)，《曹相国世家》等均言其为斩。赵王歇为禽(《淮阴侯列传》)，《陈余列传》则明言“追杀赵王歇襄国”。两种记载之差异究竟其如何，今已不可考。但笔者倾向于，这些人都是先被俘后被杀。因为死是不可改变的最后结局，而被俘可能是死前的某种状态，如章邯的被擒，就是上了功臣表这样的档案材料，应该最可靠;而《曹相国世家》记曹参之功为得王二，即俘虏了两个王，应该分别是魏王豹和齐王广。那么，上述人等皆有先俘后杀的嫌疑。这些人都是一方领袖，杀掉他们可以减少敌对势力的凝聚力。 其次，明确被俘，又在相当一段时间后被处死，或死因不详者。如魏王豹明确被俘，却未立即就死，只是在日后找理由将其杀害。汉三年，楚围荥阳，刘邦与等人弃军出逃，留投降的魏王豹与等守城。周苛即以“反国之王，难与守城”为名，将其杀害。此等手段类似于以出巡期间诛杀大臣事，刘邦亦不想让这类杀降事与己沾上边，所以杀魏豹的周苛或因此而立功，其子周成或也因周苛之功而封侯，除此之外，周苛确实没有值得称道的功劳，所谓的守城被俘不屈，可能传说成分大于事实成分，毕竟周苛不是守城的最高甚至重要的汉军首领，项羽未必肯开出那么高的条件来收买他。在《功臣表》里有堂阳侯孙赤就是以惠侯的身份在荥阳被楚军俘虏并投降了，楚要封高官也轮不到周苛。与此同类，故塞王司马欣之死亦属可疑。史称其因汉胜楚于成皋，与曹咎同自刭于汜水上。实际上，曹咎并非自杀，而是被斩。《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则以曹咎为龙侯陈署所斩，这是陈署功劳薄上的记录，恐其斩曹咎事属实。因此，《项羽本纪》言曹咎及司马欣之自刭，皆不可信。再联系到日后汉王受伤入关，枭故塞王欣首之事，距其战败战“死”时间更已达数月之久。很难想象，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将一个死者首级或尸体完好保存。如果不能保存，或就是能保存，枭其首于栎阳又有何意义呢。一种更大的可能是，故塞王司马欣当时只是被俘，后被处死。也只有在示众后的斩首，才能显出汉之武功，也可以地之民愤，顺当地之民心。网络配图 司马欣之死，当为《》中隐而微之事，却仍属有蛛丝马迹可寻者。而殷王司马卬之死，就毫无迹象留存。自汉二年司马卬降汉后(实则为所虏)，就在《史记》中失了记载。而《汉书·高帝纪》却明确记其死于汉二年、汉从彭城败退后。此事不见于《史记》，或另有所见。如果班固所见不假，则司马卬之死与司马欣之死似有相通之处，即二者都死得不明不白。尽管刘邦的杀降属于微而隐，但事实俱在，不容置疑。问题是，为何在放弃或失支抵抗后，这些人却遭到杀戮了呢?这个问题确实耐人寻味。联系到汉定天下后，韩信、彭越之死，或可对理解这个现象有所帮助。即，杀降是为了避免出现混乱局面，如果这不是全部理由，至少是一部分人如此结局的原因。 魏王豹、代王陈余、赵王歇、齐王田广还有司马卬虽然不是什么厉害角色，但也都曾是领袖一方的人物。尤其前二人，都具有一定的开拓能力，有一定的凝聚力，可以，从者云集。这样的人之存在，总是让志在天下的刘邦心存忌讳。而司马卬亦非泛泛之辈，在赵王武臣失败后，司马卬曾一度变成了一支独立作战武装，其在秦之腹地作战，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得到发展壮大。更有甚者，其先反叛项羽，后因力不能敌，与项羽派来进攻的陈平媾和罢兵。这等能屈能伸的功夫，与刘邦极为相似，刘邦容他不下，亦是情理之中的事。至于章邯和司马欣，此二人是秦将，双手沾满了反秦武装的鲜血，刘邦对他们不仅在感情上不兼容，在理智上也不能允许他们继续存在。故在俘虏二人不久，即将其处死，满足了刘邦及其部下感情和理智的需求。还应该考虑到，赵地与齐地的平定，并非一帆风顺，如果让赵、齐二国之王留下来，对于二地的敌对势力来说，是留下了精神支柱。故处死二人，或可使两地的平定得以顺利进行。因此，刘邦的杀降将，是有其政治上的考虑的。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刘邦的本性残忍，而要与天下大势相联系来考虑，才能见其深意。 鉴于上述考虑，刘邦的杀降，或可包括共尉。据《荆燕世家》，“汉王因使刘贾将九江兵，与太尉卢绾西南击临江王共尉。共尉已死，以临南郡。”而《傅靳蒯成列传》则另有说曰:“()别定江陵，降江陵柱国、大司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洛阳，因定南郡。”江陵王，即临江王，江陵为临江国都。则共尉并非战死，而是被生擒，《高祖本纪》明言，共尉是被“杀之雒阳”。其实汉击共尉一事，本来就不合情理。据《高祖本纪》，汉令卢绾、刘贾击共尉在汉五年正月后，其罪名是“故临江王驩为项羽，叛汉”。而《秦楚之际月表》记汉五年十二月，“汉虏驩”，表明，汉击临江之事是紧接着项羽之死、楚地大定之后就进行的。网络配图 《史记》以一事之始的时间记其最终结果的现象经常发生，此为其一例。故临江之定或非此时的事，其始则可确定为此时的事。《韩信卢绾列传》称:“汉五年冬，以破，乃使卢绾别将，与刘贾击临江王共尉，破之。”汉初以十月为岁首，十二月在正月前，汉击临江时间的不统一，表明了罪名的不成立。没有任何资料表明，临江在楚汉战争中的立场。尽管临江与汉、九江、衡山一样均为旧楚将而封王，但其没有在战争中帮楚是有一定根据的。据《黥布列传》:“项王方北忧齐、赵，西患汉，所与者独九江王，又多布材，欲亲用之，以故未击。”则与项羽交好的楚军旧将惟黥布一人，其余三人，汉王刘邦已叛，临江王共敖与衡山王吴芮不执行项羽杀义帝的密令，估计也与项羽关系疏远。而吴芮因与黥布的姻亲关系，在黥布归汉后，可能也有助汉的倾向。据《汉书·高帝纪》，汉五年正月，劝刘邦即位的诸侯中有衡山王吴芮，而刘邦的答谢诏称:“故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兄子一人，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则吴芮与项羽有积怨，并肯定至少在楚汉战争后期，加入到汉阵营。而临江国可能在整个楚汉战争中都处于两不相帮的境地，《高祖本纪》称其叛汉，只是欲加之罪的说法，不足为信。何况此前临江没有助汉之举，就谈不上什么叛与不叛的问题。事实可能是先发起对临江的攻击，然后再安上罪名，因此，战争的性质是统一而非平叛。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