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1983年的“二王”案，距今已经过去30多年了，曾经风云一时。二王中的弟弟王宗玮是沈阳部队的试枪员，整个沈阳兵工厂生产出的枪械送到他们手中验枪，因此私自收藏一些。1983年2月12日中午，王宗方、王宗玮混入沈阳空军463医院。王宗方撬开小卖部房门，入室盗窃，王宗玮在外放哨。此时，医院人员发现王宗玮形迹可疑，将他带到医院外科室盘查。后有抓住企图逃跑的王宗方，将他带到外科室隔壁房间审查。恼羞成怒的二王瞬间拿出枪，开枪打死打伤4人，自此开始携带武器亡命天涯。一路上杀人越货，武警公安轮番堵截，于闹市枪战，二人弹无虚发，枪枪毙命，部队与群众损失甚大。

在七八个月内，二人一路从沈阳杀过河北，穿过北京，越过河南，深入安徽，后又潜入江西，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简直是杀出个拂晓。后来惊动了中央，当时公安部公布了第一个悬赏通缉令，集全国的力量抓捕二王。果然，这个悬赏通缉令很奏效，在那个通讯方式落后的社会，虽然二王被多次发现，但还是被逃脱。最终二人落魄江西某山区被发现，武警公安解放军出动数万人围剿。

王宗玮身材瘦小，在空军某部队服役，平时很文静;王宗访个很高但干瘦，被劳改过，事发前刚刚释放。被盗枪支仅三支54及若干子弹，以及二人从某**抢夺的另一把54，别无它物。之所以要逃，就是二哥刚出狱心还很野，想要偷抢财物，并从一货站盗得味精若干。被发现之后杀掉保安，开始流亡，一路上抵抗致使干警群众死伤二十余人。

二王事件原因解密后，北京那间简朴的公安部刑侦局值班室里沸腾了。聚集在电话机旁的局长、处长、值班员，大家一起欢笑，互相祝贺。他们已经在这个不算宽敞的房间里延续指挥工作了几十个小时了，有的眼睛熬红了，有的嗓子干哑了。可是此刻，个个变得浑身充满活力，疲倦、困倦、饥饿，顿时像雾一样从他们身上散去，都成了无比轻松、幸福的人。

公安部领导同志通过电话向中央领导同志报告击毙二王”的喜讯。中央领导同志审慎地嘱咐：要验明正身!”。 二王”案件的其它意义，还在于使公安部发出了文 革”以来的第一张A级通缉令、引发了意义深远的83年严打”，并且间接催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警察部队的组建。从这一点上来说，二王”的意义，实在不容低估。

1983年9月18日下午6点40分，“二王”被击毙于广昌县尖锋公社水南大队南坑山。

“满大街都张贴着"二王"照片，中国人首次看见悬赏通缉令。”1983年，从大年三十在沈阳持枪杀4人开始，全国流窜，杀人抢劫，直到中秋节被围捕。7个月零6天，困扰着中国人的问题是:“二王到底到哪儿了?”“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是个谜。”“二王案”当年前线总指挥、前公安部刑侦局局长刘文说，“因为抓到时候已经死了，没人能说清，他们到底去过哪些地方，哪些案子是他们干的。”当作“文革”结束后第一起恶性暴力犯罪，王宗王方和王宗玮，这对来自沈阳一个教师家庭的两兄弟，面对的是当时相对纯净的治安环境和薄弱的刑事侦查力量，“悬赏通缉、特警、巡警、道路检查点和"110"，这些中国的刑侦网络是从"二王"开始建立”。“有一个武警战士叫吴增兴，牺牲了。本来事后调查，王宗王方根本不会开枪，也没打死过人，他只放了一枪，而吴增兴身上有5个弹孔。”

5万人的搜山进行到第4天，谢竹生带着警犬卫南时不时需要停下来歇息。同来的另13条警犬第一天就已经全部累趴下了，12条被人背下了山，1条脱水死亡。“9月13日，发现"二王"的第一天，搜山的每人发了8个硬皮月饼，像包子似的，一点点馅，其他的进口警犬连闻都不闻，惟独卫南，和我分吃一块。”

4天里不断接到情况，谢竹生带着卫南和王宗玮的一只鞋，来到每一个可疑地点。

是卫南第一个发现了“二王”。“9月18日凌晨接到山民报告，说自家厨房的饭和腌菜被偷吃了，还找到一只鞋。卫南一闻鞋，一下子"放线"了，两只眼睛发亮，尾巴绷直了，和身体成了水平线。”队伍开始在卫南指引下搜寻，除了警犬是技术条件，搜山只剩下了人海战术。“我和卫南各走一个山坳，相隔几米远。从山顶到山脚下，1米1人，排成一条线。”约2.5万名武警战士，夹杂七八百江西广昌的公安民警。命令是:“向左挪移。”队伍像梳子一样在南坑山上寻觅，“卫南不断发现王宗玮28厘米长的脚印，我们俩的速度比其他人都快”。到一个岔路，卫南忽然奔跑起来，谢竹生说他没来由的心里一阵空虚。“无名的紧张，我刑侦考试门门第一，一直打冲锋，那天前后看看就我一个，觉得心凉。”“卫南回来!”谢竹生大喊，过了七八分钟后面的人才赶到，“王宗玮就在卫南那条道上，"二王"是向右挪移，我要是自己往里走就完了!

到下午16点多，谢竹生的前方蓦地响了一枪。“刹那间，整个现场没有一丝动静。”停顿了几秒钟，谢竹生大喊一声“是二王!”这时山上山下的枪全响了，“我带着卫南就往里冲!”他先松开了卫南的牵引带。“跑着，我左上方就浮现了战士甘，他中枪了，再往前还是战士郑，我问他"二王"呢?他说跑了，往山下走了!”“几步就看见王宗玮正要抓着一根毛竹往下跳，我离他惟独几米，卫南的训练是"动哪咬哪"，它一下子就扑上去咬住了王宗玮抓毛竹的左手。”王宗玮右手拿着枪，“我猛地抱住了他”。两个人带一条狗，一起往山下滚去。“他1.85米，我1.73米，但他已经力倦神疲了。”后来尸检发现，“二王”胃里惟独一点山上产的莲子的渣。“我扳过他的左肩死死卡在地上，一看，都是血。子弹从左肩贯通从左下颚打出，不是致命伤。”卫南还死死咬住王宗玮的左手，“我说:你老实点!他说:我是好人。”谢竹生现在想起来还要冷笑，他回问:“你还是好人哪?”谢竹生在王宗玮口袋里搜出20多发子弹，1把匕首，“脚上绑了个救命包，有1万块钱和他美国姑父的地址”。谢竹生和卫南一路把王宗玮拖下了山，“又来了3个战士，一起拖”。把王宗玮拉到路边上，向来坐镇的江西省公安厅杨厅长也来了:“抓到哪一个?”谢竹生说:“个子很高，可能是王宗玮。”大家一翻他的嘴:“两边都是假牙，是王宗玮!”杨厅长大声指示:“即将汇报!我们已经活捉了王宗玮!活的!”谢竹生到现在都记得躺在地上的王宗玮的眼神，“那应该就叫凶残吧!他谁都看，但一句话不说”。

哥哥王宗王方惟独1.65米，不会用枪，就在谢竹生抓王宗玮的平行过去8米远的地方。“恒星已经快下山了，但还能看见王宗王方的人影。”武警的枪齐齐扫射过去，10分钟后王宗王方被几个武警抬下山，谢竹生说，“从脖子以下到大腿根部，整齐的9个弹孔，帆叶网，是一梭子弹打死的”。“武警战士们都是二十来岁的孩子，当时情绪特殊激动，开始打王宗玮。”(两小时后，王宗玮也因伤毙命。)谢竹生此后的叙述在24年后变得异常宝贵，因为所有当时报道都说"二王"被当场击毙”。谢竹生完全理解战士们的情绪，“那么多人4天在深山老林里摸索。"二王"多坏啊!”大家都处于兴奋期，“胜利了!”的欢呼响彻山谷。

“我们的基础工作薄弱，队伍素养差，才被"二王"逼出了悬赏通缉令。”2月12日沈阳案发，3月刘文被公安部指派做“二王”案总指挥。3月底他来到武汉的岱山派出所时，“二王”刚刚打死3名警察，并抢劫枪支逃跑。“我到的时候，正有一帮群众，围住了派出所，他们说，公安局干脆换牌子，改叫粮食局算了!”刘文心里特殊不是味道。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公安，所谓刑事科，15块钱以上的事全管，“没有应对暴力犯罪的经验”。“文革”结束后，社会治安和风气都有所变化，现在正编写《中国刑侦史》的刘文说，"二王"是一个转折点”。“二王”案时间之长、地域之广、投入之大，从新中国建立以来前所未有。“到现在，我们还是没有对"二王"的活动做出准确推断。沈阳连杀4人后，能够肯定的是"二王"的4次露头，从北京开往广州的47次列车上开枪，湖南衡阳打死1人，湖北岱山、武汉打死4人，安徽淮阴抢劫2.1万元，向来到江西广昌被击毙。”刘文说，“而且都是因为打了遭遇战。我们的人开了3枪，一枪没中，还被人家给打死了。”“二王”案结束以后，刘文说自己情绪完全提不起来，“7个月才破案，应该吸取教训!有什么英雄可言?”同年夏，邓小平在北戴河召开会议，首次做出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指示。

2月至4月，公安部门的压力越来越大。5月，悬赏2000元的通缉令一夜间贴满了大街小巷。刘文至今还保存着这张发黄的“文革”后第一张A级通缉令。除了“二王”的相貌特征，背面还印着“只许张贴，不准广播登报”。“当时胆怯影响不好，通缉令也来不及让各地去印，只好我们印好，派飞机运往全国各地。”新中国成立后从没悬过赏，刘文曾仔细研究了香港、台湾地区，清朝和民国时代的“悬赏通缉”。“我当时对领导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不该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专利。”刘文笑着说，现在悬赏50万元的多了。当时送到，批示“允许”，但是奖金从5000元改为2000元。

此后刘文背着一台十几斤重的电话，跑遍了广东、安徽、江苏、湖北、河南、陕西和河北。“那个电话是最高级的了，瑞典的。还带着个电台。”因为还没有专车，刘文去很多发现线索的边远地区都要坐公共汽车。“当地的公安局给我们开个证明，说有两个警察同志要坐车，麻烦保留两个座位。”刘文还特地买了100件防弹背心，“200块钱一件，到一个地方只发一件”。刘文说到自己走过的每一处，都会激动地站起来讲，“我们在广东白云山也是围堵了，武汉还调动了军用直升机，还是没逮到”。上世纪80年代公安的装备也很落后，没有110报警电话、巡警、特警和检查点。“连传真机也是为了"二王"买的，好赶紧把照片传往全国。”

当时全国各地都浮现线索，“每天都有电话来说，"一高一矮又来了"，搞得上上下下都紧张，但经查证，都是假的。特殊是浮现了很多"假二王"，冒充"二王"到处作案，我在大连围堵了半天，抓到了一高一矮，他们还"承认"自己是二王呢!”特殊是悬赏通缉令公布后，提供线索就可以奖励1000元，查实的奖励2000元。刘文说，“和现在动辄50万元悬赏捉拿在逃犯可不一样，有人说公安无能，拿钱买人民的自尊，也有人说这样省警力、省经费”。

关键还是当时公安办案的方法太落后。“我们还习惯于，先侦查现场，再找出证据，再追捕犯人。”但通缉令带来的问题是，刘文说，“等我们找到证人要描述人家的长相，人家早回家拿了钱和地址跑了”。除了群众路线，最有效的方针是:“我们必须迅速主动出击，设包围圈，大、中、小3个。”江西广昌最终的围堵正是如此，“我自己当时参加了6次大围堵。此后应对暴力犯罪有了经验”。

2007年9月21日晚，距1983年“二王”被击毙24年零3天，沈阳市一幢老楼里，当了一辈子中学教师的王家林和王春芳接受了采访。年过80岁的老夫妻俩已经很少走出这套70平方米的老房子。

王春芳说，4个孩子都是姥姥带大的，“文革”时，“保皇派”和“辽沈派”就在大院里武斗，动刀动枪甚至埋地雷，正是哥俩容易学坏的年龄。王宗王方和王宗玮后来使用的枪就是1976年3月从沈阳大北监狱偷的，那年王宗玮才19岁。身高1.85米的王宗玮因为打篮球的特长到内蒙古当兵，学会了打枪，当过班长，退伍后进入了沈阳当时屈指可数的大厂724厂。“看过那么多报道，惟独一个作家说过，"二王"的产生有一定的古代因素。我们觉得写得真好。”81岁的王家林说，“以后身体好了，我想和老伴儿沿着我儿当年走过的路走一圈，看看我儿当年如何生活的，听听老百姓的反映，哪怕是要给人家赔礼道歉啥的，我都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