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2月3日凌晨2点40分，北京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电话铃声蓦地响起。

值班员忙拿起听筒，报警的是个中年男子，他用急促的语调说道：“北京市公安局吗？我的朋友吴若甫刚刚在豹豪酒吧被身份不明的人绑架，不知去向！”

接到电话后，指挥中心马上派出警力直奔案发现场。

 

吴若甫，1962年出生，黑龙江齐齐哈尔人，是一位影视剧演员。

他从1986年开始拍戏，以演出警匪剧见长，拍摄过《无限正义》、《背后有人》、《刑警本色2》等警匪剧，在剧中经常扮演警察角色，被称为荧幕硬汉。

在众多演员中，吴若甫是最像警察的演员，因为他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本身就是一名军人，有军人气质。

现实中的吴若甫也是军人性格，他热心助人，行侠仗义，对朋友掏心掏肺，是演艺圈有名的好人。

所以，吴若甫在20世纪初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

吴若甫出道的时候，刚好赶上改革开放，演员收入开始跟演技和票房挂钩。因此，拍戏18年的吴若甫，有了可观的积蓄，不但买了豪宅，也开着一辆宝马X5，过上了较为风光的生活。

宝马X5是宝马品牌的第一款四轮驱动SUV车型，排量为2.9L，当年售价在80万左右。

话说回来，在北京演艺圈，豪车是演员的行头。

 

老板谈生意的时候，如果没有一辆豪车，跟别人谈合作就没有底气，别人也对你没有信心。

拍戏也是一样，没有一辆像样的车，在演艺圈就会特没面子，永远站不到C位。

所以，你省吃俭用，贷款借钱也要买辆豪车。

可是啊，车的配置再好，也挡不住不法分子的觊觎，保护不了车主本人。

吴若甫如何会在凌晨时分被绑架的呢？

2日夜晚，吴若甫带着一男一女3个朋友去位于朝阳区三里屯一带的豹豪酒吧玩。

豹豪酒吧在兆龙饭店对面，是北京一家小有名气的美式西餐酒吧。

酒吧的大股东是北京影视界的大腕，因此该酒吧也成为北京演艺界明星经常光顾的地方。

吴若甫的朋友，有两位是香港来客，大家很久不见，谈性颇浓，聊着聊着，就到了深夜。

 

吴若甫看看表，已经是凌晨两点，他对朋友说：时间不早了，大家回去歇息吧，有时间我们再接着聊。于是，4人一起并肩走出酒吧。

吴若甫让3个朋友在酒吧门口等着，自己则径直走向停车场开车。他走到自己的座驾旁，刚刚打开车门，蓦地有人扭住了他胳膊。

大吃一惊之下，他转身一看，身后站着3个警察。

吴若甫一脸茫然，不知道警察为何找自己。

这时候，其中一个小个子警察开口了，他用一口标准的北京话说：这是你的车吗？

吴若甫：“是啊，警察同志，发生了什么事？”

小个子说：“如何回事？你自己做的事不知道吗？你前几天撞人了，还逃逸了，当事人报警了。装什么装？”

吴若甫虽然熬更守夜了，但是脑子还是很清醒的，他脑子像过电影一样飞快地回顾了一下，很快就摇头说：

“警察同志，我这半个月都在外地拍戏，昨天刚回到北京。”

“而且我的车子锁在车库里，朋友也没有借过车。你们是不是弄错了，我这人别说是撞了人，就是撞了一个小动物，也会主动报案的。”

小个子发火了：“你还敢说没逃逸？当事人报案时说的车牌号跟你的车牌一个字都不错。少废话了，跟我们走一趟。”

旁边一个大个子插嘴说：“是不是你，到局里走一趟，不就水落石出了？”

吴若甫说：“现在我外地朋友就在那边等着，我明天到公安局配合调查不可以吗？”

 

小个子说：“你胆敢阻碍公务，来呀，把他带走。”说着他一招手，身边边两个穿警服的人拿出一副锃亮的手铐，就要给吴若甫戴上。

这时候吴若甫醒悟过来了，他这么多年因为拍戏扮演警察，没少到公安局体验生活，对警察再熟悉不过。警察个个不说都是五官端正，英气逼人吧，至少执行公务的时候都是文明遵纪，不卑不亢。
可是眼前三个家伙，举止鬼祟，交谈时满嘴脏话，态度蛮横急躁，穿的警服也不是那么合体。如何看都不像警察，倒有点像不法分子。

这样想着，吴若甫脊背一阵发凉，惊出一身冷汗，他一边抵抗，一边大声喊叫。

吴若甫人高马大，身体很茁壮，这3个人一时间竟也拖不动他。

吴若甫心想，虽然说这时候没有过路行人，但是自己的朋友就在不远处。邪不压正，这些坏人没有底气，一定会被吓跑的。

说话间，吴若甫的朋友即将就赶了过来，跑在最前面的，是制片人张大庆（化名）。

张大庆过来之后，一了解情况，也觉得不对劲。他是个老江湖了，也是个文化人，基本法律常识还是懂的。

如果是交通肇事案，又有肇事车辆的车牌号，完全可以先打个电话，从容抓人。因为交警都有车主的详细资料，没有必要半夜三更来硬性抓人。

从举止、穿着和办案方式上，这仨也不像是正规民警，如何看都形迹可疑。

但这三个“警察”态度非常粗暴，不容质疑，有点狗急跳墙的意思。

小个子恶狠狠地叫道：“不要阻碍我们执行公务，不然你们要承担一切结果。”

张大庆不卑不亢地说：“不知道你们是哪个单位的，可不行出示一下证件？”

可是就在说话的时候，力竭的吴若甫已经被推上了一辆桑塔纳车上，这车不是警车喷涂，也没有警车牌照。

到此为止，事情已经很明了，这些人可能不是警察。

 

两个香港朋友见状吓得直哆嗦，一时不知该如何办。张大庆却毫不畏惧，他上前一步，挡在车门前，不让他们走。

这时候，那个小个子“警察”，从怀里掏出一把手枪，对准了张大庆：“小子，信不信我打死你？”

这时候坐在后排的吴若甫说话了：“大庆，你别管，我跟他们走，看他们能把我怎样？”

张大庆犹豫了一下，被假警察猛踹了一脚，他手一松，车门随即被关上。

这时候汽车已经点着火，坐在驾驶位置上的警察一踩油门，桑塔纳绝尘而去，消逝在茫茫夜色中。

张大庆不敢怠慢，赶忙拨通了报警电话。

十分钟后，三辆警车风驰电掣般来到了。

 

心急如焚的张大庆，赶紧向警察简单明了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

警察拿出本和笔，一一记录，随后把报案记录递给张大庆。确认无误后，张大庆在上面签了字。

张大庆今年50多岁了，见过一些世面，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还能临危不乱，记下了一个“警察”的警号和他们的车牌号。

查询结果很快出来了，那三名果真是假警察，不出张大庆他们所料。

但是落实之后，性质更严峻了。

带走他的如果是假警察，那问题的性质可就严峻了，就是一起不折不扣的绑架案。而且犯罪分子还疑似带着枪支，吴若甫随时都有生命惊险。

在首都北京发生持枪绑架案，其实就够稀奇了，被绑架的，还是一位著名演员。更要紧的是，这位演员还是京城的政协委员。

这性质有多严峻，相信不说大家也都明白。

果不其然，很快，案子就报到了北京公安局的高层。

对于这样影响巨大的案子，市局没有理由不重视，他们从公安部借调了享有盛誉的刑侦专家，还调来了业务技术最过关的警察，成立了由市局副局长担任组长的专案组。

市局领导给专案组下了死命令：限期破案，不仅要抓获罪犯，而且要确保人质安稳 无恙。

 

是哪位如此胆大，敢在北京绑架著名演员，而且还是持枪绑架？

那时候监控还不普及，给案件调查带来巨大难度。
专案组人员查找了很多案卷，做了大量工作，很快就对此案的情况有了初步了解。

根据目击者的描述，专案组初步断定，这起绑架案跟之前发生在北京的几起绑架案作案人员的相貌特征、作案工具、作案手段非常相似。

这几起绑架案的首犯，是同一个嫌疑人，他叫王立华。

因为这几起案件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作案者没有底线，心狠手辣，极其凶残，完全不按照套路出牌。
普通来说，绑架人质的目的大多是求财，绑匪得到赎金之后，都不会加害人质。

比如，悍匪张子强曾经在1996和1997年区别绑架香港首富李嘉诚的公子李泽钜和香港第二富豪郭炳湘，在获得16亿港币之后释放了人质。

这固然掩盖不了张子强的凶残本质，但起码还能说明他守那么点规矩。

可这个王立华与众不同，他们绑架人之后不仅要钱而且还要撕票，真是残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2003年9月，他们在北京市平谷区（当时还是县）绑架了一个叫做王海（化名）的年轻人，索要300万巨款赎金。受害人家庭为了儿子安全，没有报警，支付了全部的赎金。

没料到，王立华拿到300万以后，还是将人质杀害。

因此专案组人员最担心的，不是别的，就怕王立华撕票。

也就是说，吴若甫此时的处境非常惊险，稍有不慎，罪犯随时有可能杀人。一旦那样，营救计划就算失败了，所以专案组不敢怠慢，他们布下天罗地网，只等绑匪出面。

吴若甫被绑架后6个小时，也就是2月3日早上8点，绑匪来电话了，是打给吴若甫经纪人苏文（化名）的。

电话中绑匪提供了一个账号，要求他准备200万赎金。

苏文接到电话后，一面筹钱，一面报警。

因为苏文常在社会上混，深感事关重大，钱不是问题，就怕绑匪不守规矩，人财两空。到时候自己不但要担责，而且无法对吴若甫家人交代。

很快，王立华再次打电话给苏文，询问赎金准备好了没有。

王立华还有意虚张声势说：“我局子里有人，知道你报了警， 那没用的。我已经做了四起案子，不配合我们，人就没命了。限你今天夜晚5点之前交赎金，不然到10点就只能看尸体了。”

中午9点50分，吴若甫的经纪人按照专案小组的要求，将200万送到了绑匪指定地点。

 

后来才知道，王立华这时候已经等人将吴若甫随身携带的9000元、挪移电话等款物掠走，并向吴索要朋友及亲属联系方法，打算向他人继续索要赎金。

罪犯王立华非常狡猾，他三次变换交款地点。

最终他让吴若甫的经纪人将现金送到了一个垃圾箱跟前，让一个乞丐拿走，他本人则在200米之外的一栋楼上观察，确认没有盯梢之后，他才下楼从乞丐手中接过装现金的袋子，打的离开。

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专案组人员已经撒下大网，在绑匪可能浮现的地方都安插了便衣，任凭罪犯多么狡猾，还是露出了蛛丝马迹。

下午三点左右，民警在排查的过程中终于在朝阳某小区的一个停车场内发现了王立华的尼桑蓝鸟轿车，即将在此地安排人员开始蹲守。3个小时后，王立华前来将车开走，民警在后面跟踪，夜晚快八点时，趁着王立华去修车的一段间隙，民警包夹成功，从他身上搜出了一枚手雷和两支手枪，子弹都已经上膛了。

接下来，就是营救吴若甫的时刻了。

本来，警方动用技术手段，早已确定了人质关押的地点。

 

这时候的吴若甫，被关押在至本市顺义区一租赁房屋内。

行动之前，专案组长再三向干警交代：你们的重要任务是保护人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夜晚22时50分，挽救人质行动开始，专案组长一声令下，干警一起行动，出租屋所有门窗在同一时间突然破碎。

三名绑匪尽管上了膛的手枪就在身边，还有几颗打开保险的手榴弹。但是这些东西没有派上用场，没有一个绑匪来得及摸枪抵抗。

从后来专案组播放的录像中可以看到，警察把一名扑翻在地的绑匪拉起来时，那名被吓蒙的绑匪嘴里还叼着一根已经压扁了的烟卷，竟没有来得及吐掉。

看到吴若甫后，民警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扑上去，预先安排好的三名警察立刻用三件防弹衣把吴若甫保护起来，一件遮前胸，一件遮后背，一件挡在他头顶 。

 

整个营救人质和抓获罪犯的过程，帆叶网，用了不到30秒，便顺利结束。

2005年9月13日，星期二上午。

王立华来日不多了。

这天他醒得很早，穿上崭新的花T恤，外面套上黄色号服，用完简单的早餐。

他还仍旧怀着一线希翼，盼着案子迎来反转。

他的母亲和姐姐在二审期间向北京市最高法院提出书面申请，请求同意给他做司法鉴定，称他家有精神疾病家族遗传。

这事也不算是一点依据没有。

 

他的姑姑的确曾经因患精神障碍被鉴定为残疾人，多年以来都在享受残疾人待遇，领取国家发放的补贴。他姑姑的孩子也在北京安定医院被鉴定出患有精神病。

如果真的被认定为精神疾病，他将很有可能免于一死。

王立华知道，依据正常程序，他是难逃一死的。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作案四起，手里还有人命。

2003年9月，王立华跟曾经的狱友王庆晓和董立民等几个兄弟，在平谷犯过一次绑架案，期间，他们把被害人的手机和项链拿去变卖。

这次绑架，他们如愿收到了300万元，堪称满载而归。但是他并没有如约释放人质，而是向自己的小兄弟下令，将人质“办了”。于是人质被王立华的小兄弟用铁链勒死后埋进了他们事先挖好的坑里。

王立华后来交代说，之所以撕票，是因为人质瞧不起他。

原本王立华在绑架之前，跟人质王平有一面之交。王立华出狱时，他的几个“哥们”带他到一家高档酒店为他接风，这时从楼下走上来几个西装革履的小伙子。

 

王立华的朋友中有一个叫“老八”的人连忙站起来跟其中一个小伙子打招呼。但领头那个小伙子带理不带理，微微点了一下头。

小伙子的傲慢让王立华很不舒畅，他盘算着，“老八”是个富二代，家产少说有六七千万元，可是老八还对这小伙子毕恭毕敬，这小子背景肯定更厉害。

当“老八”介绍王立华是自己刚出狱的朋友时，那小伙子牛气哄哄地说:“不就是抢了两万块钱吗，要是早找我，我跟公安局局长打个电话就把你捞出来了。”

王立华听这人口气这么大，更加不爽，就问老八这小子什么来头。

老八告诉他，他父亲是做大生意的，身家过亿。

这个张扬的小伙子，就是王平。

因此王立华产生了绑架王平的想法，没料到异常顺利。

从此，他一发不可收，在犯罪路上越走越远，离黄泉路越来越近。

还有十来天就是王立华27岁的生日，这也是他最终一个生日。

他的一生，有九次是在监狱里度过。

 

王立华首次拿到判决书，是1995年11月28日，17岁。

那年他还在一所工读学校上学，他带着15岁的小兄弟，揣着菜刀和假手榴弹，闯入居住在北京丰台区的一个浙江商人住处，抢劫了手机等价值2万多元的东西。

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他被判了9年。

对不思悔改的人来说，监狱是个大熔炉。

王立华在监狱里学会了很多犯罪“本领”，他还没有出监狱，就决定大干一场。

同监牢的一个服刑的人是金融系统的，他就产生了抢劫金库的想法。因为王立华在交谈中得知，银行的金库是由行长和保卫科长共同掌管钥匙。他认为，只要绑架了银行行长和保卫科长，带着他们去金库，不愁拿不到钱。

为了完成计划，他没少看新闻，还暗暗记住了一些银行的位置和银行行长的名字。他觉得抢劫运钞车是小买卖，不值得干，经常对同伙说：“要干就干大的，惊天动地。”

 

为了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绑架王平拿到手的300万元赎金，他拿出60万到云南边境预定了180支枪，仅订金就交了30多万元。

王立华买了5个手雷，5支折叠冲锋枪、大量枪支弹药。

为了把这批枪支弹药“安全”运回北京，王立华带了十几个手下，开了两辆车到云南接货。枪支到货后，王立华便计划着抢劫金库。但是踩点之后，他始终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抢劫计划临时搁置下来。

一个偶然的机会，不爱看娱乐节目、不追星的王立华听说明星非常有钱，就产生了绑架明星的想法。

他听说豹豪酒吧是明星出入的地方，经过精心准备后，就实施了对吴若甫的绑架。

 

王立华很少看电视，并不认识吴若甫，但他知道什么是豪车。在他看来，坐豪车的人一定有钱。

都说穷凶极恶的人不怕死，王立华似乎也是这样。在法庭上，他总是面带微笑，一脸的不屑。

2005年春天，王立华一审判被判处死刑的时候，他胆怯了，从此寝食难安。他把希翼寄予在精神病鉴定上，他告诉姐姐，不惜代价活动，花五百万也值得。

当姐姐问他出来后如何还钱的时候，他天真地说：“再做几票不就有钱了？”

王立华最后等来的是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判决下来的时候，他在监狱大喊大叫，说这样判自己，太冤枉。监狱长问他有什么依据，王立华大言不惭地说：我是精神病。

 

2005年9月14日，王立华、王庆晓、董立民三人被验明正身后，押赴刑场，被执行死刑。

临死之前王立华会见家人时，曾经大声给自己打气：“我死了，就解脱了，早死早舒畅！”

自作孽者，岂可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