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局，三个人被分头审问，过程非常简单，两个姑娘毕竟太年轻，涉入此道不深，有些胆怯，没问几句就都哭了，承认一个从富锦来，一个从北安来，都在“大都市”夜总会做伴舞女郎。今天夜总会歇业，老板娘把她们介绍一位老主顾，就是姓许的总经理，让她们跟他去，到他在郊区临时租用的房子。总经理讲好两人陪一夜给一千五。姓许的总经理起初一口咬定两个姑娘的确是他准备雇用的营业员，以后女方的证词传过来，他无话可说，只有自认倒霉——大概没听说南山矿出事，路上添了堵卡。“哎，就是这么回事吧，”总经理再次掏出烟盒，递上一根，见对方不理，把手缩回去，自己叼在嘴里，又去摸打火机。“我可是初犯。”当作私营企业的高级职员，犯这类事心理压力不会巨大。

公安人员其实很敏感地注意到两个姑娘的披肩发，但很快从她们的气质上打消了这种考虑。据供认，两人都高中毕业，在家闲了一年就跑出来做事、陪舞每晚挣一二百元，“只陪舞，不上台。”民警自然不会全相信，但看着这样年轻就走上这条路仍然感到痛心。他们了解，干这行即使陪舞也很受屈辱，有时要忍受客人的猥亵，碰上脾气不好的一个耳光抡过来再加拳打脚踢也常见。或许仅仅两年前她们还坐着教室里准备高考，如今已是坠入风尘，这一步是如何跨出来的？仅仅是受到金钱的诱惑还是为生活所迫？大概她们自己也说不清。半年前，有个妓女在客人的浴缸里割破动脉自杀了，从她的住处却搜出20多万元钱。实在说，公安局的人达这种时候没功夫和这种人纠缠，录下笔供后就开车送他们去收审站，许总经理又和他相中的两个女子挤坐一起，互相谁也不望谁一眼。此外，民警还在两处卡点截获了3把匕首。没有查到谁携带枪支。假若犯罪团伙不是在28日晚8点以前逃离鹤岗，再想把枪带出去是不大现实了。全市所有的医疗单位，包括各类医院、卫生院、急救站、机关事业和企业部门的医务室等都无一例外地接受了检查，目的在于发现是否有人在近几天里医治枪伤。平时，出于打架斗殴或被人误伤而到医院里就诊的事情时有发生，但一般只是被火药枪、猎枪、钢珠枪或口径枪击中。

如果这几天从谁身上取出“五四式”手枪子弹，那么他（她）必是“1.28”案犯之一。凡是中了枪伤的人，都会受到医生的盘问，但近年来流行送红包，不愿让警方或工作单位了解受伤原因的就诊者，常常肯出大价钱封住医生的嘴；有的还出更高的价钱请医生出诊。所以，各医疗单位都接到市卫生局和上级主管部门的通知，要求给每个医务人员打招呼，一旦发现可疑的伤员立即报警，并陈明利害，重申纪律，讲清包庇罪犯的严重结果。按理说罪犯是不敢轻易在公共医疗场所露面的，不过伤势如果危及生命，情况就难说了。1月29日上午，南山区公安局接到一家区级医院的报告，说有两个男人抬着一个20多岁的青年看急诊，患者肩部受伤，大量出血，正接受手术。刑警队副队长刘仲义放下电话就带了侦察员小余直奔医院，当然是骑自行车。赶到时手术已做了一半，医生身旁的盘子里血淋淋地放有七八粒铁砂，大小不一，医生还在用镊子往受伤者左臂一片血糊糊的皮肉里挑动，受伤者脸色苍白，闭着眼，疼得满脸汗。刘仲义把两个陪同的男人带到院长办公室，简单询问了事情经过，经过和刘队长预想的差不多：伤害方和被伤害方过去有过冲突，伤害者曾扬言不让被伤害者过年，于是就发生了今早的情节，两个男人都表示说他们与事件无关，也没有看见当时场面。

所以详情还要待手术做完后调查。刘仲义记下了两个男人的名字和住址、单位。在大厅里等候时，刘队长已十分不耐烦，他对这种干扰破案的斗殴事件毫无兴趣。但看见化验科门前排有七八人的队伍，感到奥秘。这些人大多戴着旧式布面棉，套旧式棉裤，属于煤矿上70年代发的那种。都脱去半边棉袄，一条胳膊在里面。排队的还有个女人，围蓝花头巾，四十多岁的样子。刘仲义扬扬下颏，叫小余过去问问。小余转回来时说：“卖血的。”“过节还卖血？”刘队长不大理解。“就因为过节才卖血吧。”小余说。刘仲义问身边走过的护士：“你们如何这个时候还收血？”护士不认识他，疑惑地望了一眼，边走边说：“谁愿意收？他们排不上，找了院长，这是现加的号。”刘队长不吭声了。卖血的有两种，一种是职业性的，隔一段时间非卖一次不可，帆叶网，不卖身体受不了。另一种是临时性的，急等钱花。看来这些人属于后一种。那个女人，他似乎有点脸熟，像是矿山的家属。他感到一阵心酸。他也是矿工家庭出身，了解矿工的日子，警察这职业，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毕竟月月开得出工资，还有点特殊威信，能维持男子汉的面子，他觉得自己这个警察是保护矿工利益的。他知道有户人家，三口人，男的下岗，靠女的每月200多块钱工资生活，夫妻平时难免有点口角。男的不喝酒，把烟也戒了，只是每月向女的讨2块钱理发，时间一长，女的烦了，顶了一句说：“你还像个男子汉吗？？”男的当时无话，过后越想越想不开，到小树林里挂了根绳子上吊了。女的哭成个泪人，懊悔已晚。这只是工人中最穷的一部分，包括眼前卖血的人们。刘仲义痛恨的是，还有人来抢他们仅有的一点工资。

他赖得等手术做完，交代小余留下处理一下，自己匆匆赶回分局，那边的摸排工作还很繁重。这也是几天里指挥部统计上来的唯一一起枪伤事件。指挥部怀疑犯罪分子是否真的中了一枪。对11号无名尸年龄推断有了初步结果。年龄的推断一般有三种方法，最直观的自然观察皮肤的皱纹。青年人皮肤细嫩，看不到明显的纹路，到了20岁左右，人的前额部出现横纹；到了25岁左右，眼角开始有了鱼尾纹；到了30岁左右，鼻唇沟就显出来了。如果看到什么人脖子上起了一条条横纹，耳朵前面有一道一道的竖纹，就能估计出对方年逾不惑，到了人脸上的皱纹把一块脸分割成无数碎片，此人已经是75以上。至于平时人们说：“你不象有多少岁”之类，只不过是没有注意观察细部特征而已，在法医看来，一切都是清清楚楚的。11号尸体全身的皮肤都被烧焦，不能指望确认什么了。目前推断年龄最可靠的方法是骨骼的检查。人在25岁以前，可以用X光照射推断近似年龄，因为人体骨是由骨化中心发育成的，骨化中心逐渐骨化直到发育为成骨，这中间的不同阶段显示有年龄的特征。比如2岁的儿童前囟门闭锁，4岁的儿童有4个腕骨，等等。从颅骨骨缝的愈合情况也可推断年龄，但根据耻骨联合面形态上的变化来辨认也许是误差最小的做法。11号尸体暂时不适于做骨骼检查。倘若他是一名无辜的受害者，那么最好再耐心等待几天，等亲友来认尸，不要急于解剖尸身。如果他是罪犯之一，此类检查也最好送到省厅四处去做、四处有国内知名的法医专家车则仁，设备条件也是国内一流的，做起来更有把握。那么剩下的就是从牙齿来推断无名尸年龄了。省厅工作组的法医吴印达和市局的法医伦江等仔细地清洗了尸体的牙齿，然后轮流观察，得出印象。死者已经长出智齿，也就是第三磨牙，这只能说明死者在18上。

有的人30岁或40岁才露出智齿。他们更注意死者牙齿的磨损程度。牙齿的牙釉质和牙本质在咀嚼中会有所破损，破损后不会再生，只能用人工方法加以修补，所以，牙齿咬合面的磨损程度随着年龄的增加会不断有所增加。死者的第一磨牙和第二磨牙在牙尖顶和边缘部分都稍微有些磨损，有个别牙牙尖磨平了。反复看过几遍以后，几位法医区别在纸片上写下自己的推断，又放到一起，打开来看。一张纸片上写着26岁。一张纸片上写着24岁。一张纸片上写着23岁。一张纸片上写着27岁。这样，平均下来，估计死者为25岁左右。数字不见得准确，但事后证明已经相当接近了，主要的是，法医们的鉴定使指挥部成员对无名尸的概念一下子清晰了许多。可以基本断定，死者是个青年人。而犯罪分子看来基本上也都是青年人。他是否可能属于他们中的一员呢？？北京“212”吉普车方向盘正中留下的一枚指纹被谨慎地取下，指纹大体上完整，而且清晰，甚至可以用肉眼看出簸箕形。这样的指纹在室内现场一个也没有发现，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取下指纹是刑技的事，查找是哪位留下指纹则是刑侦的事。一般来说，查找指纹只有两条捷径，一是有具体的嫌疑人，只要设法去验证就是；二是事主犯有前科，指纹档案上存有纪录，去核实就是。如果这两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那么为了一个指纹可能把侦察员的腿跑断。曾经有件旧案，为了玻璃上的一个指纹，动员了十几名侦察员，跑了四个省，花了上万块钱才得以落实。

吉普车上的指纹档案里查不到，侦察员们的视线就分散到与司机房义贵关系密切的人们身上，同时调查其它与房有关的线索。28日下午与房义贵一起修车的刘姓司机说，他没有上过房的车，房义贵平素与别的司机来往不多，他只能列出少数几个司机的名字。侦察员当场对了刘的指纹，又一一走访了其他几个司机，证明了他们都与那辆车无关。走访一位姓王的司机时，司机的老父亲正犯心口疼，疼得在炕上打滚，满脸豆大的汗珠。两个侦察员二话不说，先帮王司机把父亲抬上车，送到医院，又把病人抬进急诊室。值班的急诊大夫正在煤气炉前炒菜、听见招呼、很不耐烦，说：“等着！”等了有5分钟，还不见他开门出来，侦察员忍不住闯进去、看他又在往锅里倒油。侦察员气了，亮出牌子，教训了几句，大夫才关了火往外去。等病人的病情稳定下来，侦察员向王司机说明了来意。王司机很感动，尽其所知提供情况，一连说出几个最近与房义贵有来往的人，还提到，住在房义贵家附近的一伙人经常搭乘房的车，有时给钱，有时不给钱，房曾当王的面抱怨过。

那伙人常打架斗殴，房不敢得罪，只好忍气吞声。这个情况自然引起侦察员的重视，很快向指挥部汇报。指挥部马上派专人到房家所在的居委会调查，证实确有一个叫“大山子”的青年常纠集几个无业人员滋事，还拦截、强奸妇女。“是强奸吗？？”侦察员抓住问。“是……可能算调戏吧……”矮矮的居委会主任马上改口。“我们也不太清楚……”“报过案吗？？”“没有。”“受害人找过你们？”“没有……我们只是听说。”“如何不报案？”“……没弄清楚……再说，他们的事没人敢管……”“什么意思？”“大山子他爹，他爹区里有人，上次抓进去两个，头黑进去的，二天上午就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