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相对于德国而言，日本的投降其实是“有条件”的。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发表《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

日本当局对于是否接受，意见不一。

首相铃木贯太郎主张对其“置之不理”，“为战争到底向前迈进”。

随后美国对日本使用了原子弹。

日本军政首脑见战败已成定局，遂主张“护持国体”，即在保留天皇制的前提下，向盟国投降。

军方不满足于此，还要提出自行处理战犯、自主解除武装、同盟国军队不进占日本本土或仅限于象征性驻兵等条件。

在8月9日的御前会议上，最终由“圣断”：“仅以确认皇室和天皇统治大权为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

” 8月10日，日本通过中立国瑞士和瑞典，照会美、英、中、苏四国，表示准备接受《波茨坦公告》，但“附以一项谅解：上述公告并不包含有损天皇陛下为最高统治者的权利的任何要求”，“日本政府竭诚希望这一谅解能获保证，并切望迅速对这种保证予以明确表示”。

收到日本照会后，美国总统命国务卿起草了一个答复草稿，并电告中、英、国领袖。

草稿中规定，“从投降时刻起，日皇和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即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以便采取他认为适宜于执行投降条款的步骤”，变相承认天皇政府的合法地位(盟军占领德国后，德国原中央政府即被解散);又规定“日本政府的最后形式将按照波茨坦公告，依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确定之”，为保存天皇制预留了空间。

蒋介石回复杜鲁门，同意草稿中的“一切条件”。

8月14日，收到盟国回复的裕仁天皇在御前会议上说，“关于国体，敌方也是承认的，我毫无不安之处……如果继续战争，无论国体还是国家的将来都会消失，就是母会丢掉。

如果现在停战，可以留下将来发展的基础。

”在后来的“玉音放送”中，他再次强调，结束战争，“朕于兹得以护持国体”。

以上种种事实说明，日本是在获得了盟国不立即废除，甚至保留天皇制这样一个许诺后，才接受《波茨坦公告》的。

提前向日本告知“宽厚”的投降条件，促使日本“无条件投降” 在名义上，德国与日本都是对盟国“无条件投降”，但实际情况并不相同。

1944年2月，在一次演讲中解释:“‘无条件投降’一词，并不意味着德国人民将受到奴役或灭亡。

但是它却意味着盟国在受降时不受任何条约或义务的约束……如果说我们是受着什么义务约束的话，我们只凭着自己的良心对文明负有义务。

我们并不因订立契约的结果而对德国人负有义务。

这就是‘无条件投降’的意义。

” 在对德问题上，丘吉尔一直坚持上述观点，主张“没有必要把我们将来的政策告诉德国人——他们必须无条件投降，然后等待我们的决定”。

在英、美、苏三国签署的《公报》上即规定:“我们已就共同的政策与计划商得同意，以便实施在德国武装抵抗最后被击溃后，要共同使纳粹德国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条款。

这些条款,在最后击溃德国之前,将不使人知道。

” 对日的《波茨坦公告》显然与此不同。

盟国不仅向日本公布了具体政策，还给予了一些看上去相当“宽厚”的许诺。

如公告第九条规定，“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得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第十一条规定，“日本将被允许维持其经济所必须及可以偿付货物赔款之工业，但可以使其获得原料，以别于统制原料，日本最后参加国际贸易关系当可准许”。

盟国最后承诺，“上述目的达到及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后，同盟国占领军队当撤退。

”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日本有条件投降”，有一种论据认为：“盟国在受降书上把原定要求‘日本国’无条件投降改为‘日军’无条件投降”，以表明“日本政府”没有“无条件投降”。

这种说法其实并不成立。

首先，德国的投降书中说，“我们的陆、海、空军的所有武装力量以及现在由德军统帅部指挥的一切兵力向红军最高统帅部，同时向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无条件投降”，也仅说德军投降，而未言及德国政府。

其次，在日本给盟国的投降书上，虽只有“日本帝国大本营与所有之日本国军队以及日本国支配下任何地带之一切军队，对同盟国无条件投降”的话，但在给中国的投降书上，则明确说，“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已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

因此绝不仅是日军“无条件投降”。

总而言之，日本政府在“名义”上，确属“无条件投降”;但就其“实质”而言，这种“无条件”，是有其前提的。

盟国对保留天皇制的暗示，以及在《波茨坦公告》中的“宽厚”，对日本投降起到了加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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