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一，文帝时期更是备受称颂，曾描绘这一时期的人民生活：“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社会安宁，政治清简，人民安乐，生活幸福，俨然一幅桃源盛世图。它的产生，司马迁认为源于本人“德至盛也”、“岂不仁哉”，是文帝的仁德落实到具体政事而孵化出清明祥和的治世。 克己欲以厚天下 史料记载，历史上的仁君汉文帝有诸多嗜好。他好游猎，有一段时期“日日射猎，击兔伐狐”，以至于“一日再三出”，贾山曾为此切谏;他也好驰骋寻求刺激：“文帝从霸陵上，欲西驰下峻阪。袁盎骑，并车揽辔。上曰：‘将军怯邪?’盎曰：‘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骑衡，圣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骋六騑，驰下峻山，如有马惊车败，陛下纵自轻，柰高庙、何?’上乃止。”袁盎一席帝王安危关系到国家社稷安定的话，让文帝放弃了个人嗜好，虚心改正。后来有人献千里马 ，文帝“于是还马，与道里费，而下诏曰：‘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求来献’”，并命令“省厩马以赋县传”，减省御马以供给普通邮递。由此可见，贾山、袁盎的进谏不仅当时为汉文帝采纳，而且此后为他自觉运用，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嗜好之间，国家利益至高无上。 不但能克己以从善，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汉文帝能抑己恶——控制一己之羞怒等负性情感——以从善。如过中渭桥惊舆马事件，廷尉张释之断为“一人犯跸，当罚金”，而因受惊吓而恼怒不已的汉文帝认为处罚过轻，为之大怒，但当张释之以法为准绳力争后，“良久，上曰：‘廷尉当是也’”。“良久”二字凸显出文帝内心“私我”与“公法”斗争的程度，最终他却能去掉帝王的尊严而遵从国法，承认张释之裁断正确。文帝可谓是以其仁善推及百姓的仁君，他真正履践了儒家提倡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的处事条，以“仁”立身，以“仁”治民，以此为社会日臻于和谐打下坚实的基础。 旧兼新以尽臣才 汉文帝做代王时，与长安诸大臣并无太多瓜葛，所以遽然被选中继承帝位，惊疑交加的汉文帝登位伊始，亲信从代地带来的宋昌、张武等：“即日夕入。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宋昌领南北军直接保证了京城与皇宫外围的安全，张武为郎中令则使宫殿内的安全有保障。但是文帝作为一代贤君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不以私心治国，最初的倚重并没有成为一种用人倾向，宋昌、张武后来没有成为权臣，而是各尽其才而已。 文帝朝除随文帝从代地来的大臣外，不可忽视的势力是高祖的一批老臣。就当时的情势而论，、等高祖旧臣阅历多、资历长，身居要位，，为国家的稳定与前途计，非重用不可，所以“孝惠、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周勃、陈平、、张苍先后被文帝任用为相。后来，张苍因推算律历失准和荐人失察而免相，文帝曾想改革用军功臣的用人制度，《》载： 张苍免相，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窦广国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广国。”广国贤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时大臣又皆多死，余见无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为丞相。 但“念久之不可”，仍然用高帝时以勇健材力见长的申屠嘉为丞相。除此之外，如任季布为河东守，栾布为将军，陆贾出使南越再建功勋，召田叔咨询天下贤人，复孟舒为云中守，可见文帝对高祖刘邦旧臣都能量才任用，人尽其才。 但汉文帝又不止于此。他登基的第一年(前179年)，召为博士，第二年初，下诏举荐能言极谏者，颍阴侯随骑贾山上《至言》，博士贾谊上《积贮疏》，由此开始，汉文帝或通过举贤良征辟，或直接咨询，或间接考察，起用了一大批新人。如贾谊由博士一年中升迁为太中大夫;晁错由太常掌故，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再迁为博士，后拜为太子家令，后又因对策高第迁为中大夫;张释之由谒者迁仆射、再拜公车令，由于弹劾太子、不下司马门，“文帝由是奇之，拜为中大夫”，“顷之，至中郎将”，“其后，拜释之为廷尉”;冯唐因论将有味，文帝令他持节云中复魏尚之职，“而拜唐为车骑都尉，主中尉及郡国车士”。 文帝起用的这些人，其言行或职任对文帝朝政治、经济、边防、军事可谓有巨大的影响。 班固《汉书·刑法志》言：“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是对汉文帝朝刑法罕用的总结，同时于其中，我们更可见到文帝根据时代社会的特点，用人以旧兼新的特质。老臣“少文多质”以持重，稳定社会，致使吏治宽厚，与民休息;新人锐意革新，明镜高悬，文帝兼两者而参之，取于时可用者有条不紊地先后采用，使大臣人尽其言，各尽其才。 怀与安以置诸侯 汉文帝常被认为在对待诸侯问题上至少错误有二：一是骄纵淮南王长、吴王濞等诸侯王，二是不能完全采纳和贯彻贾谊、晁错等人削藩的建议。其实这些都是不能体察文帝所处具体时代的浮泛之论。 汉文帝在位之时，正值匈奴强盛，假如文帝真对诸侯大动手脚，内忧与外困必然使国家，所以匈奴问题使文帝必然只能怀柔诸侯。加之，文帝时高帝刘邦的老臣健在者不少，从文帝的一则诏书便可看出：“列侯从高帝入蜀汉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百户，吏二千石以上从高帝颍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户，淮阳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户，卫尉足等十人四百户。”至于如陈平、周勃、灌婴、夏侯婴、陆贾等人更是身居重位且足智多谋。正是他们的合谋使吕后的阴谋不能得逞，同时也是他们使文帝得以由一偏藩诸侯成为的皇帝，如何使这些人不至僭越也是文帝需要思考的问题。比如周勃因拥帝登位功高而被封为万户侯，身居宰相之位，“朝罢趋出，意得甚”，因功高而得意之极的人难免会行为出轨，汉文帝需要用诸侯来制衡这些势力强大的高帝旧臣。更有，当年高后死而吕产、吕禄之所以不敢立刻施行逆谋，也是因为内惧高帝老臣，外惧山东诸侯势力。如此多的理由，文帝怎么可能骤然一味削藩呢? 与此同时，汉文帝也积极着手国内防御和削弱诸侯强国的部署。前元12年，贾谊上疏：“今淮南地远者或数千里，越两诸侯，而县属于汉。其吏民徭役往来长安者，自悉而补，中道衣敝，钱用诸费称此，其苦属汉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归诸侯者已不少矣。其势不可久。臣之愚计，愿举淮南地以益淮阳，而为梁王立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阳。梁起于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阳包陈以南揵之江，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梁足以扞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亡山东之忧矣，此二世之利也。”建议文帝封亲子到梁、代等天下要害之地并扩大他们的领地，文帝听从了这一建议。在吴楚七国反时，这一部署发挥了关键作用，梁国成功地遏制了七国军队的前进。 “福由德兴”，汉文帝以他的仁德修身、治民、理诸侯和安四境，造就了人民之福、国家社稷之福，同时他本人由此赢得了千古赞颂，所以也成就了自身之福。“德者得也”，仁德使人得幸福国兴旺。同时，从汉文帝的具体实践，可见施政者的仁德人格对国家政治的有利影响，并且，仁德并不是懦弱无力，毫无原则，恰恰相反，仁德是指最恰切解决问题的“度”，它是事物达到最高和谐的手段和途径，汉文帝旧兼新以尽臣才，怀与安以置诸侯的成功治国经验，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晚清政府三朝重臣，以内阁大学士(中堂)闻名，世称李中堂。出生于安徽合肥一个殷实的家庭，自幼通读经史，在成年后通过参加走上仕途。相较于其他学子，李鸿章获得的人际关系远比官职更为重要，例如他的恩师。年间，李鸿章通过镇压太平军进入了军中，随后因清政府江南兵力的薄弱而受命组建淮军，以曾国藩的湘军为骨干，淮军通过镇压、捻军等农民起义势力，军事力量不断扩大，在湘军解散后，淮军仍旧是江南最精锐的部队。这支地处江南的武装力量成为李鸿章拥有清政府话语权的根本。 年间，李鸿章与等人试图在封建帝制下进行资本主义改革，发起了近代中国资本力量的蒙，建立清政府国有企业，改变晚廷关于近代科学、军事和经济的态度。期间，以李鸿章为主的清政府外交部门一度在列强国家面前获得主权。年间，李鸿章开始组建清政府的海军力量，的成立代表洋务运动的巅峰，然而终因政治制度的腐朽，后勤补给极为落后的北洋水师在甲午海战中，同时也标志着李鸿章奋斗半生的改革以失败告终。晚年，李鸿章担任两广总督期间，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李被晚清逃亡政府逼迫，前往北京。重病缠身的李鸿章在签订辛丑条约后身心俱丧，病逝于北京，谥号文忠。 李鸿章是晚清时期的重臣，他从小就聪明好学，被诸多著名人士看中，最终拜在曾国藩门下成为他的学生。李鸿章的一生充满了争议，有人认为他是最大的卖国贼，也有人认为他是清朝中的爱国者，这些评价如何我们暂且不论，就李鸿章和他的洋务运动来看，李鸿章绝对是一个对清朝具有重要影响的人。实际上在最开始，李鸿章和保守派的思想是一致的，认为不应该学习西方，因为从心底他们是看不起西方人的。但是随着他和西方人的交流越来越多，他逐渐发现西方人的确实应该学习，于是在自己老师曾国潘的指引下，他开始投身到洋务运动中去。 李鸿章为清朝工业的兴起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他最先学习洋人的就是军事工业。1862年李鸿章设制炮所，地点设在上海。1864年李鸿章又建立了西洋炮局，地点设在苏州。1865年 李鸿章又在上海行动，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大型兵工厂——江南制造总局，在这里诞生了许多中国制造的第一批自己的军事装备。除此之外李鸿章对于民事工业也非常关注，比如他建立了第一个航运局，这就是上海的轮船招商局，这是我国近代最大的轮船公司，这里有当时中国最为先进的轮船，成为当时中国航海事业的基础。同时他还创办了第一家电报局、矿务局、机器织布局和铁路，这些都是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贡献。 李鸿章的功与过 李鸿章扬名于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咸丰年间的太平天国破坏了江苏地区固有的资本经济萌芽。捻军为匪，重于劫掠破坏轻于民生建设。纵观近代史，统一的国家才能生存，军事政治力量复杂的国家大都成为列强介入的殖民地，镇压起义为功。洋务大臣是李鸿章最重要的职位，向朝廷上奏挖掘煤矿、请开铁路、建设海军，推动着已经没落的帝国艰难向前。从同治年间至光绪末年，长达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为中国带来了世界先进的科技、军事和民生建设。这场失败的改革让更多的学子、国民眼界大开，同时也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军事的基石。然而在改革期间，李鸿章并未注重改变百作方式，在维护了国家利益的同时，损害了百姓的利益。洋务运动改变了国家现状，却让百姓无力生存。 作为清政府的外交使者，李鸿章签订了一系列条约，以《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尤其受人诟病，因为政府逼迫和时局导致李鸿章大节有失，其过失难以置评。然而在李鸿章外交事件中，他事事以国家大局为关键，保证清政府得以生存，而使国民的权益受损。这些条约的存在，让近代的中国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李鸿章的功劳和过错大都是时局所致，很多并非是出自他的本意。纵观李中堂一生，于时局功勋卓著，于百姓多有过错。曾经接触过李鸿章的人物笔记，文中李鸿章是一个很重视生活品质和精神兴趣的人，喜欢尝试西方先进科技和外来事物。因为他是清政府对外交流的第一人，且又手握大权，很多外来科技在进入中国之后一般都是他先使用，进行评判一番后推广给友人亲朋。李鸿章对于中国古典文学造诣深厚，同时也是一名书画古董的收藏家，对金石器物颇有研究。他在近代中国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修养值得学习，接触西式文化的同时也加强自身传统文学的学习，并未如同后来的国人一样迷失学习方向。 李经述(李鸿章幼子)曾说李鸿章遇人不淑，意指李鸿章对于袁世凯极为看重，认同袁世凯编练新军。李鸿章看透了袁世凯的为人，却并未看透袁世凯的野心。袁世凯在后对李鸿章后人极为优容，却也依然叛清自立。李鸿章晚年对维新派和革命党极为优容，曾经庇护维新人士外逃，也曾经接见过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然而对富国强兵付出了半生的老人并不能接受革命党人的空谈。李鸿章注重强国在于实际行动，不以理想主义而改变信仰。在签订《马关条约》后，李鸿章的政治低潮是自己洋务改革理想的破灭所致，随后李鸿章在晚年期间以自我放逐的方式抵触朝廷的任命，不断远离清政府的政治斗争，转而向两广地带繁荣地方，通过沿海地区试图继续洋务运动未尽之事。因他不在朝中，清政府频频失误，最终丧权辱国，《辛丑条约》这项罪名却又加诸在他身上。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