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就有把管不住的舌头用大铁钉钉在柱子上，或者干脆割掉喂狗的传统，虽说有这些生动的例子，以及许多类似鲜活的警示，有些人依然管不住嘴巴。同时，古人也慢慢认识到舌头只是一个吐字器官，而喉是一个振动器官，在发音运动中占主导地位，是声源所在。因此，因言获罪所受到的惩处也升级换代了，不仅要小心舌头，还要小心喉骨。 明末的人以“非君”为乐，以“批鳞”，也就是以批评为荣，有的还得到了“批鳞君子”的美名。皇帝是那么好批评的吗?自己管不住嘴巴，那么只好有劳朕来动手了。管你是什么人是什么居心!尽管，东林党人是一批忠诚的皇权卫士，是虔诚的封建伦理纲常的躬行者，不是混蛋暴徒。退一万步讲，哪怕是混蛋暴徒，也得依法惩处，不能由着性子乱砍乱剁。可是，很遗憾，只有顺昌逆亡!先后被捕的有六名东林党官员，史称“六君子”，他们自然是要受尽酷刑的。杨涟死时，“土囊压身，铁钉贯耳”;魏大中在狱中折磨致死，肉身腐烂，仅余白骨;左光斗等人的尸身都已残破不全，爬满蛆虫。…… 在他们死后，为了向报功，镇抚司许显纯用刀子剔出他们的喉骨，放在小盒子里面，作为“验明正身”的证据呈于魏忠贤。“剔取喉骨”这种方式是从懿宗开始的，作为处死三品以上官员的证明。魏忠贤把这个传统发扬光大了，他面对喉骨，得意洋洋地说：“诸公，还能上书否?”然后，魏忠贤们创造性地“炙灰下酒”，烧成骨灰，一起争吞下酒…… “剔取喉骨、炙灰下酒”，这种庆功方式，是颇为令人玩味的。魏忠贤们为什么要这样呢?“就因为喉骨生在仁人志士的身躯上，它能把思想变成声音，能提意见，发牢骚，有时还要骂人。喉骨可憎，它太，一张口便大声疾呼，危言耸听，散布不同政见;喉骨可恶，它太能言善辩，一出声便慷慨纵横，凿凿有据，不顾社会效果;喉骨亦可怕，它有时甚至会闹出伏阙槌鼓、宫门请愿那样的轩然大波，让当权者徘徊内廷，握着钢刀咬碎了银牙。”…… 魏忠贤们最恨、最怕的，恐怕就是东林党人的喉骨了，喝下泡有骨灰的酒，是为了解恨，做鬼也得让你们做一个哑巴鬼;更是为了压惊，魏忠贤们内心的虚弱、胆怯在他们的残暴、刻毒之中一览无余。魏忠贤们愚蠢而野蛮地以为，东林党人的铮铮铁语是从喉咙和舌头生发出来的，剔取喉骨、炙灰下酒，就一切都消停了。他们不知道，也不懂真正的声源在哪里!他们并不知道这声源来自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追求，“杀身求仁”的崇高气节，来自于“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无畏勇气，来自于忧国忧民的博大心灵。关于这些，魏忠贤们永远也不会懂!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的，特别是中后期的皇帝，一个通用的评价，就是懒。一辈子躲在宫里极少上朝的，就有好几位。就好比一个人在单位里成天不坐办公室一样。而业余爱好玩出花样的，更有好几位。有会骑马打仗的()，会炼丹修道的(明世宗)，会鉴定珠宝的()，会干木匠活的()。以至于很多后世史家说到这里，无不痛心疾首，说投错了胎，换个行业肯定标兵。就是不会当皇上。 换个行业是否当标兵，这个不好说。但是否会当皇上，还是事实说话，明朝皇帝会玩不假，但玩一辈子却还能保证国事稳定的也多。更重要的是，这些皇帝哪怕玩到脚抽筋，依然牢牢捏住大权。就冲这点说，这些爱玩的家伙，其实各个会当皇上。网络配图 只是，说到懒这条，如果泉下有知，不知道会怎么想。儿孙这么懒，真不是他期望的那样。 但你可知道，明朝早期的几位皇帝，其实一直都很忙，因为朱元璋为明朝设计的，是一套中国古代空前独裁的君主专制体制。 首先是取消了中国有千年传统的宰相制度，六部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按照朱元璋自己的话说，就是皇帝既要坐朝，又要理政，从此政令通畅，上通下达。于此同时，在汉唐时代的宦官集团，到了明朝也惨遭废武功，明朝宦官机构庞杂，部门之间相互掣肘牵制，同时朱元璋在宫门立铁牌，严禁宦官干政。 而地方的隐患，也被朱元璋剪除，地方行政权力一分为三，各省处理民事有布政使，处理司法工作有按察司，处理军事战事有指挥使，这就是明朝特色的地方“三司”制度，三司不相统属，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而最容易直接造成叛乱的兵权问题，也被朱元璋肢解。明朝的军队，实行的是度，也就是国家划拨土地给军队屯田，军队自己种地养活自己，既不花国家钱粮，国家更能通过控制土地的方式，牢牢控制住士兵的饭碗。 同时在士兵的统属上，明朝的“国防部”兵部，掌握着任命军官以及调动军队的权力，但是并不拥有对军队的直接管辖权。而明朝的军事机关五军都督府，拥有对军队的管辖权，但是却不具备人事权和调度权，这样双方相互牵制，谁也无法独立控制军队，只能老老实实对皇帝负责。网络配图 这一番体制妙处多多，取消了宰相制度，前朝宰相专权欺负皇帝的事情不可能上演。而设立三司制度，前朝藩镇割据乃至脱离中央的事情也不可能上演，禁止宦官干政，前朝宦官专权甚至操纵皇帝废立的事情同样不可能上演。而肢解了军队指挥权与管辖权，前朝权臣专兵，叛乱中央的事情更不可能上演。如此一来，所有可能的实权部门，权力都被朱元璋一拆再拆，整个官僚体制相互制约掣肘，谁也不能独大，所有的实权官员，都只能老老实实对皇帝负责，谁也不能越过皇帝自行其是，也就谁都不能威胁到老朱家的家天下。 但真正做上了皇帝才会发现，的日子，其实是不好过的，就好比是现代社会里，一个人早晨起来刚睁开眼睛，甚至还在睡梦中，电话就开始想个不停，每天有成千上百个电话打进来，都要向你请示工作，且不说工作怎么处理，就是听汇报的频率，就能把人听到头大。 明朝的前几代皇帝，特别是开国皇帝朱元璋，以及永乐皇帝，都是这样的工作狂。照《明实录》里朱元璋自己的话说，他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直到日头偏西的时候才回宫，而且就是睡觉的时候，他也经常失眠，经常思考国事的时候，猛地就醒了，醒了就披衣起床，把白天需要处理的国事写下来，上班后一件一件的落实。甚至吃饭的时候，猛然想起什么事情，也随手找个纸条写下来，然后贴在自己的衣服上，相当多的时候，当朱元璋召见大臣的时候，大臣会惊讶的发现，他的衣服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纸条，全是国家大事。网络配图 《明实录》里曾经做了这样的统计：朱元璋曾经在连续八天里，处理各种奏折一千六百件。每一本奏折他都认真批阅，而且还总结主要内容，从一千六百件奏折里，一共提炼总结出三千二百件所言之事。明朝奏折的格式，一份奏折如果要单独成章，至少要有一千字。 也就是说，朱元璋八天里，总共看了至少一百六十万字，平均到每天少说二十万字，而且这不是般的速度浏览，而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认真推敲，总结思考，并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其工作强度，好比今天一个高考生，每天要做总篇幅多达二十万字的阅读理解题，而且必须保证，每一道题都不能出错，所有的答卷，必须百分百正确。 何况考生做错了题，最严重的后果只不过扣几分，朱元璋如果批错了奏折，后果会更严重，按照朱元璋自己的话说，一念之差，耽误的就可能是万千黎明苍生，所以百官言事中的每一句话，他都要慎之又慎的查看。 永乐皇帝朱棣的工作方式，有明确的时间表——每天早晨四更起床，吃过早餐后，要先在上朝之前，抓紧要把当天准备处理的国事，预先在脑子里过一遍。然后开始早朝，按照《大明会典》的记录，明朝的早朝开始时间，相当于今天的凌晨五点钟，起个大早的朱棣，在早朝结束之后，就要着手处理国事，批阅各类奏章，他每天批阅奏章，往往都要到深夜，经常要到凌晨才睡。 这样算来，每天他的睡眠时间，也就只有不到六个小时。而且朱棣规定，一旦有紧急军国大事，哪怕自己在熟睡，也要立刻把他叫醒。否则就要论罪。这样的折腾，也让朱棣深感其苦。朱棣最后一次北征蒙古草原的时候，路上设宴款待群臣，席间颇为感慨的说：我自登上皇位以来，每天兢兢业业，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而皇帝的辛苦，也是做了皇帝之后才深有体会啊。网络配图 一位叫茹太苏的大臣给他上奏折，奏折写了万字，到第五千字的时候才切入正题。气的朱元璋命人把他一顿暴打。事后朱元璋宽慰茹太苏，并向他诉苦说：你以为我愿意打你啊，你五百字就能说清楚的事情，非要写个上万字，我做皇帝容易吗?要整天看你这种奏折我哪受得了啊! 连朱元璋都有受不了的时候，其他的皇帝自不用说。到了朱棣执政时期，就设立了“文渊阁”，开始协助皇帝处理国事，文渊阁里的官员，就是五品大学士，之后，这个原本以皇帝秘书身份设立的新机构，地位日益扶摇直上，成了明朝实际意义的“宰相”。而随着明朝这一内阁制度的确立，为了强化皇权，从开始，又逐步加强宦官的权力，也就造就了后人的明朝“宦官专权”现象。 从此，文官的内阁权力，宦官的权力，以及两者之上的皇权，就成了明朝最高皇帝的铁三角。而早期朱元璋苦心创立的专制体系，因此也有了新的效用。在内阁制度以及宦官司礼监制度日益成熟的情况下，原本分权的明朝行政体系，从此有了更好的整合，这个原先离了皇权就玩不转的体制，在司礼监加内阁的双轨制操控下，可以实现有条不紊的运转。 如此一来，明朝的皇帝就轻松下来了，要给国家大事拿出处理意见，不必再像朱元璋时代一样，天不亮就起床批奏折，只需要授意内阁草拟处理意见就好，要同意处理意见，只要司礼监盖章，即所谓的批红就好。做皇帝的，只需要听汇报点个头，国家就能正常运转下去。网络配图 史料上总津津乐道，明朝某某皇帝多少年不上朝云云，然而不容争议的事实是，即使是几十年不上朝的皇帝，依然可以有效的掌控群臣，并且实现朝局的正常运转，其制度上的根由正在于此。 明朝这套高度专制，皇权极其强化的体制，随着之后历代帝王的修正，在表面不更改“祖制”的幌子下，只在关键部位做出精到的调整，最终改变了其原本的意义：原本是想让皇帝变得很忙，结果却让皇帝变得很闲。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