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就有把管不住的舌头用大铁钉钉在柱子上，或者干脆割掉喂狗的传统，虽说有这些生动的例子，以及许多类似鲜活的警示，有些人依然管不住嘴巴。同时，古人也慢慢认识到舌头只是一个吐字器官，而喉是一个振动器官，在发音运动中占主导地位，是声源所在。因此，因言获罪所受到的惩处也升级换代了，不仅要小心舌头，还要小心喉骨。 明末的人以“非君”为乐，以“批鳞”，也就是以批评为荣，有的还得到了“批鳞君子”的美名。皇帝是那么好批评的吗?自己管不住嘴巴，那么只好有劳朕来动手了。管你是什么人是什么居心!尽管，东林党人是一批忠诚的皇权卫士，是虔诚的封建伦理纲常的躬行者，不是混蛋暴徒。退一万步讲，哪怕是混蛋暴徒，也得依法惩处，不能由着性子乱砍乱剁。可是，很遗憾，只有顺昌逆亡!先后被捕的有六名东林党官员，史称“六君子”，他们自然是要受尽酷刑的。杨涟死时，“土囊压身，铁钉贯耳”;魏大中在狱中折磨致死，肉身腐烂，仅余白骨;左光斗等人的尸身都已残破不全，爬满蛆虫。…… 在他们死后，为了向报功，镇抚司许显纯用刀子剔出他们的喉骨，放在小盒子里面，作为“验明正身”的证据呈于魏忠贤。“剔取喉骨”这种方式是从懿宗开始的，作为处死三品以上官员的证明。魏忠贤把这个传统发扬光大了，他面对喉骨，得意洋洋地说：“诸公，还能上书否?”然后，魏忠贤们创造性地“炙灰下酒”，烧成骨灰，一起争吞下酒…… “剔取喉骨、炙灰下酒”，这种庆功方式，是颇为令人玩味的。魏忠贤们为什么要这样呢?“就因为喉骨生在仁人志士的身躯上，它能把思想变成声音，能提意见，发牢骚，有时还要骂人。喉骨可憎，它太，一张口便大声疾呼，危言耸听，散布不同政见;喉骨可恶，它太能言善辩，一出声便慷慨纵横，凿凿有据，不顾社会效果;喉骨亦可怕，它有时甚至会闹出伏阙槌鼓、宫门请愿那样的轩然大波，让当权者徘徊内廷，握着钢刀咬碎了银牙。”…… 魏忠贤们最恨、最怕的，恐怕就是东林党人的喉骨了，喝下泡有骨灰的酒，是为了解恨，做鬼也得让你们做一个哑巴鬼;更是为了压惊，魏忠贤们内心的虚弱、胆怯在他们的残暴、刻毒之中一览无余。魏忠贤们愚蠢而野蛮地以为，东林党人的铮铮铁语是从喉咙和舌头生发出来的，剔取喉骨、炙灰下酒，就一切都消停了。他们不知道，也不懂真正的声源在哪里!他们并不知道这声源来自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追求，“杀身求仁”的崇高气节，来自于“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无畏勇气，来自于忧国忧民的博大心灵。关于这些，魏忠贤们永远也不会懂!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是怎么组建湘军的?为什么要湘军和彻底断联系?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但是未来的新军究竟采取哪种形式呢?这是曾国藩需要考虑的第一个间题。当时，统治者用以镇压人民反抗的武装力量主要有兵、勇和团练三部分。兵又称额兵，是有固定编制的国家军队，其中包括和绿营两部分。八旗即八旗骁骑营，又称旗营，是满洲费族入关前建立的武装力量，共约二十五万人。绿营以执绿色旗帜得名，是满洲贵族入关以来陆续收降改编的地主武装，共约六十四万人。八旗和绿营皆有兵籍，弁兵父子相承，世代为业。勇指国家临时招募的官勇，有事临时招募，事过随即遣散。 这是清政府在遇有战事而兵力不足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临时措施。鸦片战争时清政府就曾招募过官勇;革命兴起后，清政府也曾募集过官勇。江南大营悍将张国梁所统带的就是勇营，穷极恶过于绿营;江忠源带往广西的楚勇也属于官勇的性质。团练则是散布乡镇的地主乡团武装，基本上不脱离生产，属于民兵的性质。八旗和绿营都是封建国家的常备武装，团练和官勇则是非常备武装;营兵和官勇经费出于国库，团练自初年以来基本上由民间筹资，乡绅经管。官勇不同于团练，也不同于营兵，介于二者之间而又兼有二者的特点，带有半官半民的性质。 曾国藩既认为绿营兵不可用，又认为团练武装难以得心应手，遂选择了官勇的形式。、重建新军的思想，曾国藩早在咸丰二年底建议基将所调各县练勇“改募成军”时就很明确。他在给宝庆知府魁联的信中解释采取这决策的原因说：“就现在之额兵练之而化为有用，诚为善策。然习气太盛，安能更铸其面目而荡涤其肠胃?恐岳王复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艺;复生，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故郦见窃谓现在之兵不可练之而为劲卒，新募之勇却可练之使补额兵。救荒之说，自是敝邑与贵治急务。 然而未来的新军究竟是什么样子，曾国藩胸中并无成熟方案，因而他在建立所谓“大团”时，仅强调“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直到这年夏天，江忠源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表示欲采取兵勇混用的办法(从各地征调绿营六千人，从湖南招募官勇四千人，组成一支万人之师)战胜太平军时，曾国藩才致信江忠源等人，指出绿营兵制的根本弊病，将其致败的主要原因归咎于调遣之法不善，提出改革军制的主张。他说，“今日兵事最堪痛哭者莫大于“败不相救”四字 ”，“虽此军大败奔北，流血成渊，彼军袖手而旁观，哆口而微笑”。他认为，造成这种积弊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调遣成法不善。 国藩指出，“当其调兵之时，东抽一百，西拨五十，或此兵而管以彼弁，真楚弁而辖以黔镇”，“卒与卒不习，将与将不和”3，遂造成“胜则相忌，败不相煮的风气。既然“危急之际无人救应，谁肯向前独履危地，出万死之域以博化人之一微笑?是以相率为巧，近营则避匿不出，临阵则狂奔不止，以期于身不见贼面而后快”。他认为，太平军所以无往不胜，不仅由于其纪律严明深得民心，还由于它内部团结，誓同生死，“若非练兵万人，合成一心”，断难制此强敌之死命。 因而，这支军队必须“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贼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官兵亦有暂不相弃之死党”。只有这样，“庶可血战一二次，渐新吾民之耳目而夺逆贼之魂魄”。可以说这是曾国藩对所建新军政治素质的要求，他制定军制改革的各项措施都是以此为出发点的。曾国藩对绿营军制的改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代替世兵制，二是将“兵为国有”变为“兵为将有”。前面已经讲过，绿营兵实行世兵制度，基本上是父子相承，当兵为业，绿营子弟成年后即可随营习武，称为随军余丁，一且营中出现空额，便可补缺吃粮。 所以，绿营一般不从外面招，只有在余了不足时才自外募兵补缺。湘军属官勇性质，数额不定，全部招募，且随着形势的变化和需要的不同随时增减或裁撤。曾国藩为了不使湘军染上绿营的种种恶习，首先要求湘军在组织上与绿营彻底割断联系。认为，绿营的腐败习气已“深入膏肓，牢不可破”，只有“尽募新勇，不索一卒，不滥收一弁”，“特开生面，赤地新立”，才能“扫除陈迹”，练成劲旅他还说：“国藩数年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不丧尽天良，故不用营兵，不用镇将。”曾国藩规定，湘军士兵主要招募健壮、朴实的山乡农民，不仅不收营兵，也不要集镇码头上油头滑面之人，更不要曾在衙门当过差的书役、背吏之类。湘军的军官，主要招聘绅士、文生充任，对政治、思想和身体条件都有一定要求。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出四条标准，请人为他物色湘军军官。 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オ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细巨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土卒乃可效命，故次之。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再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兵争毫厘，故又次之。身体赢弱过劳则病，i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又说：“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荀阙其一则乃不可以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特。”可见条件虽多，关键还是政治思想表现。 曾国藩选拔军官始终坚持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只要被他认为“有忠义血性”者，不论营弁营兵、书生，都可录用。后来成为湘军名将的塔齐布、周风山、鲍超、福都是营弁或营兵出身。至于其他条件，则各有高低差等，更可以在战争中磨练和培养了。为了加强对士兵的控制和湘军内部的团结，曾国藩又在两个方面做出了努力：一是加强各级军官的权力，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士兵绝对服从军官;二是募勇的地域原则和私人情谊至上的原则。曾国藩规定，湘军的招募，统领由大帅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官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官挑选，士兵由什长挑选。曾国藩认为，“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學，临阵自能患难相顾”。 曾国藩还认为，营一军之中若募有两地的士兵，必然造成地区之间的不和。因而不如干脆只用一地之人，可以利用地域观念和同乡感情加强团结。所以湘军一般只在湖南募兵，又主要在长沙、宝庆二府招募，尤以湘乡最多。湘军不论在何地作战凡添新勇，都要回湖南招募。湘军军官外省人间或有之，而士兵则外省人极少一只是到了后期，オ偶尔募集少量外省士兵，以补充兵源的不足。为防止士兵逃跑，曾国藩还规定，凡应募者必须取具保结，并将其府县里居及父母、兄弟、妻、子姓名详细登记入册，这样土兵就不敢逃离营伍;即使有逃跑者，亦可按籍捉拿归案。 对于湘军内部的关系，曾国藩规定：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如封建之各君其国，底节节维系，无渙散之虞。”为了保持湘军从大帅到营、哨官的垂直指挥系统，曾国藩规定，只看事寄轻重，不管官位尊卑。即使士兵已保至提镇大员，而营官仅止从九品，土卒也要绝对服从于营官。营官之于统领亦然。这样，士卒由私人关系转相招引，军官则凭个人好恶任免，官与官之间也靠同乡、同事、师生、朋友等私人感情相维系，遂形成湘军各树一帜、各护其长的风气，，逐渐变成一支军阀武装。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