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祥符五年至九年(1012--1016)任参知政事(次相)，天禧三年至乾兴元年(1019-1022)再任参知政事、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相)，前后共在相位七年。

生大中祥符九年(1016)九月，丁谓以参知政事身份任平江军节度使，衣锦归里，“建节本镇，一时为荣”。

离京时，宋真宗特赐御诗七言四韵和五言十韵，“尤为盛事”。

他同时兼任使持节苏州诸军事、苏州刺史、苏州管内观察处置堤堰桥道等使，又兼任知升州军州事。

天禧初(1017)，以吏部尚书复参知政事。

不久，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任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玉清昭应宫使、平章事兼太子少师。

乾兴元年(1022)，封为晋国公。

显赫一时，贵震天下。

历史如何评价丁谓 才高八斗 丁谓相貌不佳，生一双斜眼，张目仰视，好像是个经常饥寒的人，相面的说他是“猴形”。

小时顽劣，多亏有位的老先生对他严加管教，使他学业有所进步。

后来，丁谓去拜访郁先生时说：“自己少时狭劣，多亏先生教诲，痛加夏楚，使某得以成立。

”郁先生死后，丁谓还特地派人处理后事，“为棺殓葬，埋之物甚厚”。

轻时丁谓与孙何最为友善，同以才名著称，人称“孙丁”。

他俩曾一同以文章拜谒当时担任长洲县令的著名文学家王禹偁，王县令看了他们的文章十分惊奇，大加赞赏，认为“自唐、之后，二百年始有此作”，当即赠诗云：“二百年来子不振，直从韩柳到孙丁。

如今便可令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经。

”淳化三年(992)，丁谓登进士科，列第四名。

(寇莱公始与丁晋公善，尝以丁之才荐於李文靖公沆屡矣，而终未用。

一日，莱公语文靖曰：“比屡言丁谓之才，而相公终不用，岂其才不足用耶?抑鄙言不足听耶?”文靖曰：“如斯人者，才则才矣，顾其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莱公曰：“如谓者，相公终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笑曰：“他日后悔，当思吾言也。

”晚年，与寇权宏相轧，交至倾夺，竟有海康之祸，始服文靖之识。

——《东轩笔录》) 有的说他是一代,有的说他是一代佞臣.总的来说,说他毁誉参半似乎评价过高了,他的毁应该多于他的誉.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他的才。

王禹偁就曾赞赏“自唐韩愈、柳宗元之后，二百年始有此作”，并赠诗云：“二百年来子不振，直从韩柳到孙丁。

如今便可令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经。

几千字的文章，他读一遍便能背诵(丁谓“机敏有智谋，文字数千言。

经览辄诵，善谈笑为诗。

至图画、博弈、音律，无不洞晓”);三司案牍复杂繁多，一般官吏长久难以解断，而他一看案情，一言判决，众人都释然而悟;听凭满座宾客各自陈述，他从容应接，随口解答，条分缕析，统慑满座，没人能超出其意。

著有《景德会计录》、《建安茶录》、《刀笔集》、《青衿集》、《晋公集》、《晋公谈录》、《丁晋公词》等十多种。

政绩 在安抚边疆少数民族方面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淳化年间(990-994)，他对与官府为敌的西南少数民族武装以安抚团结为上，不动兵刃，并设法解决当地缺少食盐、长途解送皇粮、马匹交易等困难，妥善稳定了局势，得到朝廷赞赏。

西南地区赖以安宁。

据叶得梦《石林燕语》记载，丁谓以郓、齐、濮安抚使知郓州时，北方契丹铁骑南下，民心惊惶，河北百姓纷纷抢渡黄河，“欲避于京东者，日数千人”，而船民不肯尽力摆渡。

丁谓听到此事后，采取果断措施，急忙从监狱中取出死囚数人，“以为舟人，悉斩于河上，于是晓夕并渡，不三日皆尽”。

他又从难民中挑选少壮者，在数百里黄河边“分画地分，各使执旗帜、鸣金鼓于河上，夜则传更点、申号令”。

契丹人以为宋方已有防备，便撤退而去，于是“境内晏然”。

由此可以看出丁谓的为人聪明，办事果断、干练。

当时全国粮赋十分混乱，每年征收数量不一，随意加码，百姓。

丁谓奏议以景德四年民赋数为准征收，并报朝廷备案，以利国计民生。

朝廷准奏，并下诏褒奖。

丁谓为家乡苏州也办过好事，曾“为乡里请于朝，特免丁钱。

乡人至今德之，祠于万寿寺”。

(丁谓有才智，然多希合，天下以为奸邪，及稍进用，即导真宗以神仙之事，又作玉清昭应宫，耗费国帑，不可胜计。

谓既为宫使，夏竦以知制诰为判官。

一日，宴宫僚於斋厅，有杂手伎俗谓弄碗注者，献艺於庭，丁顾语夏曰：「古无咏碗注诗，舍人可作一篇。

」夏即席赋诗曰 ：「舞拂挑珠复吐丸，遮藏巧便百千般。

主公端坐无由见，却被傍人冷眼看。

」丁览读变色。

——《东轩笔录》。

) 奸臣 丁谓虽才智过人，然而心术不正，做事“多希合上旨，天下目为奸邪”。

他与王钦若、林特、陈彭年、刘承珪都以奸邪险伪著名，人称“五鬼”。

宋真宗相信迷信，丁谓极力迎合，以神仙之事启迪。

景德四年(1007)，宋真宗听信王钦若造作“天书”，准备举行泰山封禅等事。

不久，王诈称京师、泰山“天书”下降，为此特改元大中祥符。

起初，因朝廷内库经费短缺，封禅之事未定。

一天，宋真宗问丁谓：“封禅经费有没有问题?”丁谓回答：“经费足够，大计有余。

”宋真宗听了便决定封禅泰山，诏丁谓为计度泰山路粮草使，负责所有经费。

他先以三司名义向朝中内库借银10万两，又命各州献钱贡物，于十月以前集中到泰山下。

封禅队伍数千人，浩浩荡荡。

封禅结束，又到曲阜祭祀。

这次封禅活动，耗费钱财800余万贯。

丁谓曾修编《封禅记》。

宋真宗要在宫城营建玉清昭应宫，左右近臣上疏劝谏。

真宗召问，丁谓回答道：“陛下有天下之富，建一宫奉上帝，而且用来祈皇嗣。

群臣有沮陛下者，愿以此论之。

”从此便无人再敢劝谏。

大中祥符二年(1009)，宋真宗命丁谓为修玉清昭应宫使，又加天书挟侍使、总领建造会灵观、玉皇像迎奉使、修景灵宫使、天书仪卫副使，还曾奉旨摹写天书刻玉笈。

丁谓做这些事可谓是。

玉清昭应宫计3600余楹，原估计二十五年建成。

丁谓征集大批工匠，严令日夜不停，只用了七年时间便建成，深得皇帝赞赏。

赐宴赋诗以宠其行。

丁谓不顾国家与百姓的利益，一味迎合皇帝，并给皇帝出坏主意，自然会遭到正直之士的反对，名臣对他谄主媚君尤为痛恶。

于是， 丁谓罗织罪名极力排挤，寇准被罢相贬官。

满朝文武敢怒不敢言。

乾兴元年(1022)二月，宋真宗死，即位时。

年仅13岁，听政，丁谓利用职位之便修改“诏书”，把真宗死因归罪于寇准，并以此为借口，将朝中凡是与寇准相善的大臣全部清除。

丁谓勾结宦官雷允恭，规定将重要奏章先送丁谓阅过后再送内廷，以达到把持朝政的目的。

雷允恭为修宋真宗皇陵的都监，与判司天监邢中和擅自移改陵穴，这本是要杀头的事，“众议日喧”，而丁谓庇护雷允恭，不作处理。

但最后终于被人揭发出来，触怒了太后，雷允恭被诛，丁谓被罢相，贬为崖州(今海南省)司户参军，四个儿子全被降黜。

抄没家产时，从他家中搜得“四方赂遗，不可胜纪”。

丁谓贬官至死共计十五年，在崖州三年多，在雷州五年多，在道州近四年，在光州大约三年，其“流落贬窜十五年，须鬓无斑白者，人服其量。

”明道年间(1032——1033)，授以秘书监致仕，准许定居光州(今河南省潢川)。

景祐四年(1037)闰四月卒于光州，归葬苏州城西华山习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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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从传统观念看，叫“乾坤反覆，中原陆沉”，“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以儒家文化为正宗的汉族知识分子中间有着相当激烈的民族敌忾情绪。

(1)给思想文化、士人风气带来恶劣影响。

龚自珍的名言“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大意是“言谈中听到文字狱就吓得立即躲远，文人著书就为生计，不敢发表自己的见解。

”这是对清代文字狱后果的真实写照。

读书作文动辄得祸，文人学士只好泯灭思想，丢掉气节，或者死抱八股程式，背诵孔孟程朱的教诲以求入仕;或者远离敏感的学术领域，远离现实，把全部精力用于训诂、考据的故纸堆中，史称乾嘉之学。

(2)文字狱败坏了官场风气。

清朝官员大多数是科举入仕。

作为文人，他们有可能成为文字狱的牺牲品;作为官僚，他们又是文字狱的制造者或帮凶。

他们一方面不愿意自触文网，身死家破;另一方面不愿因为贯彻皇上谕旨不力，不能严究文字之责而获罪。

于是他们只有向着谨小慎微、没有节操的方向发展。

(3)造成了社会恐怖，摧残了人才。

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治，从而禁锢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4)一些地方官吏以查出犯忌文字为邀功之路。

评价 清代文字狱以次数多，规模大，惩处之残酷著称于世。

清朝时期的文字狱是的，而且随着统治的稳固而加深，越是统治稳定的时期，文字狱就越是登峰造极，至时期，以是无以附加的强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因此而扭曲变形。

按照鲁迅的说法，“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

清代人李祖陶在《迈堂文略》：“今人之文，一涉笔唯恐触碍于天下国家……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

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

削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

此于世道之心，实有关系。

” 胡奇光《中国文祸史》说：“(清代文字狱)持续时间之长，文网之密，案件之多，打击面之广，罗织罪名之阴毒，手段之狠，都是超越前代的。

” 鲁迅：“为了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

” 何西来为周宗奇《文字狱纪实》所作的序中说：“清代文字狱，主要集中在前期，历顺治、、、乾隆四代君王，绵延一百三十余年。

无论就时间之长，案件之多，还是规模之大，株连之广，花样之翻新，手段之残忍来看，在中国的封建时代，都是没有前例的。

”其实，两位学者并非故作危言耸听之论，而是对清代文字狱真实情况的准确概括和高度总结。

有清一代，文字狱案此起彼伏、绵延不绝，几与爱新觉王朝的历史相始终，案狱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牵连之广、杀戮之血腥，均称空前。

方志远：的越是被朝廷惩罚，便越是得到舆论的赞扬，于是更加意气风发;除了文字狱和贪赃枉法，清朝的士大夫倒是少受惩罚，但不是最高统治者的仁慈，而是士大夫的“死相”。

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其实是在清朝被折断的。

从维护社会稳定来说，清代有借鉴意义;但从倡导自由开放和社会发展来说，似乎更具有胸襟气度。

李凌：清朝的文化专制导致中国积弱贫穷。

雷海宗：“全国大规模有系统的搜查禁书，现代的人不易想见。

但在最严重的十五年间(乾隆三十九至五十三年)全国人心惶惶，连不识字的农家也有时因为祖传下来一部原来不相干的书而招大祸;这在普通的史料中是不易见到的，只有私人所遗留的日记与笔记能帮助我们回想到当时的紧张情形。

著者把这点特别提出，深得史家恢复往迹的本旨。

” 富路特(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乾隆总的来说是个应该受到历史谴责的暴君”，因为他“干预学者的独立研究，故意窜改历史， 残酷地迫害文人，地禁书、毁版。

”，“而《》 的编纂虽名为保存国粹，实际上是别有用心地为了达到钳制思想的目的。

” 周宗奇：清代文字狱呈现背后文人血与泪。

影响 文字狱使广大文人学者无所适从，于是不少人逃避现实，埋头于古纸堆中作考据性的学问，从而形成了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著名学派，即乾嘉学派。

乾嘉学派源于明清之际的顾炎武，起初主张根据经书和史书立论，达到救世目的，到乾隆、时期兴盛起来，学者们推崇汉儒古文经学的训诂方法，考证原委，条理阐发，并用于古籍整理和各方面学术探索。

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文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制、金石、校勘、辑逸等等，引证资料多极于两汉。

因为兴起于乾隆、嘉害年间，故称为乾嘉学派;反对浮华，提倡朴实，故又称“汉学”和“朴学”。

这个学派对中国古籍和史料整理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其研究方法历代相沿，对后来的学术界产生过深远影响。

汉学纠正了理学的空疏之风，但也有为考据而考据的繁琐流弊。

摧残了人才，禁锢了思想，不利于我国社会进步的发展和人才的进步，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弊政。

在文字狱的高压下，有的地方戏曲也遭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破坏和毁灭。

在这种文化专制恐怖主义之下，在写《》时不得不声明此书大旨言情，都是“贾(假)语村言”，“甄士(真事)隐去”，其良苦的用心，就是为躲避残酷的森严文网。

当时的士人只有两条出路，一是钻进古书堆中搞训诂、、校勘、金石之学，搞繁琐的考证。

这就是乾隆年间的所谓朴学，虽然也获得了可观的成就，但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这些成就就像囚牢里的犯人作出的精致玲珑的工艺品。

在这种学问里，哲学不见了，理论不见了，中国文化一向重视现实，重视人生，重视政治，重视伦理的传统不见了。

轶事 千钧一发 还有些，有些字，那个时候也不能随便乱用，比如说千钧一发，翻遍整部里面没有千钧一发，或一发千钧这四个字，清朝法律大家得剃头，如果说一发，我一根头发有千钧之重，这表示你很不满意剃头。

学习汉语入狱 一个叫洪仁辉的英国人，因不满地方官员勒索告御状，乾隆气得直哆嗦。

于是，洪仁辉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罪名竟是：擅自学习汉字汉语。

避席畏闻文字狱 五年(1825)冬，龚自珍写了一首《咏史》诗，其中有一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大意是，友朋聚会，本可、，但席间有人谈到文字狱，因不忍听、不敢听，只好退席，落荒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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