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余岁时于征讨黄巾军起家，以为国家讨贼立功为本愿，从此纵横马上近四十年，几乎无一岁不出征，可惜终究未能一统江山。若论原因，最直接是看军事，击败后，曹操至少有两次统一天下的机会──赤壁以及汉中之役。其中前夕是他最接近统一的时刻。当时北方初定，荆州投降。被他视为心腹之患的一路逃亡，只剩下江东政权摇摆不定。从曹操写给的信来看，他颇有已视江东为囊中之物的自大。 但实际上他在收服荆州之后马上攻打江东，已是因冒进而失策。也劝他：“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而曹操之所以不听而冒进，一是他以孙权为，低估了江东的决心和能力。未料孙权野心不比袁绍等人小，曾当众对孙权说：“愿至尊威德加乎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孙权大笑，可见他早不讳言自己的称帝野心，又怎会轻易投降。刘琮之降承自的不思进取明哲保身，而孙家父子兄弟都是极力开拓、野心勃勃之人，曹操未免想得太简单。 二是他低估了刘备。刘备与他交手多年，向来被动，以走为上。但建安十三年的刘备已今非昔比，诸葛亮不仅能说服孙权抗曹，还能与之订立平等的外交联盟。后一点尤为重要，保证了刘备不像过去那样只能成为地方军阀的附庸，而拥有了争夺自己地盘的资格。刘备本已到穷途末路，却突然，占据荆襄，联合孙权，奠定三分天下的基础。如果没有刘备的参与和定盟，曹操只面对孙权一个强敌，赤壁即便失败，后或可再度找到机会取胜，然而当三股力量彼此牵扯互相制约时，要打破平衡就殊为不易。如建安二十年本来孙刘两家就快为了荆州大打出手，张鲁一投降曹操，两家马上划分了势力范围，掉转枪口。刘备回师蜀中，而孙权以十万兵进攻合肥。曹操后来专门赠送名贵的鸡舌香五斤给诸葛亮，“以表微意”。这时候想到来挖墙角，显然已经晚了。谁让他当年煮酒论英雄时没除去刘备，留下。 赤壁之战后，曹操损失的数十万士兵(大部分是他的精锐青州兵)一时难以恢复，而、韩遂甚至趁机占领了潼关以西，他对北方的统治已经出现危机，亟需修补，无暇他顾，只能坐视刘备蚕食荆州挥师益州。此后他的战争性质已从扩张的统一之战转变为对战略要地的争夺，三家拉锯战开始形成。 与刘备的汉中之战，则是另一个转折点。张鲁投降本是一个极有利的契机，曹操可以选择继续挥师入蜀，如所建议，刘备初得益州，根基不稳，曹操若借得汉中之势图西川，对方“势必瓦解”。而曹操答之以名言“既得陇，复望蜀乎”。曹操当然有其考虑，可能是受了赤壁时长线作战的教训，也不再寄希望于敌人自动瓦解。何况当时刘备已从荆州赶回，孙权也有可能犯境。年过六旬的他选择保险的做法，想凭借中原的富足徐图。孰料四年后汉中反为刘备攻占，失去汉中的第二年曹操即死去。 这四年间为何曹操没有动作反而导致前功尽弃?不妨从曹操的朝堂上找找原因。以建安十八年曹操称魏公、如故事为标志，曹操后期活动的重心更多地偏向了政治。他早年虽尽力勤王，并无，但汉祚倾颓之无法挽回有目共睹。就算他自己有顾忌，群下出于自己的名位考虑，也多有劝进之心。而随着曹操年龄渐老，为子孙计，他亦不能不为代汉铺路。 翻开武帝纪，建安十八年后，几乎每年都有天子对曹操超规格的册封和晋位记录，可以想见这背后复杂的正统之争和政治程序。与此相对应的是愈渐单薄的军事记录，到建安二十五年，比较大的军事行动只有平陇西凉州以及夺汉中两起，其中汉中。而两次征讨孙权都在有利情况下草草结束，究其始末，第一次回去后曹操登位魏公，第二次受了献帝赐予的天子旌旗。其中是否有关联?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按照一般观点认为，帝是灭亡前的最后一位。可以说，对他的评价是，既有同情也有责难，既有惋惜也有诋毁，但无论哪种看法，对其尚属一位勤奋的帝王，几乎没有异议。毕竟，据史料记载，继位时，年仅17岁。面对父兄留下的一个的烂摊子，他能颇思振作，是有想干事、干大事的决心与劲头的，所以总是鸡鸣就起床，深夜才入睡地经常召见廷臣，探求治国方策。甚至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七月初九，他因“偶感微恙”而临时传免早朝，遭到内阁辅臣的批评，也能既感激又羞愧，特亲笔写手敕，对辅臣进行褒奖，对自己进行批评。足见其力挽狂澜的决心和勤奋执政的程度。网络配图 再者，崇祯帝能牢记“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的古训，对自己要求甚为严格。他自幼养成俭朴的习惯。初习字时，如果纸张较大而范本的字较小的话，他一定会先将纸的一边对齐范本，写完后再把剩下的地方都写满，以免浪费。曾有段这样的记载，说他某日听讲官讲书，因所穿内衣袖子已破损，露在外面很不雅观，不时把它塞进去遮掩。这讲官看到了，奏道：“衣之敝虽过于位，然美德也，何必讳?”足见其克勤克俭的品德和励精图治的毅力。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称得上以身作则的帝王，却最终落得个亡国之君的下场，何缘故也?按照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看，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失去了民心的君子与政府，是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代表的。按照辩证法的理论观点看，事物发展变化，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一个既有内因又有外因起作用的过程。基于这样的原则，我们再来分析崇祯帝何以极为勤奋却无力回天的现象，就容易多了。以下概略谈谈笔者对此的一些看法。网络配图 其一，崇祯帝自身是矛盾体。他决事果断、雷厉风行，如处理庵党一案，也有多疑多虑、优柔寡断之一面，如关于是先攘外抑或先安内，一直拿捏不定，遂误国家;既有刻薄寡恩翻脸无情之一面，如对一些大臣的处理上，也有多情柔肠之一面，如对周后互敬互爱;他既自制极严，不耽犬马，不好女色，生活简朴，也大肆敛财、以国为家，挤占财政，关键时刻不肯多掏一文钱;他既经常征求左右的意见，也刚愎自用，不能做到虚怀纳谏、择善从流;他既知人善任，如重用、杨嗣昌、等具一代文武全才之人，但却任用他们时，言听计从，优遇有加，一旦翻脸，严酷无情，果于杀戮，导致用人不专，出现崇祯朝五十相局面;他既悯恤黎民疾苦，常下罪己诏，但又搜刮民膏，加派无度，置百水火;他既励精图治，常平台招对，咨问政之得失，与臣下论讨兴亡之道，为政勤奋，事必躬亲，欲为中兴之主主，但求治心切，责臣太骤，以致人心恐慌、言路断绝，常谓所任非人，终成孤家寡人，以至于煤山殉国，从死者唯一耳。由此看来，崇祯之所以成为亡国之君，其内在因素，不是已经一目了然了吗? 其二，明朝此刻已积弊太重。就医学观点分析，病入膏肓再高明的医生也无能为力。200多年的明朝到了崇祯时期，显然已经。政治上的腐败、军事上的失利、经济上的衰落，是崇祯帝面临的最大困境和难以逾越的障碍。政治上，经过近300年的风雨侵蚀，大明王朝的统治机器已经从内部腐烂，有能之人纷纷被排挤被诬陷被关押被砍头，而无德的人却越来越多地占据了显要位子，既然整个政府机构基本是“不肖者集，贤者逝”的局面，政府机构的功能焉能不彻底丧失?军事上，正值国家内忧外患最严重之际，内有黄土高原上百万农民造反大军，外有满洲铁骑，，山河冷落，风烟四起。到后来，在辽东失守，清军直接面对山海关，牵制了明朝的精锐部队。而且当时，等起义，军备废弛的明军根本不是其对手。加上，崇祯手下几位重臣洪承畴、等纷纷倒戈降清，大势已去……网络配图 经济上，当时天下饥馑，疫疾大起，本应赈灾济民，却不断加重税赋，搜刮民脂民膏;辅以明末土地兼并严重，土地大量集结在大地主及贵族的手中，更使得农民流离失所。故饥民暴动，不仅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性，反壮大了农民军的主力军。自然就形成了一种明末农民起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恶性循环。试想，这种环境下，这种趋势里，崇祯帝即便是再勤奋勤俭又能起到多大作用?我想此时此刻，以心有余而力不足来形容他是再合适不过了。毕竟，明朝末年已经是政治的失德、军事的失败、经济的失衡、民心的失去，任是谁也无法挽狂澜于既倒了!不过，这里笔者并没有为崇祯帝开脱的意思，他身为帝王，必须也应该为明朝灭亡负主要责任，这是不可能推脱得了的。明朝灭亡的教训，很值得我们今天深思，很值得我们时刻铭记。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