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这天，诸位的口袋可好?在被购物促销轰炸的日子里，很多人大概忘了，这曾是一个悲伤的“节日”——光棍节。单身青年择偶问题，长久存在于人类社会。即使在古代，纵有媒妁之言，也阻挡不住女性对未来伴侣的想象。那么，古代什么样的男子深得女性青睐?这种标准对今天的单身男青年又是否有参考意义?闲来无事，不妨吃瓜一看。 中国古代女性的婚姻，通常都被著名的“父母之命”禁锢。哪怕贵如公主，通常也只能接受政治婚姻，要么与别国联姻，要么下嫁给功勋贵族。 像《·子衿》里的那个姑娘，看似是爱情中的小造作，我有你家地址，能随时去找你，但就是“不往”，等着你来找我。因为，古人也早就明白了谁先主动，谁就占下风的道理。俨然一副爱情中的暗自博弈的画风。 但仔细细想，其实姑娘心里也很苦。她站在城楼上“挑兮达兮”，已经迈出一步，反复转悠了，可还是难以再往前冲一点，尽管恣意在相思的风雨中，可礼教总能让她勒住漫漫缰绳，画地成牢。 毕竟，即使有《将仲子》里那样勇敢翻墙来见的公子，诗里姑娘也还是要喊着“无逾我墙”“人言可畏”，想自由恋爱，实在是不容易。 偶有一两个女壮士，敢于挣脱束缚，用实际行动私奔，但私奔后的窘境只能让人欲哭无泪——“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蘋蘩”。私奔来的，别说古代，即便是近现代，也是乡里乡亲们茶余饭后议论的主题，所谓“父母国人皆贱之”嘛。最后的命运，只能是“终知君家不可住，其奈出门无去处”。 所以，正常情况下，想看到她们亲自择偶的身影，几乎要打着灯笼找。 好在，历史上还是有一些开明的家长，允许女子们主动提出择偶标准。 颜值是第一要素 古代女子择偶，颜值依然是名列首位的标准。就像大家看见曾经皮肤白皙的，就非常能感受什么叫“面如冠玉”，认可“一见误终身”。 《神雕侠侣》杨过(古天乐饰) 而清代叶元礼，就是这样面如冠玉的人。 清代词人听了朋友叶元礼的遭遇，当即抒发了一首文章《高阳台·桥影流虹》，在词的小序里，又交代了故事背景： “吴江叶元礼，少日过流虹桥，有女子在楼上，见而慕之，竟至病死。气方绝，适元礼复过其门，女之母以女临终之言告叶，叶入哭，女目始瞑。友人为作传，余记以词。” 《高阳台·桥影流虹》全词 说这位叫叶元礼的少年，出自吴江文学世家，长得那是“少有隽才，美丰仪，望之如神仙”。 有一次，叶元礼出门春游，一路上频频受到大家的注目礼。叶元礼对自己的长相认识到位，也没多惊讶，只是继续晃悠。走到一座流虹桥上，桥上有一户临水而居的人家，一位小姑娘刚好也打开窗户欣赏风景，正所谓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一眼瞄到叶元礼，姑娘瞬间两眼发直，心里漏了节拍。 你想，这样自带烟雾，看起来像神仙的出场方式，男人看了都说恨，姑娘心里的小鹿又怎么管得住?这位临水住的姑娘不仅看上了叶元礼，还深深陷入了相思。 本想等叶元礼再路过的时候，给他发出点什么信号，可恨的是，叶元礼那些天就宅在家里，哪儿也没去。 没多久，姑娘相思成疾，最后一命呜呼。 姑娘似乎有点不服气，短暂的人生，实在有太多遗憾，于是死不瞑目。 巧的是，姑娘这边才断气，叶元礼又一次走上了流虹桥。姑娘的母亲跑出去拽住叶元礼的手，断断续续地把告诉了他。 叶元礼听后大惊失色。姑娘母亲希望他能进去见她一面。叶元礼便进屋哭了一会儿，姑娘终于放下了最后一口气，闭上了眼睛。 除了叶元礼的故事，还有不少因为颜值的例子，如“”的故事，也是颜值派的代表。 韩寿是故事的男主角，女主角叫贾午，是著名丑角皇后贾南风的亲妹妹。贾午因为个子矮，没穿上皇后的礼服，错过了入宫，于是自己在家里征婚。 她的父亲是当朝高官，任西晋司空一职，府内追随者可想而知，长得帅气的韩寿也在其中。每当贾充把府里的人召集起来时，贾午就躲在窗帘后面偷看。看来看去，只有韩寿最能撩拨她心弦。 为避免错过良缘，贾午主动出击，派丫鬟去找韩寿说明心意，并附带把自己的样貌大赞了一番。韩寿压根就没见过贾午，但听说是司空的小女儿，连忙临场发挥了一篇800字情话，传递给贾午。双方一拍即合，半夜韩寿就翻墙去见贾午，并互赠礼物。 有情人总是这样，想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他，又觉得给啥都不够。贾午不断给韩寿送礼搬家底，最后干脆把全国仅有两份的西域供香偷给韩寿。韩寿也不客气，拿到礼物就用在了身上。因为香料味道稀有，这事儿很快就暴露了。贾充知道后也没办法，只有成全两人结了婚。 才华品德也不可或缺 有深陷颜值的，自然也有爱慕才华的，初期的湖阳长公主，就因为才华看上一个人。 湖阳长公主叫刘黄，是东汉开国光武帝的亲大姐。刘秀当上皇帝后，刘黄开始膨胀，平时没事就纵容家里奴仆杀人。但尽管刘黄嚣张，她挑夫君的准则，还是想选有才华，有品行的人。 刘秀是个重视亲情的皇帝，毕竟刚起兵时，小长安聚一战中，二姐和二哥惨死，后来大哥又被冤杀，全家唯一的亲人只剩下刘黄。所以当刘黄刚刚新丧，刘秀就想给大姐再配个夫君。 刘秀问大姐，朝廷里那么多大臣，中意哪一个? 刘黄说：“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 戏曲里的宋弘 宋公，就是当朝大司空宋弘，按当时的说法，他是个的人。天下大乱时，各种农民起义军到处抢杀，无能为力的情况下，他选择自杀;天下大治的时候，他不断推荐人才给皇帝，被皇帝盛赞，封了列侯。以当时的规则，当上侯爷，就可以享受封地的税收，但他并没有把钱收归私囊，而是散给族人。 除此之外，宋弘还是个喜欢直言进谏的人，大臣没有起到帮助皇帝的作用，他表示要治罪;皇帝行为不当，他就当面进谏。 当刘黄选中了宋弘，刘秀欣慰的同时，也感到一丝难处，毕竟，宋弘这种正人君子不好做媒。拉着配，人家心里只有蓉儿呀。但本着“大姐喜欢，送她天下又何妨”的心理，刘秀决定还是试一试。 刘秀旁敲侧击：“我听说民间有句俗话，‘贵易交，富易妻’，天底下的人情都这样吧，司空怎么看?” 宋弘说：“没听过，我只听过一句话叫‘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一句话，回得刘秀。只能回去跟大姐说：“出师不捷，没商量好，算了吧。” 尽管刘黄选夫失败，但也是一出典型的女子择偶记。而像宋弘这种有道德、有品德的人，还是很受青睐的。 帅的和酷的，到底怎么选? 女人择偶，到底有哪些衡量标准?有人看好家庭出身，有人喜欢长相俊美，有人羡慕才华出众，也有人欣赏对方特立独行的个性。 春秋时期的徐吾姑娘，不仅可以自己出标准，还遇到了长相和才华二选一的难题。 徐吾氏，茅戎里的一支，是春秋时期的少数民族。有一支徐吾氏移民到郑国生活，经过努力，在郑国也获得了不错的社会地位。 徐吾氏的家长叫徐吾犯，他妹妹徐吾姑娘，长得很漂亮，很有异域风情，郑国不少贵族都想与其联姻。郑穆公的公孙楚抢先下了聘礼，双方谈得都差不多了，同样是郑穆公孙子的公孙黑跑来横插一杠，又给徐吾犯送了一堆聘礼。 本来，收了一方礼，再有人送来直接拒绝就行了，但这俩人都是公子王孙，又都是郑国的大夫，徐吾犯一个也得罪不起，只能去找大贤人出主意。 子产听后，首先反省郑国的内政，说：“这是郑国政事混乱的原因，不该让你忧患。” 当初，郑国郑穆公生了13个儿子，其中两个分别当上了主公，两个死于内乱，两个因为内乱逃难，剩下的7个，团结一致成为了郑国世袭罔替的公子王孙。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之后，这七个家族的关系日渐疏远，没那么团结了，为了争夺在国家的说话权，经常惹出纷争。也因此，郑国，很是混乱。 这七个家族都是郑穆公的后代，被称为“七穆”，就像鲁国把持朝政的“三桓”。 前面的两位男主，公孙楚就出自七穆中的家族，公孙黑则出自七穆里当权比较久的驷氏家族。所以，公孙黑一出场就比较拉风，气势也比公孙楚强很多。 这种复杂情况，作为“七穆”之一的，子产解决不了，也没有能力得罪七穆中的两家，于是出了个谁都不得罪的主意：“这事，其实也不难办，让你家姑娘自己选，她想嫁给谁，就让她嫁给谁。” 徐吾犯接受建议，跑去找两个公孙商量，公孙楚答应了，公孙黑比较自信，也没意见。双方约定一起跑到徐吾氏面前亮个相，来一场才艺展示，让她自己做决定。 球踢来踢去，又回到了徐吾姑娘手里。 公孙黑依然帅成一阵风，打扮得华丽丽首先出场，在徐吾犯家里又放了一大批彩礼，溜了一圈出去了。公孙楚没怎么打扮，穿着属于自己职位的军装出场，射了两箭，耍完酷跳上自家车子也出去了。 春秋车，摄于洛阳天子驾六博物馆 徐吾姑娘在门窗里把俩人的举动看了个仔细，内心纠结了一会儿，说：“子皙(公孙黑)确实帅，但子南(公孙楚)本色出场，不多加讨好，也很酷，他是个男子汉，我还是选子南吧!” 最终，这桩择婿公案，花落公孙楚家。原来看起来有担当、有男子气概的人同样受欢迎。 对此，《》里的深有同感，他有一句名言说：“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儿丑?” 男人根本无所谓外貌，长得太帅，又好打扮，有时反而被人嘲笑。 那么以上这些标准，放在今天，是不是依然能撩拨姑娘们的心弦? 随机文章银河系是不是整个宇宙为什么，银河系是宇宙中一粒尘埃ufo为什么都是圆的?阻力更小/转向升降更灵活（科学分析）莫比乌斯环象征着什么，无限循环(象征永恒无限的爱情)核裂变为什么会有辐射，裂变出来的中子达到光速形成辐射量子武器杀伤有多大，可轻易摧毁一颗星球/未来星球大战必备武器迷案在线 mazx.cn本站内容大多收集于互联网，内容仅供娱乐，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本站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 “好好读书”，一直是冯沅君选择志同道合的婚恋对象的第一指标。她与王品青分手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王品青大学毕业之后不再读书进取。《春痕》中的女主人公瑗在写给璧的情书中，反复强调的同样是“好好读书”。落款时间为1927年1月18日的情书写道：“我虽然一年365天有300天是在愁苦中讨生活，然而我仍能读书……因此，我愿你还是如前安心读书。” 从小被缠足的冯沅君，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的一批女大学生和女性婚恋作家，后来又与两位哥哥——哲学家冯友兰、地质学家冯景兰，以及丈夫、古典文学家陆侃如一起，成为中国学术界著名的教授、学者。从旧式女子到婚恋作家，再到大学教授，她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脚踏实地、读书进取的人生之路。 起草驱逐校长的宣言 冯沅君原名恭兰、淑兰，笔名淦女士、沅君、易安等，1900年9月4日出生于河南南阳唐河县祁仪镇一个富有的书香门第。她的父亲冯台异，字树侯，1898年考中进士，分发到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充当僚属，一度在武昌方言学堂主持校务，1908年病逝于湖北崇阳县知县任上。之后，母亲吴清芝带领儿女返回唐河原籍。 冯家是个传统大家庭。冯沅君的祖父冯玉文掌家时，拥有1500亩土地，家里经常有二三十口人吃饭。据冯友兰回忆：“照这个大家庭的规矩，男孩子从7岁起上学，家里请一个先生，教这些孩子读书。女孩子7岁以后，也同男孩子一起上学，过了10岁就不上学了。” 1915年，大哥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1916年，二哥冯景兰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冯友兰虽是哲学系，却喜欢听语言文字学家黄侃教授的课，并写一些古诗送给黄侃批点。他后来曾说：“我的这种课外学习，倒是在我家里发生了作用，那就是把我的一知半解传授给我的妹妹沅君，引她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冯沅君从小被母亲裹了小脚，父亲去世前又替她包办了婚姻大事，她的未婚夫是唐河县方庄的一位富家少爷。但她从小就倔犟要强，决心像大哥、二哥那样外出求学。1917年，她得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升格为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并且增设国文专修科的消息，便向母亲提出到北京求学的要求：“如果说我花钱，那我将来什么也不要。”意思是将来出嫁时可以不要嫁妆。 按照传统风俗，冯沅君要出外上学，应该通知男方家里，这样势必会引起一些麻烦。母亲断然决定，一切责任由自己承担。于是，冯沅君收拾行装，跟着两位兄长义无反顾地离开家乡，成为中国公办教育史上第一届女性大学生中的一员。据她的同班同学程俊英回忆：“我初见冯沅君是入学那年深秋，我们正按班级进饭厅吃午饭，刚坐下来，忽见杨荫榆学监领着一个同学进来。她穿一套蓝条土布裤褂，辫梢系了根红绒线，一直拖到脚跟，三寸金莲，慢慢走到我们桌边。杨学监说：‘她叫冯淑兰(沅君原名)，从河南来的，迟到了十几天。’那天正是我当值日生，便向她点点头。她微笑，也对我点点头。饭后，又领她去看墙上挂的饭厅规则。” 当时，女高师的校长是前清举人方还，学监杨荫榆是留日归来的，学校一切规则由他们两人制订。譬如学生必须住校;周末回家必须家长来接;学生一律穿草绿色布的衣裙制服，梳一把抓的高髻，白袜黑鞋;违者记过，记过3次开除。 “五四”运动爆发后，冯沅君跟随同学砸开学校后门，与北京其他学校的学生一起参加游行示威。在国文部主任陈中凡和图画科主任吕凤子的鼓动下，冯沅君还执笔起草了驱逐校长方还的宣言，列出方还十大罪状，最终导致方还辞职。 把恋爱经历写成小说 对于冯沅君和她的同学们来说，比“五四”运动更加直接的心灵冲击，是李超之死引起的。 李超和冯沅君是同班同学，父母早亡。因为家里没有男丁，父亲生前按照习俗把同胞兄弟的儿子李惟琛认成嗣子。李超勤奋好学，1918年考取女高师国文班的旁听生，一学期后改为正科生。嗣兄李惟琛却以不服从尊长为借口，拒绝支付读书费用。李超贫病交加，又悲愤不已，于1919年8月16日病逝。11月30日下午，北京学界在女高师为李超举办隆重的追悼大会，男女来宾超过1000人。蔡元培、胡适、陈独秀、蒋梦麟、李大钊、梁漱溟等社会名流先后发言，“全场感动，满座恻然，无不叹旧家庭之残暴，表同情于奋斗之女青年”。程俊英曾撰文回忆当时的情景，“李超的死和追悼会，给我班的刺激很大，激起了反封建婚姻的怒潮。冯沅君同学带头和儿时在河南订婚的未婚夫退婚，其他同学纷纷响应。” 1922年，冯沅君从女高师毕业，考取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研究生，成为当时北大唯一的女研究生。从1924年开始，她在上海创造社主办的《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上，接连发表短篇小说《隔绝》、《旅行》、《慈母》、《隔绝之后》，以非常大胆的笔触表现了男女大学生的自由恋爱，并且将这种自由恋爱和读书进取结合到了一起。 《隔绝》是以女主人公隽华为第一人称展开叙述的。在外地读书的隽华，与“精神是绝对融洽的”恋人士轸坠入爱河。消息传到隽华的母亲那里，认为这种行为大逆不道，便把隽华骗回家里锁进一间小黑屋，准备交给包办婚姻的准女婿刘慕汉接走。隽华面对母亲的逼婚和软禁，只能靠着表妹偷偷送来的纸和笔，写信抒发情感。小说里，最感人的是隽华写给士轸的一段话：“我能跑出去同你搬家到大海中住，听悲壮的涛声，看神秘的月色更好，万一不幸我是死了，你千万不要短气，你可以将我的爱史的前前后后详详细细写出，将我写给你的600封信整理好发表……” 《旅行》是冯沅君公开发表的第二篇小说，其中的“我”是一名已有婚约在身的女大学生，为了真正自由地爱一次，与已婚恋人“旷了一个多礼拜的课，费了好多的钱”，实施了一次外出旅行，度过了“梦也似的10天甜蜜的生活”。两个人对外宣称是同学，专门在旅馆里要了两个房间掩人耳目。即使这样，“我”也依然觉得茶房看穿了真相，从而被羞涩、心虚、奋勇、激越等诸般情绪搅得心神不定。这种复杂纠结的矛盾心理，在第一夜的男女同居中达到高潮：“当他把两条被子铺成两条被窝，催我休息的时候，不知为什么那样害怕，那样含羞，那样伤心……我哭了，抽抽咽咽地哭。但另一方面，我觉得好像独立在黑洞洞的广漠之野，除了他以外没有第二个人来保护我，因而对于他的拥抱，也没有拒绝的勇气。” 两人在旅馆里相拥而眠，却一直压抑着各自的性欲冲动，并且念念不忘读书进取的学业本分：“我总是不喜欢他出去，无论是买东西，或瞧朋友。这里面的原因一方面固由于怕他跑得心野了，抛荒他的功课，他方面实为我自己怕受独处的寂寞。” 冯沅君所写的这些小说，恰恰也是她自己的恋爱经历。那时，她正在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她的恋人是《语丝》的撰稿人王品青，本名贵珍，河南济源涧北村人，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的私塾教师。早在1919 年考入北京大学理预科之前，就已经与包办婚姻的未婚妻正式结婚。1921 年，他升入北大物理系学习。1925年北大毕业后，到北京孔德学校担任中学教员。 1926年10月12日，远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得品青所寄稿及钦文所寄《故乡》四本。”王品青所寄稿件，是他帮助冯沅君(署名淦女士)编辑整理的小说集《卷葹(音同“师”)》， 此前也是由他经手寄给上海创造社公开发表的。 鲁迅收稿后用一周时间审阅完毕。1926年10月19日，他在日记中留下了“寄小峰信并《卷葹》及《华盖续》稿”的记录。29日，鲁迅又在致陶元庆(近代著名书籍装帧艺术家)的信中介绍说，王品青希望陶元庆为《卷葹》设计封面，“乃是淦女士的小说集，《乌合丛书》之一。内容是4篇讲爱的小说。卷葹是一种小草，拔了心也不死，然而什么形状，我却不知道。” “好好读书”，一直是冯沅君选择志同道合的婚恋对象的第一指标。她与王品青分手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王品青大学毕业之后不再读书进取。《春痕》中的女主人公瑗在写给璧的情书中，反复强调的同样是“好好读书”。落款时间为1927年1月18日的情书写道：“我虽然一年365天有300天是在愁苦中讨生活，然而我仍能读书……因此，我愿你还是如前安心读书。” 生命之流中又添了新水 1923年暑假，大哥冯友兰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与从科罗拉多矿业学院硕士毕业的二哥冯景兰结伴回国，把母亲吴清芝接到省城开封安家。母亲来信要求正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的冯沅君回家探亲。冯沅君到家后，在两位哥哥的帮助下赢得母亲的同情，退掉了包办的婚约，从而解除了她与王品青一直担心的被强制“隔绝”的危险。当时王品青也从北京秘密回到开封，还参加了河南省教育厅主持的“官费”留学考试。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那种理想的“精神是绝对融洽的”男女情侣关系，在冯沅君与王品青之间不复存在。几乎是在王品青为出版《卷葹》费心操劳的同时，冯沅君开始移情别恋于比她小3岁的江南才子陆侃如。 当时，冯沅君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从事研究工作，陆侃如在位于郊外的清华研究院攻读研究生，除了星期天进城约会之外，他与冯沅君主要是通过书信联络。1927年5月，两个人一同回陆侃如的家乡江苏海门探亲，途经上海时拍摄了他们的订婚照片，陆侃如在照片空白处题有“红楼邂逅浑如昨，白首同心一片丹”的诗句。 王品青受失恋刺激而发疯，很快离开人世。他死后不久，1928年，冯沅君在短篇小说《Epoch Making(意为“划时代”)》中，采用她最为擅长的第一人称自叙的表达方式，切割划分了自己的两段恋情。 关于自己的第一段恋爱，小说中的“我”是这样表白的：“某君虽然学问浅薄，但颇有才情。当时对我异常热，因此我很想成就他，安慰他在人生途中所受的苦恼。不意数年朋友的结果，他处处负我的期望;我于此发现我同他的志趣不合，灰心之极!” 关于自己前后两段恋爱的三角叠加，小说中写道：“我认识你——学问上的认识——是你在E报发表论文之后……待你冒雪进城看我，信上说了些热烈而缠绵的话……我自己很吃惊，我又遇见了奇迹，我的生命之流中又添了新水;我很怕，我怕我此后的生活将更痛苦，而且又害了你。在我这喜和怕的境地中，有人拆了你的信，此信又为某君所见，他为之病了，终于移入了医院——他原来对我的爱情还未尽泯灭。已谢的花儿是不能复上故枝，我对他此时的状况，只有怜，没有当年的热情了……” 由此可知，被冯沅君称为“某君”的王品青失恋发疯的直接诱因，是陆侃如写给冯沅君的情书被人偷拆，并且被王品青看到了。关于王品青之死，晚年陆侃如在《忆沅君——沉痛悼念冯沅君同志逝世四周年》中另有记述：“王身体本来不强壮，因打牌失眠，渐渐形成肺病。又加上对吴天‘变心’的怀疑，心情不快，所以肺病渐渐严重化了。严重了又无钱支付医药费，病势不免日渐危险了。终于一天就因病逝世了。”这里的“吴天”即冯沅君，是陆侃如故意移花接木、张冠李戴。 随着王品青的去世，他曾经担当过的冯沅君文学作品的合作者及经纪人的角色，一度由陆侃如接续下来。在此期间，陆侃如把冯沅君写给他的50封情书，编为书信体小说集《春痕》，交北新书局出版。他在“后记”中写道：“《春痕》作者告诉我：《春痕》是50封信，假定为一女子寄给她的情人的，从爱苗初长到定情，历时约5月。” 夫妻二人的学术生涯 “好好读书”，一直是冯沅君选择志同道合的婚恋对象的第一指标。她与王品青分手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王品青大学毕业之后不再读书进取。《春痕》中的女主人公瑗在写给璧的情书中，反复强调的同样是“好好读书”。落款时间为1927年1月18日的情书写道：“我虽然一年365天有300天是在愁苦中讨生活，然而我仍能读书……因此，我愿你还是如前安心读书。”1月20日的情书中，也有“安心读书”的苦心劝告……对于喜爱读书的冯沅君来说，既志同道合又相得益彰的陆侃如，显然是比王品青更加合格达标的婚恋对象。 1929年1月，陆侃如和冯沅君在江苏海门举行结婚仪式。两个人婚后的兴趣爱好，主要集中在学术研究方面。1931年，上海大江书铺印行夫妻二人共同署名的3卷本著作《中国诗史》。1932年，夫妻合著的《中国文学史编》，也交由大江书铺出版发行。这两部学术专著的出版，一举奠定了两个人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与此同时，作为现代文学史上风行一时的女性婚恋作家，冯沅君逐渐淡出文坛。 1932年，陆侃如、冯沅君双双赴法国，同在巴黎大学文学院学习。1935年，二人获得博士学位回国。陆侃如先后在燕京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校任教;冯沅君也先后在金陵女子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等校任教。1955年，她还出任山东大学副校长。 夫妻二人在从战乱到和平的岁月里虽然屡遭变故，但脚踏实地地读书进取，成为他们克服困难、渡过难关的制胜法宝。他们那一代人的创作经历和人生经历，对于今天的年轻学生来说，仍是有借鉴意义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