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妇女北京做什么？55岁妇女在北京能做什么
于右任17岁考中秀才，20岁中举，是山西三原的青年才俊。当时听到慈禧太后这么狼狈，为了自己小命连北京都丢下不管了，气不打一处来，就写好了给山西巡抚的一封信，意思是作为山西长官，应该“手刃西太后”。
结果他的信被同伴死死捂住不让寄出。于右任觉得太憋屈，把自己剃了一个光头，脱掉上衣，提溜一把大刀，照了一张像，用这样的方式以发泄愤懑。
不料这张照片闯了祸。不知怎么的，照片落在了当时三原县令的手里。县令立刻发出通缉令，下了狠招：不管于右任出现在哪里，都可以就地干掉；而且只要线报确凿，还可以领到高额奖金。
当时于右任还在开封参加会试。有一种说法是西安电报局发生故障，缉拿的公文还没到，于右任的好朋友的信倒是先到了，让他赶快别会试了，抓紧跑路。
于右任只好开始东躲西藏，经朋友帮忙，他索性逃亡日本。在那里，认识了孙文，加入了同盟会。
在日本，与很多有识之士一样，于右任的思想开始转变，觉得要启发民智，光靠枪炮还不行，就决定“弃刀从文”，以笔代刀。因此，在1907年回国后，创办了首张报纸《神州日报》。
让清廷十分烦恼的《神州日报》，它不仅不用大清的年号，而用公历纪年，而且文风辛辣，字字击中旧制度的要害。但是这张报纸创刊37天，一场大火把报社烧得干干净净，一张纸片都没留下。虽然于右任与保险公司交涉，也得到了赔款，重新恢复了报社，但是报社内部文人相轻，矛盾不断。
于右任念及初心，果断停刊，所以这张《神州日报》只活了80天。虽然这张报纸是短命，但于右任也尝到了一些甜头，比如针砭时弊，引发众多读者的共鸣。
于是他又在1909年创办了《民呼日报》，宗旨没变，还是为民而“呼”，为民发声，这张报纸秉承了于右任一贯的胆略和勇气，观点独到，文笔辛辣。
这一年，甘肃大旱，陕甘总督却向朝廷虚报连年灾情，当地还出现人食人的惨象。于右任就刊出一篇文章，题目是“如是我闻”，“一饥饿老妪，让女儿到野外寻草根回来充饥。女儿抠得手指出血，只得一把草根回来，而母亲已无踪影，唯见地上一摊血。原来被人吃了。该女悲得昏死过去，第二天未出门，乡邻推门探看，只见地上一堆骨节，她又被人吃了。”
故事讲完以后，文章末尾进行了点评：“升允之肉较妪肥百倍，甘民竟不剖食之，意者甘民虽饿，犹择人而食呼？”
这样的“故事”一经刊出，《民呼日报》一时销量狂增，洛阳纸贵。
但这样的结果是得罪了权贵显要。陕甘总督允升，勾结上海的道台，诬陷于右任侵吞救灾款，并以此名义逮捕他下狱。《民呼日报》的同仁为了营救于先生，只能在当局的暗示下宣布停刊，才把于右任从监狱里捞出来。这份报纸比前一份活得长一点，多活了12天。
于右任出狱后不久，又创办了一份《民吁日报》，办刊的意思是：“民不能言（呼）则唯有吁耳！”意思是我呼呼不得，总得让感叹两声吧？这份日报，实际上也并未脱离揭露现实、向黑暗势力挑战，用以启发民智、激发斗志的宗旨。
那时，日本人已经开始酝酿预谋蚕食中国。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大官叫伊藤博文，被朝鲜的一个志士刺杀在哈尔滨，别的很多报纸都噤若寒蝉，唯有《民吁日报》站出来说，这是好事，伊藤博文本身就是个臭虫。
这下于右任把日本人都得罪了。日本当局暴跳如雷，指令上海当局查封《民吁日报》，所以这张报纸很短命，只存活了48天。
俗话说：事不过三。可是于右任在1910年10月份，再次创办了《民立报》，当时还请了宋教仁来做主笔，那报纸自然声名威震上海滩。《民立报》专门开出栏目，专门揭发清廷污吏，也是一份为民呼吁的报纸。
1913年，宋教仁被杀，《民立报》立马发声，谴责杀宋教仁的幕后主使是袁世凯，于右任又被袁世凯通缉而再次逃往日本。这份报纸活得较长，总共有3年。
当时有一个说法，称《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是中国报史上鼎鼎大名的“竖三民”。
也有人这样评价于右任先生：一支笔胜过10万毛瑟枪。
于右任先生虽然后来长期担任老蒋当局的监察院长，但血气方刚的年龄，那种为民而战，“换太平以颈血”，不向黑暗势力低头的浩然之气，却永存人间。
那么你知道于右任先生还有几个扬名天下的地方吗？欢迎在评论区赐评。
一：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对妇女怎么了
你好，这里是角声，关于八国联军做的坏事，实在太多，请听我娓娓道来。
清朝末年，随着义和团在直隶京、津等地区的迅速发展,帝国主义列强胁迫清廷镇压义和团运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三月,美、英、法、德四国公使联合照会清廷,限“两月以内,悉将义和团匪一律剿除,否则将派水陆各军驰入山东、直隶两省,代为剩平”。当他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清军加入义和团,以端王载漪为首的贵族官僚形成“抚拳抗洋”集团控制着清廷,而总理衙门“无力说服朝廷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便不惜以武力干涉,谋划出兵,准备直接镇压义和团运动五月初四日,帝国主义列强以“保护使馆”为名,派侵略军由天津乘火车到达北京,进驻东交民巷。
当时,俄、英、法、日、意、美等国有24艘军舰集结在大沽口外,有2000多名士兵聚集在天津租界地。五月十四曰,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率领俄、英、法美、意、日、德、奥等八国拼凑的联军2000多人,乘火车从天津向北京进犯。由于京津铁路多处被义和团破坏,更主要的是义和团、董福祥的武卫后军和聂士成的武卫前军部队的顽强抵御,八国联军遭受重大损失,只得狼狈退返天津。慈禧太后得悉八国联军开始进犯北京,并派兵强索大沽炮台,深知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于是,决定利用义和团,“现在民心已变,总以顺民心为最要”,命令裕禄招抚义勇准备抵御洋兵,并同意载漪“首先请攻使馆”的建议。她心怀侥幸取胜的心理,于五月二十五日发表宣战谕旨和招抚团民的谕旨。又命载漪主持军事,载澜协助刚毅统率义和团。
慈禧太后见局势不可收拾,只得加紧求和的活动。七月十三日,正式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又命宋庆在前线直接与联军谈判。帮办武卫军事务大臣李秉衡临危受命,仓促出京御敌,无奈兵败如山倒,八国联军如入无人之境,七月十七日夺占张家湾,李秉衡自杀身死。次日,通州失守。董福祥的甘军和义和团英勇抗敌,使俄军进攻东便门、日军进攻朝阳门受阻。二十日,英军乘虚攻入广渠门,其他侵略军乃得相继攻入城内。
北京全城沦陷,慈禧太后已挟德宗和少数亲信臣仆仓皇出逃侵略联军入城后,肆意进行烧杀抢夺、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承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继续攻城略地,南至直鲁交界,西北到张家口,西至直晋交界,东北至奉天边界。形势的严重恶化,慈禧太后对义和团变“抚”为“剿”。二十日发布上谕:克日解散义和团,“倘敢抗拒,即著痛加铲除,以清乱源而靖地方”。
“扶清灭洋”的义和团终于被中外反动派共同镇压,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就这样悲壮地结束了。慈禧太后转而向帝国主义列强求和,命李鸿章为谈判代表,磋商和谈事宜。九月,外国公使召开拟订和约的准备会议。继八国之后,又有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加入,共11国,向清廷递交《议和大纲》12条。岂料,逃往西安的慈禧太后一见《议和大纲》,表示“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并发布谕旨:“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至此,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横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十一月七日,奕劻、李鸿章在《议和大纲》上画押,丧权辱国的和约基本成立。
又经过半年多关于“惩办祸首”和赔款问题的反复讨价还价,最后于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正式签订《辛丑条约》(即《最后议定书》)。从所定条款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完全卖国的条约,集鸦片战争以来所签屈辱条约之大成。通过这一条约,帝国主义列强取得了在中国的驻军权和政治上对清朝的控制权,经济上的掠夺更是空前,中国的赔款本利共达9.8亿两。中国的半殖民地化愈陷愈深,严重地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