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形容某些奇人，常会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大也曾出过这样一个奇人，亲口说此人三百年才出一个，结果此人下场却极为凄惨，受尽毒刑之后被斩首。这个人在明朝历史中的知名度极低，知道他的人寥寥无几。他既不是什么名公巨卿，也不是什么沙场名将，只是明朝朝廷一个普通职员。但他有一项令人吃惊的特殊“才能”，这是这项“才能”激怒了。 话说明朝万历四十一年的殿试中，出了一个头名状元周延儒。当时周延儒年方二十一岁，就已经名震一时，由此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到崇祯皇帝继位之后，在明朝朝廷混迹多年的周延儒，终于时来运转熬出了头，受到崇祯的赏识，把他视为当世奇才，由此踏上了人生的快车道，一路升迁青云直上，直至成为首辅大学士，相当于宰相的地位。 周延儒为人文采出众，聪明机敏，对明朝当时的危急形势，经常会有独到见解，崇祯对他深为倚重。到了崇祯十六年，清兵突破长城进入中原，在河北山东一带大肆烧杀劫掠，前锋甚至深入到沭阳。崇祯为此忧心忡忡。但当时连续十几年征战不休，能够统兵作战的将帅已经无人可用。崇祯急火攻心，嚷嚷着要御驾亲征。身为首辅的周延儒只得请求自己带兵出征，驱逐胡虏，为君分忧。 周延儒毕竟文人出身，一次战场没上过，对带兵打仗一窍不通，根本不敢与清兵接触。他带兵出征后，驻扎在通州，便一步也不敢走了，拖延时日，想等着清军自己退兵后，他就算交了差。但急性子的崇祯却连连催战，周延儒万般无奈，只得谎报军情敷衍塞责，明明一仗都没打，他却把一封又一封的告捷文书上报朝廷，可把崇祯高兴坏了。 谁知纸里包不住火，不久后真相被揭穿。崇祯龙颜大怒，大明生死存亡之际，首辅大学士居然畏敌如虎，还满纸谎言欺瞒皇帝，立即把他撤职下狱。朝中大臣，纷纷上书参奏。平日巴结依附周延儒的亲支近派，也跟着倒了大霉，一个个都被撤职查办，其中一个名叫吴昌时的人，引起了崇祯的注意。 吴昌时，时任吏部文选司郎中，是首辅周延儒的心腹亲信。别看此人职务不算高，能量却大的吓人。吴昌时为人精于钻营，为了功名利禄，千方百计不择手段。他背靠周延儒这棵大树，大肆结交朝廷文武大臣，关系网，连崇祯身边的宦官都有他的眼线。朝廷中的风吹草动，官吏任免出征打仗，吴昌时第一时间就能得知，他常常以此作为炫耀资本，自抬身价，人人都知道这个吴大人手眼通天，找他没有办不成的事。 仅仅刺探朝廷密事，就足以让崇祯火冒三丈，更为可气的是，吴昌时利用他的人脉，直接插手朝廷组织的考试，从中大发横财。他大肆收受考生金银，然后出面给主考官打通关节，竟然让目不识丁的文盲都荣登榜首，胡作非为。但平时人们慑于首辅周延儒的威势，无人敢管，如今周延儒倒了台，的吴昌时才被揭发出来。 崇祯皇帝，决定亲自出面审理吴昌时一案。这可是大明开国以来罕见之事，《明季北略》一书中，详细记述了审讯吴昌时过程。崇祯十六年七月二十五，崇祯召集文物群臣齐聚文华殿，和的人环绕两旁，气氛威严肃杀。吴昌时被带上来后，崇祯皇帝一声怒喝，责问他不法之事。 谁知这个吴昌时不仅狡黠诡诈，还颇有几分胆气，面对皇帝满不在乎毫无惧色，一口咬定都是旁人诬告，绝无此事。崇祯皇帝命招来证人对质，吴昌时依然口气强硬，甚至狂妄地说：“皇上一定要我承担此罪名，我岂敢违抗圣意。但若要我违心招供，却是万万不能。”崇祯见他如此强硬，忍无可忍，当即命令锦衣卫动用大刑。 谁知旁边那些惯于和稀泥的大臣们赶紧上前劝阻，声称在皇宫内廷用刑，有违惯例，建议交由三法司按正常程序审理。崇祯对朝廷上下官吏互相袒护之情了然于心，当即说道：“这种人神通广大，离了皇宫三尺之地，谁还能治得了他!”大臣们又说：“殿陛用刑，三百年未有之事。”崇祯当即怒喝道：“吴昌时这厮，也是三百年未有之人!”结果吴昌时当即被打断双腿胫骨，再也厉害不起来了，连声讨饶，当堂认罪。 三个月后，这个三百年才出一个的“奇人”，被崇祯皇帝下令拖到西市斩首示众。作恶多端的吴昌时得到应有的下场。不得不说，崇祯虽然不算明君，这件事还是办的很有水平，。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还不知道：为什么无法迁都呢的读者，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在结束后，大明损失惨重。屋漏偏逢连夜雨，边境惨败，关内也不安宁。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五月，在朱仙镇获得大胜，河南官军主力几乎被全歼。 在这种背景下，朝堂上逐渐流行起一种说法：我们是不是应该迁都到南方? 这种说法最先由兵部侍郎侯恂提出，但没过多久，开封失守，侯恂因此被扔进大牢，此事算不了了之。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首辅周延儒也提出类似建议;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迁都之事已经被摆到台面上公开讨论了。 很多人说起迁都，就好像和搬家一样，似乎只是打个包而已，想去哪就去哪。现实情况会如何?显然比这复杂百倍。 在说迁都之前，我们要先说清楚为什么选择某地定都。 所谓首都，其实就是自造一个中心，将整个国家的利益汇集于此。如果首都选择不当，很可能会出纰漏。 我们用西汉来举例，他们为什么定都长安?因为长安离匈奴近，所以必须定都于此。如果选择洛阳，那必然会使得一个国家出现两个中心：洛阳是政治中心，长安是军事中心。 一旦出现这种局面，在中央政府控制力开始衰减的时候，整个国家很可能就此，因为在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开始衰减时，长安就有可能失控。 那么，在把洛阳建设成政治中心时，能否把军事中心的职能也赋予洛阳呢?答案是不能，因为洛阳离匈奴太远，根本当不了军事中心。 除了西汉，包括后世的诸多王朝，几乎都是出于军事考虑而定都。 都说大明是“天子守国门”，其实历朝历代基本都是“天子守国门”，并非大明的独有状况。 在流寇随时可能席卷北方的前提下，在大清随时可能入关的背景下，如果和官僚带头向南方逃窜(美其名曰迁都)，势必会造成整个国家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大举南移，也意味着大明对守卫北方已经丧失信心。 到了那个时候，就是天崩地裂之局面。这意味着权力格局面临重新洗牌，北方既得利益集团将丧失大部分财富，因为不动产是无法搬到南方的，更无法折合成白银随身带走。 除了不动产之外，金银财宝也不好带啊。这帮家伙整天在朝堂上跟哭穷，真要到了搬家的时候，那一车车金银财宝怎么解释呢? 就算他们脸皮比城墙拐角还厚，抱团取暖根本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可从现实状况考虑，这种行为的危险性也是非常大的。 北京到南京的直线距离有多远呢?接近一千八百里。北京到南京的实际距离有多远呢?最保守估算也得在两千里以上。 如果崇祯皇帝领衔南逃(美其名曰迁都)成为既定事实，那么既得利益集团肯定也要跟着一起走，只是裹挟或被裹挟的区别而已。当他们开始行动时，又会是一副怎样的局面呢? 这样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体，群体成员又是非富即贵，所携带的公家和私人物品肯定像金山银山一样。到了那时，这一笔庞大的资金，会惹来多少人觊觎? 在那个的岁月里，别说外部会怎样，就是内部安排护送他们的官军，以及路上临时聚集的饥民，都有可能随时化身为狼，把这支部队吃干抹净。 就算内部克制住了自己的欲望，可这种南逃的举动会令人丧气，大家都会在内心里问自己：我继续给这个政权卖命，有前途吗?图什么呢? 一旦这种情绪开始蔓延，那么只要在南逃途中遇到一点风吹草动，整支队伍就有崩溃的危险。 综上所述，迁都南方就很难成为现实。对此，我们只要看看迁都北京就能明白。 说起朱棣，那可是个凶名昭著的狠人，靖难起家，占领安南，五征漠北……成为大明第二位庙号为“祖”的皇帝(第一位是，追谥不算)。 可就是这么一位雄主，在他决定迁都时，依然遭到多人反对，最后逼得朱棣大开杀戒，才算勉强成行。而在朱棣病逝之后，他的继承人立刻打算还都南京，只是因为他短命，所以未能实施。朱高炽病逝之后，继任者暂停了还都事宜;朱瞻基病逝之后，继任者正式定都北京。 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一直到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迁都北京一事才算彻底尘埃落定，共耗时十六年。 要知道，朱棣迁都的背景是天下大体太平，文治武功正盛。以此类比，崇祯皇帝想迁都，虽然朝堂上多有议论，但真正实施起来，受到的阻力一定不会小。 对于北方既得利益集团而言，他们绝不害怕李自成或大清破城，因为无论是谁破城，都必须依赖既得利益集团维护当地秩序。 后来，李自成进入北京城之后，居然立刻对既得利益集团展开屠杀。一时间，“联虏灭寇”的口号响彻，李自成黯然退场。 这也客观反映出一个事实：既得利益集团必须受到尊重，否则绝难在中笑到最后。他们不知道李自成进京之后会大开杀戒，在他们看来，如果李自成足够理智，就一定会尊重他们的既得利益。 这个看法当然是没错的，所以他们不担心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能用后来的错误事实，批判他们的判断力。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完全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大明朝堂已经完全被既得利益集团占领，指望他们放弃大量利益支持迁都，实在是有点困难。 别说迁都这种大事，就是想让他们捐点白银用以保卫都城，他们都一个劲儿地。如果既得利益集团真有放弃大量利益的觉悟，那根本就不用迁都，大明的许多问题早就迎刃而解了。 或许有人会说出各种各样的理由，试图说服既得利益集团：或许李自成和大清不会大规模展开杀戮，但谁敢确保自己不是少数倒霉鬼呢? 这种话谁都会说，这种道理谁都懂，但放在自己身上，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很多人说这是“当局者迷”，可在大多数时候，当局者不得不迷。因为这种问题事关自身利益，想超脱自身利益，实在是难上加难。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