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玄感被杀后,李密上了大隋的黑名单。
这让他很受伤,不得不亡命天涯。

先后投奔郝孝德领导的平原郡起义军和领导的齐郡起义军,不知是因为长相还是其他原因,李密一直都是坐冷板凳。
受不了别人的冷落,李密只好逃往淮阳郡,改名刘智远,当上一名私塾先生。
可能是壮志未酬吧,平时没事时几杯烧酒下肚,就开始发牢骚,见还是没人关注,干脆就写诗。
不料,不写还好,一写就被人揭发他写反诗--“秦俗犹未平,汉道将何冀?”。
还好他消息灵通,屁股一翘,跑到梁郡,暗中到妹夫梁郡雍丘令丘君明居住,之后又认识游侠王季才,两人相见恨晚,李密干脆搬到他家去住了。
可能是李密这种人性格太豪爽了,得罪小人了都不知道,这不,又将妹夫丘君明的一个侄子--丘怀义得罪了。

于是丘怀义又去告官,等巡捕来的时候,李密早就溜了,结果丘君明、王季才二人被杀。
这个结果,可能丘怀义也不愿看到,以为只是报复一下李密,没想到连自己的叔叔都搭进去。
这就是做小人的下场! 在两年里,李密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逃亡路上度过的,还好,他还有几分运气,要是其他人,早见阎王去了。
最后,李密实在不想跑了,对天长叹:难道大就没有我李密立锥之地吗? 于是,616年(隋大业十二年),李密下定决心去瓦岗山,投奔那里的老大翟让。
这一年,李密三十五岁。
先说说这个翟让,东郡韦城人,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本地人。
本来是当地的一名法曹(派出所所长),他却,犯了死罪。

将要秋后问斩的时候,监狱的一名公差黄君汉,爱惜他武艺高强。
一天夜里,他偷偷地对翟让说:“翟法司,天时人事,也许是可以预料的,哪能在监狱里等死呢?” 看到一线生机的翟让,惊喜地说:“我翟让,是关在圈里的猪,生死只能听从黄曹主的吩咐了。
” 黄君汉见他如此回答,随即给他打开铁链。
翟让立即跪下,对他三拜,说:“我蒙受您的再生之恩得以幸免,但黄曹主您怎么办呢?”说完,流下泪。
不料,黄君汉大怒,说:“我本以为你是个大丈夫,可以拯救黎民百姓,所以才冒死来解救你,你怎么却象儿女子弟一样以涕泪来表示感谢呢?你就努力设法逃脱吧,不要管我了!” 从鬼门关里走一趟的翟让,回到家乡后,立即将乡里的一些渔民猎手,聚集到到附近的瓦岗山,一切准备就绪后,树起反隋旗帜(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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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最真实的三国群雄之袁绍:四世三公官渡落寞
,一个本应在群雄割据的末年历史上大放异彩的名字。一个拥有着“四世三公”显赫家世的官宦才俊;一个雄踞冀、并、青、幽四州的诸侯霸主;一个统辖数十万兵马的东廷“大将军”。然而,这位东汉末期势力最大、实力最强的一方诸侯,却随着一场关乎生死的“官渡大战”而迅速落败,最终在忧愤惭羞中命赴黄泉,所创基业也尽付之手,实在令后人惋惜感叹。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人,由于家族的显赫,使得少年时的他即闻名天下,据《》所载,“绍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可见,袁绍在天下震荡的东汉末年,在“名门望族”的光环之下,并不是一个虚靡度日的纨绔子弟。相反,他是一个年轻有为、胸怀天下的杰出人才。 东汉后期,外戚宦官交替干政,往往处于傀儡甚至随时身死的境地,在灵帝驾崩之后,大将军立妹妹何之子为帝,是为少帝,并且与袁绍密谋,想借此机会诛杀宦官。不料何太后却反对诛杀宦官,不得已,何进只得命西凉刺史入京,想要以此胁迫何太后就范,而此时宦官们的表现却是“黄门、常侍闻之,皆诣进谢,唯所错置”。袁绍劝其乘此机会诛杀宦官,而何进却被宦官们表面的“恭顺”所迷惑,没有采纳袁绍的意见,最后被宦官们诛杀。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出袁绍那敏锐的政治嗅觉,这就足以证明袁绍并不是一个昏聩暗昧之人。 董卓入京之后,欲废少帝而立陈留王为帝,在试探袁绍意见时,袁绍意见与其相左,于是二人心生嫌隙,但由于董卓势大,袁绍最终只能“横刀长揖而去”,袁绍由此出奔冀州。而董卓在听了侍中周毖、议郎何颙等人的劝进之后,反而任命袁绍为渤海太守,封邟乡侯。这就为袁绍积蓄发展势力争取了时间,在董卓荼毒京都洛阳之后,激起了百姓乃至各路诸侯的反抗之心,于是就有了十八路诸侯共讨董卓的“义举”,而袁绍也因为家世的渊源而被推为“盟主”,但由于各路诸侯心怀鬼胎,讨伐最终失败了。但袁绍却因祸得福,赚取了冀州,并从此接连取得了并、青二州,使实力进一步壮大。可是,在袁绍的政治生涯中,他却接连犯了数个致命的错误,以至原本所创的大业全部付诸东流,使原本大好的形势也发生了逆转。 一、拒接天子,失天下之柄 袁绍因为董卓所立天子不合自己的心意,因此在谋士提出将天子迎回邺城的建议时,拒不采纳,以至被曹操抢了先机,把天子迎到了许都,最终形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而袁绍此时却后悔不迭,好在此时幽州已落入他的手中,他坐拥着冀、并、青、幽四州,势力达到了顶峰。殊不知,此时的集团已打下了败亡的伏笔。 诚然,天子在当时已经沦为权臣诸侯手中的木偶,早已威严扫地,更不要说号令天下了,从表面看,确实毫无用处。但是,各路诸侯不管实力如何,皆不敢代汉自立,即使是拓展地盘,也要打着“匡扶汉室”的旗号,这也反映出汉室“正统”的影响力,袁绍拥有着如此之强的实力却没有认清这个问题,没有打出这张分量极重的“王牌”,实在是可惜。试问,坐拥四州之地,又有天子在手,在政治上,天下何人敢不奉从? 二、任人唯亲,培植小集团 除了自己留居冀州外,袁绍命长子袁谭守青州、中子袁熙守幽州、外甥高幹守并州。这就为袁氏集团埋下了分裂的种子,早在袁绍命袁谭守青州时,谋臣就曾劝谏说:“必为祸始。”但袁绍却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孤欲令诸儿各据一州也。”事实证明,袁绍死后,诸子争位,也进一步削弱了袁氏集团的实力,为曹操彻底消灭袁氏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三、因子疾患痛失良机 在建安五年时,曹操攻伐,谋臣劝袁绍袭击曹操的后方,袁绍却以爱子患病为由,拒绝出兵,气的田丰拿着手杖敲击于地说:“夫遭难遇之机,而以婴儿之病失其会,惜哉!”最终曹操击败了刘备,进一步壮大了实力,日后成为了他的大敌,这实在是养虎为患之失。 四、用人失当,大将被斩 、,乃袁绍两员大将,可是在遣将与曹军对阵时,袁绍却不能知人善任,面对沮授的劝谏,拒不听从,最终使颜良被斩于白马,文丑被斩于延津,挫伤了自己的锐气,对官渡大战产生了不利的影响。由此可见,袁绍败亡之肇始。 五、生死官渡,元气大伤 在官渡大战之初,沮授曾劝谏说:“北兵数众而果劲不及南,南谷虚少而货财不及北;南利在于急战,北利在于缓搏。宜徐持久,旷以日月。”可是,袁绍却又一次拒绝了这个极为正确的建议,起兵疾攻曹操。在曹操与其僵持之时,因为粮草匮乏,军卒多有叛逃,这时沮授又提议:“可遣将蒋奇别为支军于表,以断曹公之钞。”再次被拒绝,最终在这场战事中落得大败的结局,袁绍与长子袁谭率残骑退回河北,从此一蹶不振。 其实,早在官渡大战前夕,谋臣田丰就曾劝谏说:“曹公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不如以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脩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於奔命,民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可惜,袁绍在盛怒之下,将田丰下狱,执意要攻打曹操,等到兵败回归河北,即将田丰杀死,这也可以看出他性格中偏狭的一面。 官渡一战,决定了袁绍霸业的全面衰退,从此袁绍再无力南进,不久在悲愤中离开了人世。这位“四世三公”的官宦世家子弟,最终没有敌过曹操—这一普通的士族子弟,在官渡的烟尘中渐渐落寞下去,我想,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势力一步步壮大后的骄矜之意,更多的还是他性格中那些致命的弱点,《三国志》言其“内多忌害”,所言不虚啊!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晋朝阮籍为官时拆光衙门墙壁 或首创开放办公模式
阮籍是魏晋时期的才子,也是狂人,所谓的魏晋风度,和他有很大关系,或者说他是魏晋风度的代言人之一,也不为过。北宋的司马光似乎不太喜欢阮籍,在他的《》里批评了阮籍这一类人言必称老庄,故意装旷达,其实是在败坏时代风气,对社会没什么作用。 阮籍真是没什么用的人吗?其实,是司马光不懂阮籍。 阮籍的不用,不等于没有用,他似乎不太愿意为当时所用,甚至不想和当时的大人物搭上关系。想和他攀亲家,为自己的儿子向阮家求婚,阮籍不太乐意,又不好拒绝,干脆连醉六十天,让司马昭没法开口,这真正是醉了。 阮籍似乎又很狂妄,连都没看在眼里,说:“时无英雄,遂使竖子得志。”连刘邦都成“竖子”,那阮籍本人的能力又如何呢? 某年,阮籍主动推荐自己去东平当地方官,说这地方好,很合适他。司马昭就应允了他,派他任东平相。 阮籍低调地骑着驴儿上任了。到任后,他就开始拆办公室,把衙门里各大机构的墙壁全敲掉,将东平官府整成一个大办公室,让各部门的人都能彼此看到,“使内外相望”。物理空间打通了,人事空间也随之改变,各部门的人互相都看得到,客观上起到了互相监督的作用,谁也不敢偷懒,也不用监督和考察了。阮籍抓住了管理的关键——透明、开放。 从这件事来看,阮籍可以算是开放式办公的老祖宗了。 阮籍在任期间,法令简约,事情不多,地方也治理得很不错。过了十来天,他又骑着小毛驴回来了。这是向世人证明,不是他干不了,而是他不想干。 实际上,阮籍是用魏晋风度来从事管理,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简约。目的简约,手段简约,效果却很好。所谓的魏晋风度,我们不妨从这个角度来解读,才能理解文化的真正含义。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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