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谈起大名鼎鼎的“西凉”,相信大多数人都不会感到陌生,他的武力水平在诸将中处于顶尖水平,年纪轻轻就立下赫赫战功。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马超起兵反曹,接连击破敌军,甚至逼得不得不“”。
因为马超造反,一族几乎被尽数处决,仅留下马超与堂弟一同投奔。
对于这段历史的真实性,大多数人持肯定态度,然而在1800年之后,一位记者的无意发现却引发了人们对这段历史的争议和关注。
上世纪末,人民日报驻亚美尼亚特约记者马良在采访期间,他从一群当地人口中得知了亚美尼亚有一个与中国相关的特殊姓氏——马米科尼扬。
在当地的传说中,这个姓氏的祖先来自于遥远的中国。
这一发现立即引起了马良强烈的好奇心,在当地人的引见下,马良与苏里·马米科尼扬在著名的埃里温教堂外会面。
通过这次交谈,他得知在这个家族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其先祖确实是中国人,而且其面部细节也与中国人有几分相似。
不过由于年代久远,他们并不知道先祖的准确名字。
为解释这一疑惑,马良请教了相关历史学家,最终在《亚美尼亚人史》里发现了有关马米科尼扬家族的信息。
据史料记载,在公元3世纪时,一位名叫马抗的王子来到波斯避难,当时的中国得知此事后曾派人前往波斯,与波斯统治者阿尔达希尔一世交涉,希望对方能主动交出这个“落难的王子”,甚至还以战争相威胁。

阿尔达希尔一世既不愿意让这位王子回去受死,也不愿与中国发生战争,他最终选择了一个折中方案,那就是将这位名为马抗的王子送往波斯属国亚美尼亚。
马抗在得到亚美尼亚国王特尔达特二世的收容后,成为亚美尼亚将领,率领军队一路南征北战。
屡建功勋之后,马抗得到特尔达特二世的赏识,被赐予当地姓氏“马米科尼扬”。
那么这部史书的可信度究竟有多高呢?此书作者莫夫谢斯是公元五世纪时著名的亚美尼亚史学家,在该国拥有“史学之父”的称号,况且他生活的年代距离马抗前往亚美尼亚避难不过短短一百多年,这一记载应该具备一定的可信度。
对照中国史料之后,马良发现最符合“马抗王子”身份的人应该是三国时期之侄、马岱的弟弟马抗。
据孙盛《蜀世谱》记载:“马超从弟岱,字伯瞻,腾兄翼之子也。
父翼入许为北军中候,后还凉州,凉州乱,将亲族数十西入。
岱弟抗,随翼西入,或至西海。
”此书记载马抗等人逃往西海(今里海)地区,这与如今亚美尼亚的地理位置基本吻合。
另一方面,波斯君主阿尔达希尔一世、亚美尼亚国王特尔达特二世的统治时间分别为公元226年-241年与公元217年-238年,与曹操屠杀马腾家族的历史事件恰好处于同一时期。
马超家族被诛杀的时间是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马抗四处躲藏加上一路颠簸,数年之后才抵达波斯也十分正常。

不过这并没有完全解决史料中的问题,马抗为什么是“王子”身份,而这位强硬的中国皇帝又是谁呢? 其实,马抗本来就出身世家大族,其父辈掌控着西凉地区的部队,波斯人将他称作“王子”也不是一件不可理解的事情。
至于那位神秘的“皇帝”,则应该指的是追杀马超一族的曹操。
毕竟曹操在当时已经完全掌控了朝廷,虽无皇帝之名,但也有皇帝的实权。
因此曹操也极有可能被波斯人误认为“中国皇帝”。
马超家族久居西北,本身就有羌胡血统,还一直与中西亚地区保持着密切联系,因此马抗出逃波斯也是合情合理的。
此后,由于加强对亚美尼亚的控制,意欲强制改变亚美尼亚人的信仰,两国矛盾迅速激化。
公元450年,马抗后裔瓦尔丹·马米科尼扬带领亚美尼亚人发动起义,尽管在波斯军队的镇压下起义最终失败,但是波斯帝国在此役之后也不得不重新考虑对亚美尼亚的政策。
30年后,马尔丹的侄子——瓦安·马米科尼扬再次与波斯发动战争,这一次终于取得胜利,波斯帝国被迫承认亚美尼亚的自治权,随后由马米科尼扬家族成员出任亚美尼亚自治总督。
为纪念这两位民族英雄,亚美尼亚人在首都埃里温的广场上,为他们树有巨型雕像,仿佛仍在向路人述说着他们当年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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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最真实的三国群雄之袁绍:四世三公官渡落寞
,一个本应在群雄割据的末年历史上大放异彩的名字。一个拥有着“四世三公”显赫家世的官宦才俊;一个雄踞冀、并、青、幽四州的诸侯霸主;一个统辖数十万兵马的东廷“大将军”。然而,这位东汉末期势力最大、实力最强的一方诸侯,却随着一场关乎生死的“官渡大战”而迅速落败,最终在忧愤惭羞中命赴黄泉,所创基业也尽付之手,实在令后人惋惜感叹。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人,由于家族的显赫,使得少年时的他即闻名天下,据《》所载,“绍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可见,袁绍在天下震荡的东汉末年,在“名门望族”的光环之下,并不是一个虚靡度日的纨绔子弟。相反,他是一个年轻有为、胸怀天下的杰出人才。 东汉后期,外戚宦官交替干政,往往处于傀儡甚至随时身死的境地,在灵帝驾崩之后,大将军立妹妹何之子为帝,是为少帝,并且与袁绍密谋,想借此机会诛杀宦官。不料何太后却反对诛杀宦官,不得已,何进只得命西凉刺史入京,想要以此胁迫何太后就范,而此时宦官们的表现却是“黄门、常侍闻之,皆诣进谢,唯所错置”。袁绍劝其乘此机会诛杀宦官,而何进却被宦官们表面的“恭顺”所迷惑,没有采纳袁绍的意见,最后被宦官们诛杀。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出袁绍那敏锐的政治嗅觉,这就足以证明袁绍并不是一个昏聩暗昧之人。 董卓入京之后,欲废少帝而立陈留王为帝,在试探袁绍意见时,袁绍意见与其相左,于是二人心生嫌隙,但由于董卓势大,袁绍最终只能“横刀长揖而去”,袁绍由此出奔冀州。而董卓在听了侍中周毖、议郎何颙等人的劝进之后,反而任命袁绍为渤海太守,封邟乡侯。这就为袁绍积蓄发展势力争取了时间,在董卓荼毒京都洛阳之后,激起了百姓乃至各路诸侯的反抗之心,于是就有了十八路诸侯共讨董卓的“义举”,而袁绍也因为家世的渊源而被推为“盟主”,但由于各路诸侯心怀鬼胎,讨伐最终失败了。但袁绍却因祸得福,赚取了冀州,并从此接连取得了并、青二州,使实力进一步壮大。可是,在袁绍的政治生涯中,他却接连犯了数个致命的错误,以至原本所创的大业全部付诸东流,使原本大好的形势也发生了逆转。 一、拒接天子,失天下之柄 袁绍因为董卓所立天子不合自己的心意,因此在谋士提出将天子迎回邺城的建议时,拒不采纳,以至被曹操抢了先机,把天子迎到了许都,最终形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而袁绍此时却后悔不迭,好在此时幽州已落入他的手中,他坐拥着冀、并、青、幽四州,势力达到了顶峰。殊不知,此时的集团已打下了败亡的伏笔。 诚然,天子在当时已经沦为权臣诸侯手中的木偶,早已威严扫地,更不要说号令天下了,从表面看,确实毫无用处。但是,各路诸侯不管实力如何,皆不敢代汉自立,即使是拓展地盘,也要打着“匡扶汉室”的旗号,这也反映出汉室“正统”的影响力,袁绍拥有着如此之强的实力却没有认清这个问题,没有打出这张分量极重的“王牌”,实在是可惜。试问,坐拥四州之地,又有天子在手,在政治上,天下何人敢不奉从? 二、任人唯亲,培植小集团 除了自己留居冀州外,袁绍命长子袁谭守青州、中子袁熙守幽州、外甥高幹守并州。这就为袁氏集团埋下了分裂的种子,早在袁绍命袁谭守青州时,谋臣就曾劝谏说:“必为祸始。”但袁绍却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孤欲令诸儿各据一州也。”事实证明,袁绍死后,诸子争位,也进一步削弱了袁氏集团的实力,为曹操彻底消灭袁氏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三、因子疾患痛失良机 在建安五年时,曹操攻伐,谋臣劝袁绍袭击曹操的后方,袁绍却以爱子患病为由,拒绝出兵,气的田丰拿着手杖敲击于地说:“夫遭难遇之机,而以婴儿之病失其会,惜哉!”最终曹操击败了刘备,进一步壮大了实力,日后成为了他的大敌,这实在是养虎为患之失。 四、用人失当,大将被斩 、,乃袁绍两员大将,可是在遣将与曹军对阵时,袁绍却不能知人善任,面对沮授的劝谏,拒不听从,最终使颜良被斩于白马,文丑被斩于延津,挫伤了自己的锐气,对官渡大战产生了不利的影响。由此可见,袁绍败亡之肇始。 五、生死官渡,元气大伤 在官渡大战之初,沮授曾劝谏说:“北兵数众而果劲不及南,南谷虚少而货财不及北;南利在于急战,北利在于缓搏。宜徐持久,旷以日月。”可是,袁绍却又一次拒绝了这个极为正确的建议,起兵疾攻曹操。在曹操与其僵持之时,因为粮草匮乏,军卒多有叛逃,这时沮授又提议:“可遣将蒋奇别为支军于表,以断曹公之钞。”再次被拒绝,最终在这场战事中落得大败的结局,袁绍与长子袁谭率残骑退回河北,从此一蹶不振。 其实,早在官渡大战前夕,谋臣田丰就曾劝谏说:“曹公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不如以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脩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於奔命,民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可惜,袁绍在盛怒之下,将田丰下狱,执意要攻打曹操,等到兵败回归河北,即将田丰杀死,这也可以看出他性格中偏狭的一面。 官渡一战,决定了袁绍霸业的全面衰退,从此袁绍再无力南进,不久在悲愤中离开了人世。这位“四世三公”的官宦世家子弟,最终没有敌过曹操—这一普通的士族子弟,在官渡的烟尘中渐渐落寞下去,我想,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势力一步步壮大后的骄矜之意,更多的还是他性格中那些致命的弱点,《三国志》言其“内多忌害”,所言不虚啊!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谁才是三国第一军神? 不是诸葛亮也不是宣皇帝司马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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