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古代，龙抬头的时候，亲自犁田，确有其事。明清时，皇帝每年都要亲自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躬耕一番，以给天下百姓做一个重视农业生产的榜样。当时，明清皇帝都有自己的“自留地”——“一亩三分地”。那么，这“一亩三分地”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在明清时的祭农之礼已十分完备。每年皇帝都要到京城的先农坛祭祀先农，然后再到观耕台前的亲耕田进行示范性耕耘，以完成对先农崇祭的全过程。皇帝亲耕的田地，据说在周代时是“千亩”，也许是怕皇帝累着了，后来才变成了“一亩三分地”。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一直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从大舜时就有用象耕田的记载，战国时说：“先王者，为民兴利除害，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者也。”《礼记》记载，周时已开始这种祭祀先农的“耕礼”，叫“耒礼”，是封建社会十分神圣和重大的国典。清代从皇帝时延续了明代的“耕礼”的仪式，“顺治十一年(1654年)二月，朝日于东郊。始行耕藉礼。定每年仲春亥日行耕藉礼。”也称之为皇帝“亲耕”。皇帝把“演耕”(即亲耕)作为法律固定下来，于每年春季都举行“演耕”之礼，亲自率领三公九卿和诸大臣扶犁耕地。有一幅《皇帝祭先农图》描绘的就是皇帝亲自扶犁，另有六大臣身着蓑衣也扶犁而行，还有24个60岁以上的老年农夫，也着蓑衣扶犁而行。这幅画真实纪录了当时的皇帝亲耕的场面，以及四周围观的王公大臣。 也可以说，皇帝耕田基本上就是作秀，并且还有一套严格程序。明代时，皇帝右手扶犁、左手执鞭，往返犁地4趟;清代时改为往返犁地3趟，名曰“三推三返”。皇帝亲耕完毕，就登上观耕台观看王公大臣们耕作了。据《宛署杂记》记载，每次“圣驾躬耕”，地方政府都要筹备至少一个月时间，搭建一座巨大的耕棚，供皇帝和大臣们休息，要为他们精心准备膳食，还要找数十名经验丰富的老农进行礼仪培训。皇帝的耕田必须是筛过的细土，以便让皇帝犁起来能省些劲儿。 有意思的是，二十年(1815年)，亲耕时，碰巧所备耕牛不驯服，让嘉庆皇帝无法驾驭，御前侍卫十余人上前帮忙，才勉强耕了三个来回。为此，嘉庆皇帝大怒并发了上谕：“耕藉为劭农大典，顺天府供备牛只，平时不勤加演习，玩忽从事。著将专司供办之大兴县知县沈守恒、宛平县知县张洽俱先行革去顶戴，交部严加议处;顺天府府尹费锡章系专辖之员，著交部严加议处……所有此次一切例赏，概行停给。”本来是皇帝亲耕自己没秀好，却让手下的人都倒了霉。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阮籍是魏晋时期的才子，也是狂人，所谓的魏晋风度，和他有很大关系，或者说他是魏晋风度的代言人之一，也不为过。北宋的司马光似乎不太喜欢阮籍，在他的《》里批评了阮籍这一类人言必称老庄，故意装旷达，其实是在败坏时代风气，对社会没什么作用。 阮籍真是没什么用的人吗?其实，是司马光不懂阮籍。 阮籍的不用，不等于没有用，他似乎不太愿意为当时所用，甚至不想和当时的大人物搭上关系。想和他攀亲家，为自己的儿子向阮家求婚，阮籍不太乐意，又不好拒绝，干脆连醉六十天，让司马昭没法开口，这真正是醉了。 阮籍似乎又很狂妄，连都没看在眼里，说：“时无英雄，遂使竖子得志。”连刘邦都成“竖子”，那阮籍本人的能力又如何呢? 某年，阮籍主动推荐自己去东平当地方官，说这地方好，很合适他。司马昭就应允了他，派他任东平相。 阮籍低调地骑着驴儿上任了。到任后，他就开始拆办公室，把衙门里各大机构的墙壁全敲掉，将东平官府整成一个大办公室，让各部门的人都能彼此看到，“使内外相望”。物理空间打通了，人事空间也随之改变，各部门的人互相都看得到，客观上起到了互相监督的作用，谁也不敢偷懒，也不用监督和考察了。阮籍抓住了管理的关键——透明、开放。 从这件事来看，阮籍可以算是开放式办公的老祖宗了。 阮籍在任期间，法令简约，事情不多，地方也治理得很不错。过了十来天，他又骑着小毛驴回来了。这是向世人证明，不是他干不了，而是他不想干。 实际上，阮籍是用魏晋风度来从事管理，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简约。目的简约，手段简约，效果却很好。所谓的魏晋风度，我们不妨从这个角度来解读，才能理解文化的真正含义。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