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顿的气质则更像猫,他并不在乎你是否喜欢他,因为他总是陷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可自拔,但同时他又有九条命,所以总能在之际化险为夷。
而且他也像猫一样,很喜欢追自己的尾巴——他的电影总是有着很强的自反性。
现在回到正题。
为什么卓别林和基顿在国内的知名度存在如此大差异?大概还是和国人讲究「文以载道」的影戏传统,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艺术意识形态化的评判标准有关。
对于这种传统和评判标准而言,强调叙事、宣教与煽情,并对下层民众倾注着人文关怀的卓别林,就像会看门的小狗一样,比只是单纯用来观赏的基顿更「有用」一些。
尤其卓别林还在上世纪50年代因为自己较为左倾的政治倾向,遭受过麦卡锡主义者的迫害,而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敌人的敌人当然就是我们的朋友了。
卓别林(右) 不过在对于电影技巧的运用,以及对电影本体的反思这些方面,基顿其实比卓别林要走得更远。
基顿电影中的笑点往往不像卓别林电影中的笑点那样直白,这就需要观众把全部注意力倾注在画面之中,留意他精心设计的每个视觉细节。
至于《福尔摩斯二世》与《摄影师》对于自反式电影的开创性意义,对我们当下这个后现代主义横行的文化时代,就显得更为切题了。
或许正是出于这些原因,在当今的西方评论界,基顿的风评渐有超过卓别林的势头。
《福尔摩斯二世》(1924) 讲到最后,还是那句话:各花入各眼,爱猫爱狗都有理。
然而在除去养狗看门的实用主义考量之外,还能拥有成为猫奴这样一个无用却有趣的备选选项,这对于所有影迷来说,也可以算得上是时代的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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