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取得帝位以后，不断加强的权力。洪武十三年（１３８０年），废除中书省，罢置丞相，政事归于六部，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权力集于皇帝一身。又相继制造、之狱，株引牵连，杀戮达五六万人，把和他共同打天下的功臣宿将诛杀殆尽，从而解除了武臣对皇权的威胁。 与此同时，朱元璋也向文人开刀。明王朝刚刚建立，朱元璋又是从“贼”出身登上皇帝宝座的，因而一班前朝过来的文士还不愿和新朝合作，不肯出来做官。以致朱元璋下令把“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列入法律条文，加以惩处（见《•刑法志》）。另一方面，朱元璋对已经出仕的文人，也并不放心，疑心这些人用文字对自己和朱明王朝进行讥讪诽谤，所以特别注意奏章的字里行间有无这类文字。网络配图 我们且看他用什么手段置人于死地。 一、以附会字形加罪于人。当时有一位高僧，法名来复，朱元璋请他吃饭，来复谢恩诗称：“全盘苏合来殊域，玉婉醍醐出上方。稠叠滥承天上赐，自惭无德颂陶唐。”朱元璋见诗大怒，曰：“汝诗用‘殊’，谓我是歹朱耶！又谓‘无德颂陶唐’，欲以陶唐颂我，而未能也。何物奸僧，大胆如此！’遂斩之。”（《小史》卷一）这位和尚虔诚地拍马屁，万没想到朱元璋用字形分解法来加罪于他，结果自己的身首也被分解了。 又有一位中书舍人詹希原，字写得很漂亮。朱元璋命他书写太学“集贤门”门额，因“门”字右直微钩起，朱元璋就挑了眼，说道：“吾方欲招贤，原乃闭门，塞我贤路耶！”遂杀之（马朴《谈误》卷四）。“门”字右直挑钩，是规范书体，千古如此，怎么到了朱元璋那里就不能挑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朱元璋自己所写的“门”字，也是“右直微钩起”（见吴晗先生《朱元璋传》卷首所附朱元璋的亲笔信书影）。如此，则朱元璋应自履其罪了。 二、用同音、方音曲解文义而加罪于人。明初名儒卢熊以印文篆书“兗”字类“兗”字，上书请改正。朱元璋看了大为恼火，说道：“秀才无理，便道我兗（滚）哩！”几被祸（《水东日记》卷四）。卢后仍坐累而死。 其他如浙江府学训导林元亮为海门卫作《增俸谢表》，内用“作则垂宪”被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贺表》，内用“垂子孙而作则”被诛；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作《贺冬节表》，内用“仪则天下”被诛；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二司作《贺正旦表》，内用“建中作则”被诛。网络配图 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贺正旦表》，内用“睿性生知”被诛；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州作《贺正旦表》，内用“圣德在秋”被诛。以上诸条，朱元璋用他所操的淮南方言，读“则”、“贼”同音，“作则”即“作贼”，这不是在骂他曾做过“红巾贼”么？“生知”被读作“僧知”，“圣德”被读为“僧得”，这不是揭他早年曾当过和尚的老底么？ 三、疑文字触犯皇权而罪人。苏州知府魏观，因在宫殿遗址上修建知府衙门，犯了皇权忌讳；高为魏观作《上梁文》，内有“”字样，被认为有不臣之嫌，魏观、高启均被腰斩（见《明史•高启传》、刘辰《国初事迹》）。又如：“国初郊祝文有‘予’、‘我’字，上怒，将罪作者。桂彦良进曰：“汤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将我饷’，儒生泥古不通，烦上谴呵。众得释。”（见《玉堂丛语》卷一）这位桂彦良确实聪明机敏，地说儒生“泥古不通”，实则指责朱元璋不学无术，任意罪人。朱元璋只好顺坡下驴，说：“正字（桂彦良为太子正字）言是也。”（《明史•桂彦良传》）否则又成一血案。 朱元璋所加给表文作者的罪名，均无事实根据，是道道地地的冤案。表文的作者本来是颂扬朱明王朝强盛和朱元璋的圣明，且文词也都是一般常用的套语，并无反明思想和讥刺之意，这一点与后来的则大不相同。清代文字狱，无论牵连之广，杀戮之惨，均远远超出明初之文字狱。但就事实而言，文字狱虽也有一些系附会而成的冤狱，但有不少案件所加的罪名却有一定事实缘由。文章的作者或不奉清朝正朔，或斥满人为夷狄，或语含讥刺等。写书或传布之人，不少是有强烈的反清复明的民族意识的，因而形诸文字，表现了对异民族统治的反抗。明初的情形则不然。朱元璋推翻了的统治，士大夫对元朝没有那么强烈的留恋故国之情，“以夷”，在他们看来是顺天应人的，因而不存在像清初那样反清复明的民族情绪。明初的文士之所以不愿与朱明王朝合作，一则是耻仕二姓的思想在起作用。二则是一班士大夫还在观望，若贸然出仕，万一朱明王朝短命，则终身背上“以身事贼”的黑锅。三是明初用法严酷，许多当官的，说不定哪一天就保不住脑袋，这也使不少文士逡巡却步。但无论从哪一方面考虑，士大夫阶层与朱明王朝并无根本的利害冲突，还不至于对朱明王朝反抗、讥讽。网络配图 朱元璋出身微贱，父祖辈均是佃户，他本人从小跟着父祖为人佣作，后来当了和尚，又参加了被称为“贼”的起义军。虽说后来登上皇帝宝座，但对自己“下九流”的出身和经历，总觉得不光彩，因而总怀疑别人揭他的短。在这种神经质式的疑心的驱使下，看到臣下的奏章表文，居然处处都在讥和尚、骂盗贼，处处在诅咒朱家王朝短命。这种自卑感的变态表现，则是朱元璋本人经常把“朕本淮右布衣”、“江右布衣”之类的话挂在嘴上，临死时还说：“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知。”（见《明史•太祖纪》）甚至在他自撰的《皇陵碑》中详叙自己的出身经历。这样好像朱元璋并不忌讳自己出身经历。其实不然。朱元璋的逻辑是：我自己讲，是出于朕心坦荡，表明我并非依靠祖宗的功业，而是赤手创业获得天下；他人讲，则是别有用心地刺毁朕躬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史上最好命的“叛徒”，半生在宋做官，半生在辽做官，且都受重用，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无论中今中外，还是前线后方，但凡做了叛徒的人多数没有好下场，就算侥幸不死，也会被世人戳断脊梁骨，一辈抬不起头来。不过远在千年之前的，却出现了一位异常好命的“叛徒”，在宋辽两国都混得，不仅没有遭受指责，反而成了两国交好的保障，实在是令人惊奇。这个奇人，便是时降辽的将军王继忠。 王继忠出生在京师开封，父亲王珫曾任武骑指挥使，在戍守瓦桥关期间战死。作为功臣之子，王继忠在六岁时便以父荫出仕，若干年后又服侍太宗第三子、韩王(即后来的真宗)，因为性格恭谨、为人厚道而受到重用(“继忠年六岁，补东西班殿侍。真宗在藩邸，得给事左右，以谨厚被亲信。”见《·卷二百七十九·王继忠传》)。 按照次序，赵元侃本来没有继位的资格，只因为大哥发疯、二哥赵元僖暴卒，才给了他绝佳的机会，实现由王爷到开封尹(实际上的储君)、太子，最终到的蜕变。就在他担任开封尹期间发生了一件趣事，直接判定了王继忠命运的走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赵元侃某天闲来无事，便带着一帮亲信僚属在街头闲逛散心，偶然间看到一位盲人卦师在帮人摸骨算命，。赵元侃觉得很稀奇，便让他帮自己的属下算命，以此来开心解闷。结果在为张耆、夏守赟、杨崇勋等人摸骨时，盲卦师并没有表现出惊奇之相，单单为王继忠摸骨时大惊失色，连连说道：“这个人真是奇怪，前半生要在中原做官，后半生却要在胡人那里做官!” 真宗为开封尹，呼通衢中铁盘市卜一瞽者，令张耆、夏守赟、杨崇勋左右数辈揣听声骨，因以为娱，或中或否。独相王继忠，瞽者骇之，曰：“此人可讶，半生食汉禄，半生食胡禄。”见宋人文莹著《玉壶清话·卷四》。 王继忠听后不以为然，心说我现在是王爷的亲信，将来就是大宋的朝臣，一辈子都会在中原做官，怎么可能会到胡人那里讨生活，简直是莫名其妙。赵元侃听后也觉得可笑，认为盲卦师不过是、哗众取宠，根本就没当回事儿。 数年后，赵恒(赵元侃被册立为太子后改名赵恒)登基做了皇帝，王继忠因为“从龙”有功获得提拔，累官至高阳关副都部署，被寄以防守北疆重任。令真宗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王继忠驻守北疆之际，辽国数万南侵，在望都一带击溃宋军，并将孤军作战的王继忠生擒。王继忠本想自杀殉国，但终究架不过辽国的温情攻势，最终竟答应投降，就此做了契丹人的官，当年盲卦师的预言竟然成真! 王继忠被俘投降后，由于两国间长期不来往，致使宋真宗误以为王继忠已经殉国，为此还下诏为他发丧褒赠，并恩荫他的四个儿子做官。但让真宗没想到的是，就在一年后(1004年)，王继忠却再度神奇现身，在宋辽两国澶州议和期间，充当了“牵线人”的角色。当得知王继忠还活着的消息后，真宗，便请他帮助疏通与辽国(当时已由辽改称契丹，按照通俗的说法，这里仍称辽)的关系，最终促成和议的达成。 和议达成后，宋真宗很满意王继忠的表现，以后每年派使者出使辽国时，必定要赠给他袭衣、金带、器币、茶叶、药物。王继忠身在辽营心在宋，几次上表真宗，恳请他向辽国交涉，把自己召回中原。真宗虽然也有这个想法，但考虑到盟书中的约定，又想着让王继忠依旧发挥两国间“调解人”的角色，便没有答应他的恳求，而是告诫他在安心做官，以另外一种形式为宋朝效力。 景德初，契丹请和，令继忠奏章，乃知其尚在。朝廷从之，自是南北戢兵，继忠有力焉。岁遣使至契丹，必以袭衣、金带、器币、茶药赐之，继忠对使者亦必泣下。尝附表恳请召还，上以誓书约各无所求，不欲渝之，赐诏谕意。见《宋史·卷二百七十九·王继忠传》。 王继忠南返中原的梦想破灭，便只能继续在辽国做官。好在辽帝在获悉王继忠跟宋真宗这段过往后，非但没有怀疑、惩罚他，反而对他更加器重、优待，目的同样是为了让他在两国交往中出力。王继忠在辽国先后被赐名为耶律显忠、耶律宗信，进封楚王，可谓位极人臣。 若干年后，王继忠病死在辽国，宋辽两国皇帝闻讯后，都下诏为其发丧、褒赠(对宋朝来讲是第二次)，并恩荫其子孙，可谓极尽哀荣。一介降将能够获此殊荣，真可谓史上最好命的“叛徒”。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