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调阳(1516年~1580年),字和卿,号豫所。
祖籍大冶县茅潭里吕家村(今属陈贵镇),出生于广西桂林。

后期著名政治家,历仕嘉靖、隆庆、三朝,以廉正闻于朝野。
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廷试高中一甲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后历任国子监祭酒、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内阁次辅,加封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建极殿大学士、太子少保、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少傅、光禄大夫、柱国等,死后赠太保,谥“文简”。
历仕三朝的“当世” 中后期,官场倾轧激荡,吕调阳历仕三朝,官阶只升不降,堪称奇迹,根本在于其道德修养。
在政务中,吕调阳以平和稳重、善于协调政坛矛盾而著称。
他从不拉帮结派,始终保持一身正气,“门无私谒”。
为国家办事有功绩从不炫耀,也不愿意听别人对其歌功颂德。
“所树惟恐见知,所急惟恐见德”“人故无所藉以颂公”。
吕调阳深谙大明朝典章礼仪,任礼部尚书时厘正典章,“自宗藩、外戚、中常侍不得逾制”,入内阁后成为国家重大事务的礼仪主持人之一。
据《明宫史》载,“若大丧,若大婚,若崇祭,若荐号,若降夷、受俘,诸臣仪旷典事,咸籍公相成以当上心。
”在隆庆、万历年间,宫廷中几乎所有的大婚礼、皇后受朝礼、万寿节(即皇帝生日)、丧葬礼、太子冠礼、皇帝亲征礼、春日吉庆等,都由吕调阳主持。
万历皇帝登基时即由吕调阳任礼仪主持人。
吕调阳去世后,万历皇帝十分哀伤,为之“辍朝一日,诏所司议恤典,赐祭十一坛;遣官营葬,赠太保,谥文简……朝廷恩礼大臣,未有加于此者”,可谓备极哀荣。
首辅亲自撰写《吕文简公墓志铭》,称其“在汉丙吉,今也则公”,称赞他“公质行多长厚,余独心服。

其在政府,断断乎有古大臣之风”。
两朝帝师与《帝鉴图说》 吕调阳学识渊博,亦是一位教育大家。
隆庆元年(1567年),吕调阳出任南京国子监祭酒,不久即调回北京任国子监祭酒。
因其曾从师于国子监祭酒、阳明学派学者“永康学”的代表程文德,遂以永康之学教授诸生。
他在任时,重视道德教育,抛弃传统的注入式,代之以发式,并率身以教,以身作则。
因治学严谨,言行端庄,,吕调阳在穆宗(隆庆帝)、神宗(万历帝)年幼时被赐聘为经筵讲官。
据《实录》,万历元年正月二十六日,“赐知经筵官成国公朱希忠、大学士张居正,同知经筵官吕调阳各敕一道”。
他每次为神宗侍讲经筵之前,必先作斋戒沐浴,以示虔诚肃穆,讲解时引经据典,“列古义以规时政”,从不故弄玄虚,,因而深得神宗赏识敬重。
吕调阳潜心从政,所留著述不多,但他在任上与张居正一起编了一本专门供小皇帝阅读的图文书——《帝鉴图说》,用深入浅出的方式讲述儒学要义,希望皇帝励精图治,在历史上颇有影响。
编纂此书的目的,在张居正、吕调阳于隆庆六年(1572年)十二月联名具奏的《进图疏》中有详细阐释:“窃以为人求多闻,事必师古。
顾史家者流之虑千百,虽儒生皓首,尚不能穷,岂人主一日万几所能遍览……伏望皇上俯鉴愚忠,特垂省览,视其善者取之为师,从之如不及;视其恶者用以为戒,畏之如探汤……” 编修《明实录》与《明会典》 吕调阳还是一位史学家,在其任上主持编修了穆宗、神宗两朝实录和万历会典。
据《明神宗实录》载,隆庆六年(1572年)九月,张居正请修《穆宗实录》,神宗允准,命成国公朱希忠为监修官,大学士张居正、吕调阳为总裁官,至万历二年(1574年)修成。
万历四年六月,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吕调阳、张四维合疏奏请开馆续修会典。
是月神宗敕谕内阁,择日开馆。

此典籍修至万历十三年完稿,至十五年二月上表进书,前后十余年,纂成万历《明会典》二百二十八卷。
与吴国伦的交会 吕调阳,朝廷重臣;吴国伦,当世名士。
这两位同时代黄石地区著名人物的交集堪值一叙。
吕调阳与吴国伦系“同年”,为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同科进士,又是乡党里人,自此“交垂三十年”。
虽生于南粤,但吕调阳有着浓厚的故土情结,其子辈以“兴”字为行,以示不忘故乡。
他还在大冶“治新第”,准备回祖籍地养老。
万历六年(1578年),吕调阳连上十疏自请归里,在返还桂林时取道兴国“省族展墓”,特地到大冶看望了祖居地的家乡父老,祭扫祖墓。
此行吕调阳还与吴国伦结为,其四子兴武与吴国伦之女缔结婚约,关系更深一层。
吴国伦在《吕公行状》中描述了吕调阳对故土的眷恋之情:“为迁复故土计,徘徊不能去者一月”。
吕调阳离开兴国时,吴国伦送其至富池口话别。
越二年,吕调阳逝于桂林,噩耗传来,吴国伦伤嗟不已,叹“盟言在耳,重来无期”,与乡贤合立吕公祠,以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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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鼠男和属龙的婚姻如何样 帝师讲属兔的和属鼠的婚姻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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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朝究竟哪朝更得民心?
清军入关后,其主要作战对象由前明军队换成了农民军。与清军相比,农民军的火器主要来自对明军的缴获,而限于技术和认知水平,的军队从未自制过火器,故而在对火器的应用方面远不是清军的对手。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孰优孰劣,。 公元1517年10月的一天,一支由4艘帆船组成的葡萄牙舰队突然出现在广州附近的海面上,这4艘船升旗鸣炮,“放铳三个,城中尽惊”,广州官员一开始以为是外敌入侵,其实是虚惊一场。 原来这是初来乍到的葡萄牙使臣皮雷思按照西方的礼仪向中国人民表达敬意,但就是这次乌龙事件,使中国人初次领略到了西洋火器的厉害,据明朝官方文书记载:“西夷善大铳,铳发弹落如雨,。其铳用铜铸,大者千余斤,因名佛郎机。”佛郎机是当时中国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称呼,后来也被用来称呼这种新式火器。 五年之后,有5艘葡萄牙舰船在珠江口挑衅,被明军击败,2艘船和20多门佛朗机炮被明军缴获。对佛郎机威猛火力留下深刻印象的广东地方官员上奏明世宗,请求大量仿造这种火器并得到了朝廷的批准。当年,工部军器局就成功仿造了32副大佛郎机铜铳。 此后,明军开始大量装备这种新式火器,到嘉靖中期,仅明朝北边甘肃、宁夏、固原和大同四镇就装备各式佛郎机炮3286门。此外,明朝水师也装备了许多佛郎机,如一艘福船装备大佛郎机6座,海沧船装备4座,苍山船装备2座。 佛郎机作为一种流行于15世纪末至16世纪前期的欧洲早期后装炮,比此前装备的中国传统火器要高大上得多,它巧妙地采用了母铳衔扣子铳的结构,较好地解决了管内闭气导致爆炸的问题,保证了发射安全。 由于子铳是单个的,可以发射一个后再换上另一个,几个子铳迅速更换,便可形成“弹落如雨,所向无敌”的可怕杀伤力。此外,佛郎机的母铳炮身两侧还安装了炮耳,便于在炮架上安放和转动,而且还配备了准星和罩门,使得射击的准确性大为提高。 从嘉靖至年间,明军一共装备了大约四、五万门佛朗机炮。万历援朝战争期间,明军投入了包括佛郎机在内的大量火炮。例如1593年2月的平壤之战,明军用各式重型火器猛轰敌军据守的平壤城,使得侵朝日军遭受重大损失,丧失了作战信心,被迫撤出平壤城。 进入17世纪,又有一种西洋神器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1601年,两艘荷兰巨舰突袭澳门,其炮舰规模着实震撼了不少中国人。除了战船的高大坚固之外,荷兰人所装备的二丈巨铁炮“发之可洞裂石城,震数十里”,其威力令明军曾经引以为傲的佛郎机相形见绌。由于当时荷兰人被称之为“红夷”,于是这一类大炮就被称之为“红夷大炮”。 这实际上是一种前装滑膛炮,口径多在10厘米以上,重量从70斤至万斤不等,弹药前装,重量较大,为球形实心弹。其炮管的铸造技术复杂,采用整体模铸法,使得大炮质量提高。红夷大炮由车运载,炮身的重心处两侧有圆柱形炮耳,火炮以此为轴调整射击角度,配合火药量改变射程;炮身上装有准星和照门,射击精度较高,射程最远可达七八里,杀伤力巨大。 红夷大炮甫一亮相,就引起了不少明朝官员的注意,从此开始大量引进和仿制这种新式武器。1621年,明廷派遣钦差前往澳门从葡萄牙人手中购买了26门红夷大炮,并聘请了葡方人员作为技术和教练人员。 此外,明廷还通过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来仿制大炮。1633年,朝廷设立铸炮厂,由传教士德国人负责监制,仿制成功火炮20门。1639年,又在紫禁城旁设立了铸炮厂,前后成功铸造出约500门各式西洋火炮。 明朝比大清更优势的地方在哪里 明朝和,是中国古代最后两个封建王朝,经常被人拿出来作对比,史学界也并称为“明清”。但是,这种比较对清朝很不公平。为什么呢?因为清朝根本就不能与明朝相提并论。一定要对比的话,将会让清朝显得很尴尬。 明朝至少在五大方面碾压清朝。 一、盛世 评价一个大一统王朝是否强盛,有一个硬指标:盛世。一般来说,越是强盛的王朝,其拥有的盛世越多。如公认的强盛王朝和,分别拥有6个和5个盛世。而比较富裕的,拥有4个盛世。 明朝拥有多少个盛世呢?我们数一下:洪武之治、、、成化新风、、嘉靖中兴、隆庆新政、,一共有8个。从数量上看,远远超过宋朝,也比汉唐更多。因此,多年以后的清朝统治者,都不由艳羡地评价明朝“治隆唐宋”。 至于清朝,说来惭愧,享国276年间,总共只有两个盛世:、同光中兴。而且,康乾盛世虚有其表,在史学家眼中毁誉参半;同光中兴则被称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兴”。 二、制度 制度建设是创建盛世的基础。创建明朝后,废除了在中国延续了1500多年的丞相制度,创造性地打造出一个以内阁、六部、监察为主体的文官体系。这个体系一方面将皇权更加集中,另一方面又激活了文官的能动性。明朝276年间,这个文官体系一直运转良好,甚至遇到万历这种30年不上朝的皇帝,也足以维持大明王朝的正常运行。 明朝的司法结构比较合理,《大明律》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修改法律时,更是前瞻性地将“不因言杀人”写进法律。 正是因为明朝制度上的先进性,清朝入关后,几乎全盘继承了明朝的制度。内阁、六部,一个都没有少。《大清律》甚至对《大明律》照搬照抄。按照民间相声艺人的挖苦说法,“《大清律》就是将《大明律》封面上的‘明’字挖掉,换上‘清’字,里边的纸页都没有动过。” 三、经济 古代农业,一般都是自给自足。明朝则出现了商业化趋势。这就是说,农民不但吃饱了肚子,还有余粮出口。经济发达的江南一带,农民将大片肥沃田地来种植棉花、甘蔗等经济作物。 明朝的工业高度发达,冶铁、造船、建筑、丝绸、纺织、瓷器、印刷等在世界都遥遥领先,工业产品总产量占据全世界的三分之二。 然而,这还不能与商业相比。明朝的商人动不动就拿出几百万两银子出来交易。由于海外贸易的发达,海盗每年光靠收保护费都能收入数千万两白银。 到了清朝后,经济全方位衰退。清朝统治者实行“圈地令”“投充”“逃人”“占房”等恶政,极大地破坏了中原地区的经济。其推行的“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摧毁了中国沿海地区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使得中国逐步落伍于世界。可以说,清朝末年,中国遭受西方列强欺负,完全是目光短浅的清朝统治者自食其果。 四、军事 明朝的军事力量一直比较强大。军队装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轻型火器:火箭与鸟枪。杀伤力较大的火炮,如虎蹲炮、红夷大炮等也出现在明朝军队里面。在抗击倭寇时组建的“”,已经有了近代部队的影子,被誉为“16至17世纪东亚最强军队”。 明朝有了专门的水师部队。虽然在国家军事体系中,大明水师不占据主导位置,但战斗力仍然极强。难能可贵的是,大明水师成立以来,不管是内战还是外战,无一败绩。哪怕到了明朝末年,面对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海上强国的挑衅,大明水师照样果断出击,保持全胜的战绩。 在东南沿海,以郑芝龙、郑成功父子领衔的水军占据绝对的控海权。不经过他们的同意,就算是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商船也照样不能通行。 到了清朝,军事力量就一代不如一代了。清朝初期,军还可以拖出来打仗。随着安逸日子过得越来越久,八旗军的战斗力明显下滑,连参与训练都成问题。在内忧外患之中,清廷被迫先后以绿营、湘军、淮军等来替代八旗军。 清朝末期,面对轮番入侵的西方列强军队,清朝军队几无反手之力。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几乎就是清廷统治者唯一的选择。 五、文化 明朝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巅峰,涌现了刘基、宋濂、高启、、唐寅、归有光、、王世贞、、李贽、、高攀龙、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等一批文化大儒。明朝书院开启的自由辩论学风,已经接近于现代的学术讨论了。 一大批小说被刊印出来,中国古典中的三部——《》《传》《演义》与小说《》就是出现于明朝。 文化的繁荣,归功于国家对文人的包容。在明朝,文官对皇帝称“臣”,在皇帝面前不卑不亢。对于皇帝下达的诏书,竟然敢“封还”。到了清朝,文官就只有称“奴才”的份了。 在人人自称“奴才”的朝代,文化会好吗?当然不。清朝立国之初,首先就以“”的形式,给文人们来了一个血淋淋的下马威。文人不经意写错一个字,就有可能导致成百上千的人头掉地。在那以后,文人们噤若寒蝉,再也不敢对朝廷大事稍有议论。为此,清朝文学家龚自珍哀叹“九州生气恃风雷,究可哀”。 中国古代文化,汉朝有赋,唐朝有诗,宋朝有词,有曲,明朝有小说,清朝有什么?除了一部《》,便只有近300年来不绝于缕的“反清复明”绝唱。 ▍青出于蓝胜于蓝 1616年,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即大汗位,建立后金汗国,起兵反明。此后,在萨尔浒等一系列战役中,后金军皆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但在宁远城下,后金军遇到了克星,守城的明军不足两万人,却成功地依靠了十一门红夷大炮和其他火器击退了攻城的13万八旗劲旅。红夷大炮发射时,“循环飞击,每发糜烂数重”,面对这种新式武器,后金军此前的依靠牌车抵挡明军火器的战术行不通了。 明军每发射一炮就可以轰倒一百多人,城外尸积如山。双方激战3日,宁远城依然岿然不动,后金军则伤亡多达1.7万余人,被迫解围而去。能征善战的努尔哈赤遭遇了其军事生涯中最大的败绩,为此郁愤成疾,于1626年八月死于距离沈阳40里的矮鸡堡。 第二年,新即位的大汗为报宁远的一箭之仇,亲自统领大军围攻宁远、锦州,结果其凌厉攻势再次被明军的西洋大炮所击退,甚至有一座后金军的大营也被红夷大炮轰得粉碎。明军火器的强大威力给女真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皇太极不禁感叹:“野地浪战,南朝万万不能;婴城死守,我国每每弗下。” 为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后金方面重用被俘的汉人工匠,开始迅速、大量地仿制西洋火器。 1631年正月,这批工匠仿制成功第一门西式火炮,皇太极亲自命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同时组建了一支名为“乌真超哈”(女真语重兵的意思)的炮兵部队。同年八月,后金军在大凌河之战中首次使用火炮,用六门红衣大炮(女真人忌讳“夷”字,故改为红衣)攻克了明军一处坚固要塞,首次尝到了使用火器的甜头。大凌河一役,后金,还意外缴获了3500多具各式火器,发了一笔横财。 仅仅两年之后,后金又收获了一个意外之喜。明军中炮术最为精湛的部叛变,自登州渡海至鸭绿江口投降了后金。皇太极得知消息后,,亲自出城十里迎接。 孔有德所部在西洋火器专家的一手调教之下,利用西方弹道学、几何学和物理学知识计算炮弹轨迹,其命中率远远高于仅凭经验作战的传统炮队。他的叛变使后金方面,极大地扭转了交战双方的军事技术力量对比,战争的天平开始向后金一方倾斜。 对此,孔有德曾不无得意地对皇太极说:“本帅现有甲兵数万,大炮、火器俱全。有此武器,更与明汗同心协力,水陆并进,,天下有谁敢与汗为敌乎?” 至1639年,清军(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已经拥有60门自制的红衣大炮。在1642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期间,明清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火炮,清军火炮的数量后来居上,超过了明军。 清军将红衣大炮用于大规模的野战和攻坚,用数十门大炮连续轰击锦州、塔山等明军在松锦防线上的要塞城堡,先用重炮扫荡城外的城防设施,继而轰塌城垣,从而为军队强攻开辟出通道。例如在轰击塔山城时,清军炮火“直透坚城、如摧朽物”,将城墙轰塌二十余丈,步兵趁势从缺口处蜂拥而入,一举攻占了塔山。清军采用此种战术,相继攻克多处要隘,明军对此一筹莫展。 松锦之战是清军入关之前明清双方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最终以清军大获全胜而告终,明军战死五万多人,蓟辽总督、锦州守将被俘。此后,明朝在山海关外只剩下宁远一座孤城,数十载的关宁锦防线被彻底摧毁,同时还损失了3683件火器,其中包括16门红衣大炮和1519支鸟铳。 相比之下,此时清军已经拥有近百门红衣大炮,一年以后又铸造出35门具有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神威大将军”炮。 此炮中心为铁胎,外面浇筑铜壁,铁心铜体,利用铜炮耐用的特点,可将炮管铸得更薄,又可节省成本。火炮长约2.8米,重1950公斤,用火药2.5公斤,弹子5公斤,安装在四轮炮车上,乃是攻城拔寨之利器。 至此,清军无论在火炮的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凌驾于明军之上。 ▍清军凭火器打天下 清军入关后,其主要作战对象由前明军队换成了农民军。与清军相比,农民军的火器主要来自对明军的缴获,而限于技术和认知水平,李自成的军队从未自制过火器,故而在对火器的应用方面远不是清军的对手。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孰优孰劣,不言而喻。 面对红衣大炮这类新式武器,中国传统的城墙构造已不再具备足够的防御能力,旧式城垒的防御作用明显下降了,在城池攻防战中,军事上的优势逐渐从防守方转移至进攻方,攻方得以避免顿兵于坚城之下而遭受重大伤亡。每次进行攻城作战时,清军将领的第一反应就是调“西洋神炮”来。 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潼关战役(1644年)中,清军不急于进攻,而是等待炮兵的到来。1645年元月“初九日,红衣炮军至”,清军遂一举攻克了潼关,迫使大顺军退出西北根据地并最终败亡。此后,清军下江南期间,在扬州、江阴等地遭遇抗清军民顽强抵抗时,也同样是用大炮轰塌城墙后再攻占城池。 康熙年间,清廷在西洋传教士的协助之下,大量铸造火炮用于实战。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现藏于国家博物馆的“武成永固大将军”炮,它是康熙年所铸造的一系列火炮中最为精良的一门。此炮铸造于1689年,全重3吨,长3.1米,用火药5斤,生铁炮子10斤,炮身通体呈铜绿色。 清朝大量铸炮,使得在晚明十分珍贵的、包括红衣炮在内的西洋大炮在清军中已经十分常见,这些火炮都装备了炮车,不需要再像以前那样钉在地上发射。 不仅如此,清军火枪的装备率也远高于前明军队,以年间汉人组成的绿营兵为例,其士兵所持火枪和冷兵器的比例为5:5,广东等沿海各省的装备比例更高。全国除了直隶、山西两省之外,各省绿营装备火枪的比率均超过了弓箭的装备率。 到了18世纪中叶,清军平定西域准噶尔部和回部叛乱时,无论是火器的装备率,还是技术水平乃至战术编制,都有了很大的进步,总体战术水准已相当接近时期瑞典国王古斯塔夫改革炮术的水平。清军在与回部大小和卓叛军交战时,双方步兵均以火器为装备,各自组织起三段击连续射击,清军更能以大量的火炮轰击敌军,打得叛军狼奔突兀。 有趣的是,这一时期由于火器的普及,传统的重甲再无用武之地,从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士兵普遍装备棉甲等轻质铠甲,而此类轻甲对弓弩的防御力很有限,遂使弓箭这一发射频率远高于火器的传统冷兵器重获新生。这便出现了本文开头所说的八旗勇士阿玉锡同时装备火枪和弓箭的情形,冷热兵器混用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满洲女真民族崛起于我国东北气候严酷的白山黑水之间,培育出了尚武的传统和剽悍的民族性格。诸多史实证明,满清既然以武立国,对于包括红衣大炮在内的各种先进火器自然不会予以拒绝,而是采用了拿来主义的实用原则并发扬光大。那种认为清朝火器水平(至少在盛世时)比明朝还落后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 随机文章火星表面纹身图案之谜,火星风暴刮起粉尘形成奇特图案美国民兵3式洲际导弹能打多远,14800公里可实施全球打击神奇的口红效应是什么意思,口红大卖就是经济大萧条时期东北虎吃掉十米巨蟒,巨蟒被老虎戏弄后杀掉(巨蟒吞噬老虎纯属谣言)探寻美国巨菜谷之谜,大量放射性照射导致蔬菜疯狂生长(辐射变异)迷案在线 mazx.cn本站内容大多收集于互联网,内容仅供娱乐,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本站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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