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中这位最后的胜利者，这最终统一了天下的西晋王朝的奠基人，留给我的竟然是这样一种感觉。 尽管史书上清清楚楚地记载着他的外表：，非人臣之相也，但在我心中，他的面目却如此模糊。我怎么也没法相这个表面上浑浑噩噩的老者，能有着一双鹰的眼睛、狼的耳朵。我没法想象那双混沌的老眼也能暴射出犀利的凶光，我更没法想象那副“面正向后而身不动”的“狼顾”模样。 我知道这对他不公平。一个能让视为最大隐患、能成为最强劲敌手的人，一个集厚黑学之大成的阴谋家，一个为自己的子孙夺得了天下的准窃国大盗，无论如何都应该带着些阴沉诡谲的气质，或多或少。可是他展现在我面前的，却只是一次次的装聋作哑，假痴不癫。以至于每次读到这个永远、的老者出场，我总是会习惯性地和他那些政敌一样，撇撇嘴，露出一丝不屑的笑容。 是啊，这是个索然无味的人物。与那些灿若群星的谋臣勇将相比，他没有任何闪光之处：没有曹操的霸气张狂，没有诸葛亮的挥洒自如，没有的风流倜傥，没有的睥睨天下，没有的激情飞扬……翻遍全书，最乏味、最没有英雄气概也最不讨人喜欢的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毕生都窝窝囊囊的刘皇叔，另一个便是这位司马宣王。 结果，偏偏是这个最乏味、最没有英雄气概也最不讨人喜欢的，笑到了最后。也许真是君子不敌小人、英雄不敌无赖，曹操、、诸葛亮、……无数当世人杰近百年的逐鹿问鼎，却徒为司作了嫁衣，上天总是这样愚弄着我们的感情，我只能无可奈何地发出“时无英雄，使”的慨叹。 盘点司马懿成功的资本，我感到的是一种啼笑皆非的荒谬。诚然他有自己的真才实干，可比起其他人，终究还是逊色了一筹：打仗不如曹操，治国不如诸葛亮，识人不如刘备，谋略不如、，勇武不如、，魅力不如孙策、周瑜……之所以能成为最后的赢家，首要原因居然是——长寿。他比66岁的曹操晚死31年，比63岁的刘备晚死28年，比40岁的晚死25年，比54岁的诸葛亮晚死17年，比34岁的晚死12年，只比72岁的孙权早死1年，竟一直活到了73岁，居然是曹丕、曹叡父子二人寿命的总和。在人才凋零的三国后期，阅尽魏蜀吴，能出其右者竟都已相继作古，上天为司马懿带走了所有强悍的对手，给他剩下的不过是一个可以玩弄于股掌之上的7岁小，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草包政敌，两个一天天走向腐朽没落的敌国，至于孟达、公孙渊、王凌之流，更是碌碌之辈，不足挂齿。于是我从他身上总结出的最大经验便是——即使你不如对手强，至少也要比他们活得长。 然而有得必有失，在这场遥遥无期的长寿竞赛中取得胜利，司马懿同样也付出了惊人的代价。他那漫长的人生颇为坎坷，论命运的多舛，恐怕仅次于一生都郁郁不得志的刘备：《三国演义》群星璀璨的前半部，这个人物一直地隐藏在曹操身后的阴影中，从29岁出仕到曹丕称帝，被压制了整整10余年；曹操、曹丕相继亡故，他崭露头角没多久便被朝廷贬黜；虽然后来得以官复原职，但紧接着又被（演义中的）半仙诸葛亮一次次打得左支右绌；好不容易拖死诸葛亮，却被政敌再次排挤出权力中心，又是长达10年之久……73年的生命，44年的仕途，居然绝大部分岁月都在不如意中度过，这样的人生，是怎样的晦暗压抑？ 面对着如此不公甚至残酷的命运，换成其它任何人恐怕都会，然而司马懿却偏偏是个例外：数十年如一日地蛰伏隐忍着，藏匿自己的锋芒，掩饰自己的光彩，甚至泯灭自己的人格，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始终是这样坚忍不拔地一次次承受住了来自对手，也来自命运的各种各样的打击与考验。割草喂马的生活没能磨灭他的野心；祖孙整整三朝四代的猜疑冷淡没能瓦解他的力量；宦海的潮起潮落没能淹没他；疆场的没能击垮他；政敌的排挤打压更是没能动他分毫…… 他的那些对手，在性格上各自都有着强大的优势，同时却也各自有着致命的弱点。曹操败于贪，过分的自我膨胀使他太盲目轻敌，结果导致了赤壁的惨败；（演义中的）周瑜败于嗔，过分的嫉妒使他盛年夭亡，饮恨千古；诸葛亮败于痴，对信念的过分追求使他耗尽了自己的生命之火，最终灯尽油枯。狂放的曹操败于狂放，激情的周瑜败于激情，执着的诸葛亮败于执着，他们各自鲜明的性格成就了他们，也毁灭了他们。唯有司马懿，性格上几乎没有任何亮点，然而与之对应的，便是没有任何破绽缺陷。这是司马懿的乏味之处，也是高明之处，更是可怕之处。 在旁人，在我们这些读者眼中，喜怒哀乐忧悲惊恐，能干扰常人的一切情绪，到他这里竟完全不起作用： 他没有恐惧，刺客的利刃架在脖子上，他还能继续假寐； 他没有沮丧，一次次地被贬黜、一次次地吃败仗，他都没有灰心丧气、一蹶不振； 他没有快乐，无论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他都没有长久沉醉在胜利的喜悦中，而是继续殚精竭虑，地盘算下一步棋该怎么走； 当然，和古往今来所有成功的政治家一样，他也没有怜悯，击败曹爽后不为任何哀求所动，充分发扬了“对敌需狠，斩草除根，男女老幼，不留一人”的精神，冷酷无情地灭掉了对方的三族； 最后，还有最重要的，他没有愤怒，面对着诸葛亮的羞辱，他居然能坦然穿上女人的衣服，面对着曹爽的骄横跋扈，他宁可躺在病榻上装疯瘫； …… 最为可怕的是，这种隐忍的功夫仿佛已臻化境，他的情感几乎完全可以做到收放自如，彻底服从于理智。在这点上，与司马懿对比最鲜明的还是刘备。整部《三国演义》中最能忍的两个人，仍然非他俩莫属。两人同样野心勃勃，同样忍辱负重，同样压抑自我，但二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却使得他俩形似而神非。来自北地边陲的刘备，身上多少流淌着些胡人剽悍的热血，他终究还是个性情中人，否则关张相继殒命后，他不会那样，不会不计后果地攻打东吴，为此付出一切代价也在所不惜。他的压抑自我与自身的天性完全相悖，所以他的忍耐也就充满了被动的痛苦。然而司马懿却迥然不同，不同于刘备的矛盾挣扎，他的忍耐完完全全是出于清醒冷静的主动选择，那样安之若素，那样自然而然。我怀疑这人性格中是否天生就带着那么一股冷漠凉薄，或许正如吕布纯粹是为战斗而生一样，他也纯粹是为玩弄权术而生？这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冷酷的人，一个阴狠的人，一个不择手段的人，一个很难称之为人的人，简直是一架冷的机器，只有对形势和利益的缜密算计，没有任何常人的情感。 不知为什么，这人居然令我想到了关汉卿的自我表白：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 司马懿实在是一只龟，万年龟，龟虽寿；更是缩头龟，忍者龟，龟仙人。 可他是一味的隐忍么？绝非如此！光靠着隐忍能实现自己的野心么？决不可能！后退是为了更大步的前进，防守是为了更好的进攻，拳头收回来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出去。司马懿数十年如一日的忍耐，也同样是为了积蓄力量，为了时机成熟后的爆发。旬月内剿灭孟达、百日内平定辽东、数日内完成高平陵事变，这样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这样的威力，能是一个只会唯唯诺诺的糟老头做得到的么？ “凡攻敌，必先扼其喉而捣其心。”司马懿的手段，真可谓不发则已，一发必中。 金庸曾为中国历史上成功的政治领袖列出了几项要求，排在最前边的第一个条件便是“忍”，这里又包含三个层次，一是克制自己之忍，二是容人之忍，三是对付政敌的残忍。司马懿完完全全符合这些：数十年的蛰伏是为克己之忍；诈中、死诸葛走生仲达是为容人之忍；南平孟达、北破公孙渊、内摧曹爽是为对敌残忍。李宗吾曾曰，刘备皮厚，曹操心黑，孙权厚黑皆不够，司马懿却是皮既厚心且黑，其人理论是否正确姑且不论，对仲达的断言却还算精准。 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位有着重大嫌疑的阴谋家，原来还饱受儒家思想熏陶——出身于“传礼来久”的士族大家，与崔琰等名士交好，《晋书宣帝纪》更是记载他“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伏膺儒教”，实在。然而仔细想想，却也在情理之中，有人说宿儒未必都是大奸大恶之辈，可大奸大恶之辈却多是宿儒，话虽刻薄，但未必没有道理：最锲而不舍追求贞节牌坊的，恰恰是婊子；越是一肚男盗女娼的，越是要满嘴仁义道德。既然如此，司马懿成得了例外么？这或许可以算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皮厚”吧？ 根据司马懿自幼所信奉的儒家学说，他的人生其实是最成功的，整个三国时代，只有他一个人完全做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多年的隐忍韬晦，能说他没修身么？教出了、这心思能的两个“德才兼备”的儿子，能说他没齐家么？位极人臣、权倾朝野，能说他没治国么？给子孙们打下了统一的基础，能说他没平天下么？再看《三国演义》中被立为道德标杆的刘备、诸葛亮、关羽，至多做到了前两层，诸葛亮勉强达到了第三层，与司马懿相比，实在是萤火与日月争辉，“犹驽马并麒麟、寒鸦配鸾凤耳”。 可纵然如此，对这位内圣外王的三国第一人，我还是没有多少好感；对他建立的那不世功业，我也同样提不起多大兴趣。恐怕自己真不是做政客的料，扪心自问我学不了司马懿。我实在难以想象，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人竟能如此无所不用其极：每天都要压抑自己的情感，掩饰自己的本心，揣摩别人的心思，孜孜不倦地去策划如何算计别人和防备别人算计，就这样度过自己大半生的时光，还要赔上一辈子的幸福和快乐，赔上自己的一切人格甚至人性……而在《》中读到他的谢幕演出，我更是深感匪夷所思：当司马懿忍耐了最后一个10年，彻底铲除了曹爽、一朝咸鱼翻身时，他已年届古稀，离人生的终点只有区区3年。即使是这样，时日无多的他仍然没有告老还乡、颐养天年，居然还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关头回光返照了一把，铲除了最后一个政敌王凌。好个战斗的一生，好个“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好个“与人斗，”！ 可是，有这个必要吗？他这样一生营营役役，又换回了怎样的成功？那个目标真的伟大到值得他做出这样的牺牲吗？恶的手段能换来善的结果吗？ 而对我的这些疑问，历史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公元262年，魏将邓艾偷渡阴平、奇袭成都得手。 公元263年，蜀后主降魏，蜀汉率先灭亡，共历备、禅二帝，前后42年。 公元265年，司马懿之孙逼魏主曹奂禅让，废其为陈留王，曹魏灭亡，历丕、叡、芳、髦、奂五帝，前后45年；司马炎登基，改国号晋，改元泰始，是为。追谥司马懿为宣帝，其叔父司马师为景帝，其父司马昭为文帝。 公元279年，晋大举伐吴，步骑二十余万分五路直指建业、夏口、江陵等地。晋将王浚率水军自巴蜀顺江而下，直逼建业。 公元280年，晋将王濬破建业，吴主降晋，孙吴灭亡，共历权、亮、休、皓四帝，前后58年。华夏历经将近一个世纪的分裂混战，至此重归统一，史称三分归晋。 然而，故事却并未就此结束，这个结束了长年战乱的新朝代竟然毫无任何新气象，反而从头到脚浸透着史上罕见的腐朽黑暗。统一天下后，整个朝廷便由上至下沉浸在一片醉生梦死中，皇帝过着的生活，大臣们以奢侈浪费为能事，黎民百姓继续。中央朝廷与各地藩王的矛盾、各地藩王彼此之间的矛盾、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矛盾、士族与庶族的矛盾、民间知识分子与官方意识形态的矛盾，各种各样的矛盾都在表面的繁荣下不断激化。随着、，这个糜烂透顶的王朝急速滑向了衰落，仅仅维持了52年便。它所经历的五位皇帝，同时也是司马懿的后代们，一个病死，两个被毒死，另两个因国破被杀，几乎皆未得善终。 而晋之后的中国，更是开了长达数百年的真正乱世。 有破，无立。司马懿打碎了旧世界，他的子孙们却没能建立新世界，于是他打出的天下，终究还是乱世中城头不断变换的大王旗之一而已。这个纯纯粹粹的目的论者，这个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从来只会关心能否实现目标、能否取得胜利，除此以外的一切他全都漠不关心。最后他成功了，可事实却偏偏证明，他以献祭般的牺牲换回的所谓成功，竟是何等的苍白，何等的单薄，何等的惨淡，不过又是一场清秋大梦而已，转瞬之间便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还是被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一个又一个乱世所取代。这些，的司马懿若是知晓，不知该作何想？ 这是我关于三国的这组文字中最后的一篇，之所以选取司马懿作为最后一个登场的人物，正是因为这个人物的性格，浸透着浓浓的时代特征。历史上的乱世，有时是勇士与贵族之间的堂堂战阵，如；有时却是流氓对泼皮的市井械斗，如五胡乱华、。三国演义的前半段属于前者，后半段却属于后者，它以最浪漫的桃园三结义为开始，却以最现实的三分归晋为结束。于是相应地，关于三国的这组文字，也就应该以刘备为开头，以司马懿为结尾。前者虽然本人并无太多英雄气概，但却有着众多充满英雄气概的兄弟和部下们，而后者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离“英雄”这个字眼相去甚远。他开始活跃的时代，正是一个后英雄时代，远大的志向不见了，雄浑的战争不见了，激动人心的传奇不见了，就连慷慨悲壮的死亡都不见了，只剩下明争暗斗、投机取巧、尔虞我诈、，手段性的一切成为了主题，在历史舞台上卖力演出的，全是一群粉墨登场的跳梁小丑。纵然这是时代的选择，但无可置疑的是，其中却也浸透着命运对人世浓重的嘲讽与感伤。 还是用《三国演义》开头的那首《临江仙》作为结束吧：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司马懿权谋之术不下于曹操，用兵之道不输于诸葛亮，但他的历史传说和一般人眼中的地位却远逊于两者。究其原因，是因为他的阴柔和隐忍之术往往被中国人认为不够光明正大，他缺乏曹操那样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也缺乏诸葛亮那样的忠贞与悲剧气质。然而，他混合儒、道、权谋家的多元气质也许正是三国时代精神的典型代表。或者可以说，真正能够代表三国时代精神的，是曹操，是诸葛亮，更是司马懿。 司马懿同志太能忍了，活活把诸葛亮耗死了。 "于是我从他身上总结出的最大经验便是——即使你不如对手强，至少也要比他们活得长。"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中国的明清时代对应的为李朝(1392-1910年)，事实上，李朝的创建就是朝鲜忠诚于大明的一个最好例证。朝鲜在与发生领土争端之后谋划进攻辽东，不愿伐明的高丽大将李成桂先是苦谏国王遭拒，之后便发动政变推翻了高丽王朝，这才建立了李朝。李成桂称王之后，迅速确立了“事大主义”的国策，并且上书朱元璋要求天子赐予“国号”，此举在朝鲜历史上也就仅此一次，朝鲜自此也在朱元璋的赐名后堂堂正正地成为了“朝鲜”。 朝鲜“大报坛”共祭祀了三位明朝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万历皇帝朱翊钧、崇祯帝。朝鲜李朝的历史观中，正是这三位皇帝的“皇恩”奠定了朝鲜对大明的忠诚。 朱元璋的“赐名”被朝鲜王朝认为是“大造之恩”，而万历的“抗日援朝”则被朝鲜认为是“再造之恩”，事实上，这也正是“大报坛”的修建初衷。在朝鲜君臣的心目中，万历皇帝的出兵援朝更是带上了“舍己救人”的悲剧色彩，“皇朝之速亡，未必不由于东征”，朝鲜的肃宗国王甚至“内疚”地认为，如果不是出兵朝鲜而损耗了国力，明朝就算亡国，至少也可以像那样偏安江南百年。 如果说朝鲜对于明朝有着超出寻常的“忠诚”，那么朝鲜对于的仇恨与蔑视也同样深入骨髓。从大的方面说，朝鲜深受儒家正统观的影响，满脑子的“华夷之辨”、“尊王攘夷”、“春秋大义”，在朝鲜主流意识形态中，只有作为东夷的朝鲜才实现了“由夷变华”，成为“小中华”，满清即使入主中华始终还是“夷狄”。 但朝鲜可能另有始终无法抚平的隐痛。满族曾被朝鲜视为“家奴”，可是家奴不但跑了，最后反倒成了自己的主人，这让朝鲜如何能忍。明朝中前期，满族的前身建州女真曾寄人篱下栖身朝鲜北部，朝鲜以“天朝上国”的姿态对待女真诸部，双方完全处于尊卑不平等的关系。 明清战争爆发后，朝鲜国王光海君曾想采取“中立国”态度，在关键的萨尔浒大战中(1619年)还密令参战的朝鲜将领出工不出力，最后竟临阵降清(那时还叫后金)。但光海君这一政治态度显然不见容于朝鲜的王室和阶层，被加以“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阴怀二心，输款奴夷”的罪名，最终被宫廷政变(1623年)废掉了。这对于之后的朝鲜国王无异于一次血的教训：谁放弃了“尊明攘清”的国策，王位基本保不住。 在光海君之后即位的仁祖国王显然接受了这一教训，在明清战争中立场坚定地站在了明朝那一边。但问题是，正如清朝在鸦片战争后遭受的教训一样，在“蛮夷”强大的军事实力面前，礼义做不了干橹，忠信更不是甲胄。1627年，朝鲜骜不驯的态度终于惹怒了，命阿敏率军进攻朝鲜，兵锋所至，朝鲜军队溃不成军，开战十几天就丢掉了平壤，只得求和，这也就是朝鲜历史上著名的“”。 战场上虽然一塌糊涂，但朝鲜在停战谈判中却自认“春秋大义”在手，表现得无比强硬，对于后金提出和明朝断绝关系的要求坚决抵制，仿佛在战场上取得压倒性优势的是自己，后来阿敏竟然也服软了，还称赞对明朝忠贞的朝鲜是“节义之国”。 在谈判桌上“大获全胜”的朝鲜之后对后金仍然是爱理不理，对明朝则仍然是热络有加。1636年，皇太极称帝建立清朝时，朝鲜非但不朝贺，连清朝使臣都不接待，这让皇太极，随即亲征朝鲜，这就是朝鲜史上的“丙子胡乱”。对于这场战争，2011年的电影票房冠军《最终兵器：弓》将朝鲜军民描绘得可歌可泣，箭术天下第一，还击毙了清朝的太子，但实际上呢，这次朝鲜败得比上次还惨，12天就丢掉了都城，曾有4万守军被300清军大败的经典战例。 最后，连仁祖国王都被困南汉山城。在这次的中，朝鲜也曾一度放出“所争者义也，成败存亡不论”的狠话，但皇太极这次显然吸取了上次憋屈的谈判教训，咬死了逼朝鲜与明朝断交这一条，要求朝鲜转而向清朝称臣。最后，朝鲜君臣只得屈服，还被迫将朝鲜的世子送到沈阳当人质。可就是这样的无奈之举，仁祖晚年还是遭遇了叛乱(后被镇压)，而理由还是老样子，谁让你臣服清朝来着。 皇太极可能不知道，他竟然一手“栽培”了朝鲜历史上最痛恨清朝的国王。1649年，也就是明朝灭亡后的第5年，曾在沈阳度过了8年人质生活的孝宗国王即位，屈辱的人质生涯让孝宗对清朝恨之入骨，还在做人质时就写下了“我愿长驱百万兵，秋风雄镇九连城”的“反诗”，即位后便正式动了他反清复明的政治蓝图。 尽管此时朝鲜官方文书的纪年在明亡后早已采用清朝的年号，但在私下里，无论是私人文书，还是皇室的祭祀中，一概都是沿用明朝纪年，用清朝年号反而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当时朝鲜的主流是采用崇祯的年号，以至于出现了“崇祯两百多年”的奇事，19世纪下半叶还有朝鲜儒生自豪地说“唤我作大明人”。 到了时代，朝鲜对于清朝的态度终于发生了“转折性”的改变，对于不再背后称为“胡皇”，对也是如此，而称“皇帝”，对清朝皇帝的评价也公允起来，不再动辄“荒淫”“虐民”，也不再天真地认为“胡人无百年之运”，清朝随时可能灭亡。然而，一直到20世纪初，朝鲜国王对于“大报坛”的祭祀才在延续了200年之后最后停止，这在实质上已成为了朝鲜王室的“家法”。 “朝鲜乃大明之朝鲜也”，朝鲜始终践行了这一承诺，一直到1909年，也就是“崇祯265年”，朝鲜才在历书上最后结束了崇祯纪年。此后一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朝鲜亡国。朝鲜与大明，也算是“与国同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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