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为何发动这样一起血腥的宫廷政变? 秦王府与太子东宫的博弈 如果说李世民自李渊登基之始，就开始地争权夺利妄想爬上宝座，那可真有点冤枉了他。

是不断发展的形势、环境与现实迫使他不得不铤而走险、奋起反击，导演了一出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玄武门之变”。

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果没有李渊在群雄割据、天下纷争、局势不甚明朗的情况下匆匆称帝，也许就不会出现李世民在统一战争中“一枝独秀”的局面。

李渊登基为皇，长子李建成立为太子，特殊身份使得他们地受到某种束缚与制约，个人才能难以充分施展。

这才有了李世民在荡平群雄中出现在中华大地上那勇往直前、无坚不摧、英姿勃勃的动人身影。

他在长达七年之久的统一战争中，获得了无人匹及的军事业绩与政治声望，拥有一支能征善战、效忠个人的强大私人武装及久经考验的“干部队伍”，形成了足与李建成为首的太子东宫集团抗衡的秦王府集团。

然而，太子李建成也非，并不是像某些史料记载的那样“荒色嗜酒，畋猎无度”，而是有着相当出色的治军与治国才能。

太原起兵时，他虽然远在河东没有参与密谋组织，但很快就在李渊的“密召”下以左领军大都督的身份参加了建唐斗争，并在合围长安的战斗中立下头功。

立为太子后，不便轻出，也就远离冲锋陷阵的战争前线而入住东宫，学习当一名皇帝必备的各种礼仪及驭臣治国之术。

论个人功绩，他自然居于李世民之下;若论才华，两人孰高孰低，实难分伯仲。

图片来源于网络 也许，李世民在统一战争中确实没有篡夺太子之位的野心，或者说强大的敌人与严酷的现实使他无暇顾及，但他在战争中的日益坐大及采取的一系列行为却在事实上侵害了太子李建成的利益，并对他构成了一种极大的潜在威胁。

李世民打败、之后，“加号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位在王公之上”，地位仅次于太子;他设置了庞大的官僚机构，网罗私人亲信;又以设“文学馆”收罗文学士为名，网罗政治人才。

就连父亲李渊也对此颇为不满地说道：“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

”也就难怪身受威胁的太子李建成戒备警惕、枕戈以待了。

在这场唐王朝内部的争权夺利之中，优势明显倾向于太子李建成一方。

唐高祖李渊对李世民的才能与功绩自然爱护有加，但对他那日渐强盛的政治势力却不无担忧，李渊可不想看见自己的亲身儿子相互内讧拼杀。

因此，他对李世民怀着一股深重的戒心，在一些事关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总是站在太子李建成一方。

至于小弟齐王李元吉，他与李世民并无隔阂，且势力弱小，难以形成独立于李渊、李世民、李建成之外的第四股政治势力。

但从个人利益与前途出发，李元吉以“一边倒”的态度坚定不移地站在了名正言顺的太子李建成一方，表现出的态势，明确劝说李建成及早除掉李世民，并自告奋勇地表示“当为兄刃之”。

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果说李世民以前一直处于“被动挨整”的局面，那么，在他做出夺嫡的决心之后，便时时处处居于事件的主动地位了。

过去，他在战场上英姿勃勃、叱咤风云;而今，在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中，也能左右局势举重若轻。

李世民只要抛弃传统伦理观念与道德束缚，将那在战场上曾使强敌闻风丧胆的果敢与谋略施展开来，李建成自然不是他的对手。

于是，他果断地选择了禁军指挥部——玄武门这一特殊之地，伏击李建成与李元吉。

禁军将领早就被他收买，李世民亲率尉迟敬德、等七十余精骑预先埋伏在玄武门内，单等李建成、李元吉“上钩”。

“开弓没有回头箭”，政变一旦爆发，李世民也就顾不得父子之情，只有将事情做到底，向父皇夺权，才有可能保住“胜利果实”。

政治斗争从来就不讲究什么亲情，它撕开了一切温情脉脉的虚伪面纱，只以实力为基础，以利益为准绳，以鲜血为代价，残酷无情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于是，李世民由秦王而太子，由太子而皇帝，在短短的两个月之内便完成了这些高贵而复杂的角色之转换。

李渊退为太上皇之后，又活了九年才于贞观九年郁郁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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