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中国古代的法律修订和变革，往往是伴随着社会的大变革和朝代更替进行的，因为一个女子的抗争从而引发一场法律的变革，却不能不说是一个特例。

在时代，这样的事情还真就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引发这场变革的女子叫做缇萦，她是齐国太仓令淳于意的第五个女儿。

一般认为，这场变革是汉文帝的宅心仁厚，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又是因为缇萦的抗争，如果缇萦随波逐流于那个时代的一般行事方式，这场变革有可能不会发生，或者至少要晚一些发生。

文帝十三年(前167)，齐国的太仓令(管粮库的官)淳于意犯了罪被押送到京城长安拘禁起来。

淳于意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

临行时他骂女儿们说：“生孩子不生儿子，遇到紧急情况，就没有用处了。

”他的小女儿缇萦(音：tiying)伤心地哭了，就跟随父亲来到长安。

她向朝廷上书说：“我的父亲做官，齐国人都称赞他廉洁公平，现在因触犯法律而犯罪，应当受刑。

我哀伤的是，受了死刑的人不能再活过来，受了肉刑的人肢体断了不能再接起来，虽想走改过自新之路，也没有办法了。

我愿意被收入官府做奴婢，来抵父亲的应该受刑之罪，使他能够改过自新。

”这封上书还真的到了汉文帝那儿，文帝怜悯缇萦的孝心，下诏说：“时期政治清明，只要在有罪的人帽子上画上一个记号，民众就不犯法了。

如今法令中有刺面、割鼻、断足三种肉刑，可是犯法的事情仍然不能禁止，这是因为我道德不厚教化不明所致。

现在人犯了过错，还没有施以教育就加给刑罚，那么有人想也没有机会了。

施用刑罚以致割断犯人的肢体，刻伤犯人的肌肤，终身不能长好，多么令人痛苦而又不合道德呀!作为国家的最高父母，这样做，难道合乎天下父母之心吗?于是下诏废除肉刑，用其他刑罚代替。

并依照犯人所犯罪行的轻重，只要他们不逃亡，期满免罪。

同时命令有关人员制定出相关法令。

这或许就是中国最早的“有期”徒刑吧!因为在此之前，人们犯了罪，要么处死，要么肉刑，剩下的就是徒役，也就是奴隶，根本就没有“期满免罪”之说。

根据汉文帝的这个诏令，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提出了具体建议条文：应该判处髡(音kun，拔光头发)刑的，男的改罚城旦(修城墙)，女的改罚舂米;应该判处黥(音qing,面部刺字)髡刑的，改为剃发、颈带铁链，男的城旦，女的舂米;应判处劓(音yi)刑的，改为鞭笞三百;应判处刖(yue)刑的，砍断左脚改为鞭笞三百;应砍断右脚以及杀人自首、贪赃枉法，监守自盗已经顶罪而又犯了鞭笞罪的一律公开斩首。

已经判为城旦、舂米的，服刑到一定年限，就可免罪。

文帝同意了这些条文。

这些法律条文的改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古人认为“人之发肤受之父母”，头发是终生不能剃掉的，拔掉头发、脸上刺字、割掉鼻子，他不再是一个社会上的正常人，表明他都是一个“罪犯”。

当一个人被判处这样的刑罚，丧失了作为一个正常人的资格，他还能继续娶妻生子存在于社会吗?封建社会是农业经济，以家庭为单位，父子传承，如果一个人已经有了儿子，一旦犯了法被判处这样的刑罚，谁又会让女儿嫁给这样的家庭?这就是缇萦和汉文帝都提到的“没有改过自新的机会”的原因。

改为修城墙、舂米等劳役活，到了期满，这个人回到了家里，也就是正常的回归了社会。

砍脚的那种刖刑更不用说，他不仅不能作为正常人存在于社会，丧失了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还会成为这个家庭的重大负担。

可见，这样的法律条文的改变，其意义是革命性的，称之为变革毫不为过。

从这件事情中可以看出，正是由于缇萦的抗争，才导致了这样一场重大的法律变革。

那么，缇萦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抗争呢? 和世俗观念抗争 父系社会的显著特征就是，缇萦的父亲淳于意也不两样，出了问题，他想到的是自己没有儿子。

因为没有儿子，他不拿家当家，到处交游。

因为他医术高明，对一些不肯治疗，因此被病家怨恨并告发。

这也可以看做是没有儿子的原因，假如他有儿子，告发他的人有可能害怕结怨仇家而费一番思量。

缇萦是一个弱女子，听到父亲的话她也会哭，但她并没有沉默，而是选择了奋起抗争。

她跟随父亲到了首都长安，并上书。

从齐国到长安，路途万里，其艰辛可想而知。

如果说这个可以通过毅力坚持的话，上书皇帝则更是需要超常的勇气和智慧，缇萦是一个小官的孩子，是一个没有爵位、没有继承资格的女子，她敢于上书皇帝，没有一种抗争精神是做不到的。

和法律条文中的非人性的一面抗争 缇萦的上书，抓住了一个最根本的东西，人性中的悔恶向善。

一个人可能一时会有罪恶的念头，但是，大部分人都会对自己的不法行为后悔，真正死不悔改的人少之又少。

肉刑这种侮辱性的刑罚恰恰是堵住了人们悔改之路。

缇萦大胆地指出了这种刑罚的弊端，提出了“想走改过自新之路”这个人性中悔过向善的最基本的东西。

所以，她不是仅仅提出“愿意被收入官府做奴婢”为父亲顶罪，而是先指出肉刑的非人性，然后说让父亲能够“改过自新”!难怪这样的抗争能都得到汉文帝的认可!如果不是缇萦和法律条文的抗争，而她仅仅选择替父亲顶罪，汉文帝能够引起自责并作出废除肉刑的决定吗? 和法律传统抗争 封建社会的观念，父业子承，相对应的是“父债子还”。

如果犯的不是之罪，按照汉代的法律传统，是可以用其他方法抵罪的，比如说以钱抵罪。

如果淳于意有儿子，他可以选择以自身或其他方法抵顶其父之罪，但是淳于意只有女儿，没有儿子，他没有了指望，他只有哀叹：“生孩子不生儿子，遇到紧急情况，就没有用处了”。

可是缇萦不认可，她主动提出以自己没入官府做奴婢为条件，换取父亲的自由。

所以说她是在和法律传统抗争。

女子被没入官府为奴婢，一般情况是自身犯罪或者是受父、夫牵连，主动提出来以身为父亲抵罪，不是当时的社会传统，也就不是当时的法律传统，缇萦这样做了，所以说是抗争。

当然，缇萦的抗争能够引发一场法律的变革还有一些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汉代社会的开明、汉文帝宅心仁厚等等。

诸侯国的太仓令算不上大官，一个小小官吏的女儿为何能够给皇帝上书?而这样一个小女子的上书又为什么能够交到皇帝手上?想想能够“称制”当上实际上的皇帝，的母亲嫁了人生了孩子还能再嫁给皇帝，就可以知道汉代对女子的宽容，它既超过了前人，也为后世整个封建社会所不及。

缇萦的上书，隐含着对法律条文的指责，汉文帝看到了缇萦的上书，没有生气发怒，这不是一般皇帝能够做到的。

汉文帝不但做到了，还从自身寻找原因，并做出了检讨和改变，当然是这场变革的主角。

不管怎么说，这场法律的变革是由缇萦上书救父引起，她的孝心、智慧和敢于抗争的勇气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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