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焉，因为其子暗弱，家族势力遭外来人口吞并，往往不太为人所重视甚至被低估。

但翻开刘焉生平事迹，便会发现他是一位颇为雄心的人物。

刘焉其人，生年不详(但是这个应该是可以进行推测的，有记载167年诏举，而在这个察举(贤良方正)是一定要十岁才有资格去做的，那么据推测，刘焉应该是年满四十左右的时候举贤良方正，以此减去四十年，刘焉应当大约是127年左右出生，前后差距应当不会特别大，本文之后的讲述也将会按照这个时间进行大致年龄上的推算)，字君郎，江夏郡竟陵人，其也是血统正宗，和我们之前所说的是同宗，均为鲁恭王刘馀的后代，虽然只是旁出支脉(支庶家焉)，但怎么也算是汉室宗亲，比起来历不明、自称汉室宗亲的刘备，还是要正宗许多。

所以，其年轻的时候，相较于平常人还是颇具家底的，从小到大也是走的仕族路线，在仕途上较其他人来说会容易不少，而这多半也是其宗室身份带来的好处。

(《志》中明确记载，“焉少仕州郡，以宗室拜中郎”，其中的中郎就是因宗室身份而获得的职位)。

刘焉有一位老师，名叫祝恬。

这个祝恬是一个什么身份地位，值得我们单独拿出来说。

他是当时的司徒，位列三公，可以说是当时的一位极具权力和名望的人物(的一个最响的名片不就是四世三公嘛)。

这样的一位老师，无疑给了刘焉非常足的政治底气，但是不久之后，祝恬老师就去世了，祝恬老师去世之后，刘焉作出了一个自己安分守己的选择，以守丧为由，果断辞官，退居二线，从政治人员转型变为知识研究型人员，这一步选择，既符合刘焉本人早年的自守战略，而且也成功地避开了6年之后的。

刘焉和刘表虽然均为宗亲，祖上同宗，但是两个人的做事风格也是截然不同，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刘表年轻的时候可以说是少年激昂，站在风口浪尖之上，积极与宦官进行碰撞，最后结果就是刘表虽然收获了人望，却也遭受了党锢之祸，在外逃亡多年。

刘焉退而保身，而且选择教学，明为隐居，实际上也是用宣讲儒法为自己积攒名声，以求日后可以，重回朝廷。

果不其然，七年之后，也是我们上面提到的，167年刘焉在宦官和名士两方皆不得罪的情况下，成功地凭借自己的名望和德行举贤良方正，再次回到了朝廷，同时刘焉也应该是感觉到了朝中宦官和之间势如水火的局势和难以调和的矛盾，又辗转任洛阳、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宗正、太常等职，简言之就是，四处避祸，效果也确实是显著，刘焉几乎避开了所有大规模的党人与宦官的纷争，虽然我们不能明确的去评判刘表和刘焉的做法谁更正确，二者的行为也都带来了不同的收益，但是刘焉的做法着实是一个官场之中的明智之举，使得他具有官场之中的有效话语权，也为他之后的“一计立诸侯”确立了优质条件。

188年的时候，刘焉看到了汉灵帝治理之下超纲混乱、王室衰微的情况，身为朝中太常的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刺史、太守，货赂为官，割剥百姓，以致离叛。

可选清名重臣以为牧伯，镇安方夏(出自《三国志》)。

” 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现在的刺史和太守用贿赂的方式买官，而买官之后为了自己能够回本又必然会去剥削百姓，进而民不聊生，底下叛乱多发，此时如要解决这样的局面，就要挑选清廉且有名望的官员去接受他们的官职，同时将刺史升级成为州牧，加强地方权力，即可镇压的住地方叛乱的情况。

刘焉的建议第一眼看过去其实会觉得没有什么毛病，在当时的局面下，既然地方四处叛变，刺史又无实权镇压，那就加强地方权力，地方完成自我镇压不就可以减弱朝廷的压力么，但是长远地看，本身就中枢政权乏力的，的权威日益下降，此时将地方权力交于州牧，让州牧自我行政、自我征兵，必然会进一步导致朝廷威严下降，以致最后崩溃的局面，而朝廷一旦失去控制力，群候割据的时代也就即将到来。

而这，就是我前文所说的“一计立诸侯”。

与此同时，刘焉也给自己继续安排了一份稳定且安逸的工作，他自己提的建议，就一定要给自己保证足够大的权益，不是说清廉且有名望的官员嘛，不就是我喽，于是刘焉又自请任命交州牧。

交州在哪里呢?是当时的最南方，远离纷乱的中原地带，可谓是天高皇帝远，刘焉请命至此，也不难看出，他打算完成自己毕生自保的“大业”，彻彻底底的避开所有祸事，到一个安稳的地方做自己的一方老大，只不过，就在刘焉还没有行动的时候，其便找到了他，指出了一条不一样的人生道路，即是请命为益州牧。

益州偏安一隅，进可攻，退可守，待天下局势未明之时，或有君临天下的机会。

当然，这便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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