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关于溥仪，后来有很多传言，但我可以肯定地说，溥仪不是同性恋。婚姻悲剧的根源在于他身体上的原因，其实写两个英文字母“ED”就明白了。 1937年初我到长春时，有一次溥仪在西花园东屋里举行家宴，他的弟、妹、妹夫们还有我们几个学生都参加了。我在这次家宴上第一次见到了“皇后”婉容：她特别瘦，脸上化了妆，烫了发，穿件绿色丝绒的花旗袍，旗袍的面料特软。 那天吃的是西餐，我们只顾低头吃，也不敢乱看。溥仪向婉容介绍了我，说“这是恭亲王溥伟的儿子”——如果论辈分，我和婉容的外祖父毓朗是一辈。那时候婉容还可以出来参加宴会，溥仪的妹妹们有时也到她那边去。 那时溥仪住的缉熙楼是一幢两边对称的二层建筑，西半部是“帝居”，东半部是“后居”，有点的势头。婉容的饮食起居由几个女佣人伺候着，还有一个，也是个大烟鬼，他们住在东厢房。有时偶尔靠近了东半部，就能闻见由门缝里飘出来的鸦片烟味，混杂了屋子里的各种怪味，实在是熏死人!网络配图 我第二次见婉容是在几年后的一天，我正随溥仪上缉熙楼，刚上了一半，溥仪忽然朝对面一指，我一看，婉容正站在那边，蓬散着头发，穿着一件土黄色的睡袍，骨瘦如柴，满脸是鸦片烟灰的颜色，样子很是吓人。我不敢多看，也不知溥仪作何感想。 在伪满洲国最后一周的日子里，苏联的飞机天天晚上飞到长春空袭。每一次空袭警报后，溥仪就带着后来的“贵人”李玉琴钻进防空洞，却从来没有叫过“皇后”婉容，看来在他眼里早就没有这个妻子了。 我想对于婉容的不幸，溥仪也有责任。关于溥仪，后来有很多传言，但我可以肯定地说，溥仪不是同性恋。婚姻悲剧的根源在于他身体上的原因，其实写两个英文字母“ED”就明白了。 在我去长春之前，曾听父亲讲过，有一年他去长春祝贺溥仪生日时，正好遇到溥仪生父——醇亲王载沣，还有其他从北京来的清廷遗老遗少们。他们当然谈到了皇嗣问题。清宫自以后就再没生过皇子，那时候溥仪也正是壮年，这些遗老遗少们的希望都寄托于“今上”了。那时大家都认为不生孩子的过错在女人，所以想让溥仪的父亲出面劝溥仪再娶一房。据我父亲说，王爷听了大家的请求之后，又摇头又摆手。“知子莫若父”，当时我父亲哪里知道溥仪的难言之隐呢! 溥仪后来在长春又找了谭玉龄。谭玉龄在北京不过是个中学生，十七八岁，但我看见她时，她烫着头发，穿着丝袜、高跟鞋，以及很讲究的旗袍，完全是一副少奶奶的模样。吃饭时，我们陪着溥仪，而谭玉龄由溥仪的妹妹们陪着，男女不同席。网络配图 溥仪在回忆录里说谭玉龄的死，“对我至今还是个谜”。我倒觉得，谭玉龄究竟得的什么病才是个谜。很多人说谭玉龄的死是日本人害死的，我如果说谭玉龄不是被日本人所害，也没有证据，但我可以这样说：如果谭玉龄不找日本医生治病，她当时的病情也要死。 谭玉龄死后，吉冈安直一直张罗着给溥仪找日本女人。我那时在溥仪寝宫的桌子上看到过一些女学生们的相片，都贴在一份“体检表”上，大概有20多份，但我也不敢正视，只能偷偷瞥一眼。 过了一段时间，在原本为“皇后”设计的“同德殿”的二层，本来是空着地方忽然摆上了一张双人床。有一天我从缉熙楼后门出来，见到一个穿着中式花衣的女孩子正在接受消毒——就是往身上和脚底下喷石碳酸液，然后就去了同德殿。晚饭时，一个女佣向溥仪汇报“奴才小姐”今天如何如何。过了没多久，女佣汇报时，突然改口“奴才贵人”，我们明白，李玉琴已经被封为贵人了。 溥仪纳了新贵人，也没见他的生活有何变化，我好像也从来没见过他在李玉琴的同德殿留宿，而且也没有和李玉琴一起吃过饭。溥仪高兴的时候，偶尔也讲讲李玉琴，说她现在也学会消毒了，比如有个苍蝇落在手上，她马上就用酒精棉球擦擦。这当然是溥仪“言传身教”的结果了。网络配图 不知为什么，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对李玉琴提的很少，对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离婚的事也都删掉了。李玉琴后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见过溥仪两三次，最后一次是下定决心离婚而来的，管理所特别破例留她在管理所住一宿，想帮溥仪做最后的努力。但恰恰相反，留宿的结果似乎更促成了李玉琴离婚的决心。从她1943年进了伪皇宫到1945年8月两年多的时间，我只见他们分楼而居，不知是否曾真的同床共枕。也许在战犯管理所的这一次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导读：溥仪做了亡国之君后，先前那些整日里高呼万岁的权臣贵胄们跑的跑，逃的逃，如。但溥仪的老师陈宝琛却矢志效忠于清室，对溥仪“不抛弃、不放弃”，忠心谏言、至死方休，一心守护和关心着这位命运多舛的末代，堪称最效忠于溥仪的满清遗老。 陈宝琛（1848—1935），字伯潜，号弢庵，闽县（今福州）人。七年(1868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元年(1875年)擢翰林侍读。与张之洞、张佩纶、宝廷等人交厚，好论时政，而且不避权贵，直言敢谏，世称“清流四谏”，曾因“荐人失察”被罢官。宣统元年(1909年)由张之洞举荐回京，宣统三年(1911年)担任溥仪的老师。 辛亥革命后，大清帝国颠覆。按照“优待条约”，溥仪仍然保留帝号，居住在北京后宫。65岁的陈宝琛仍在后宫担任“帝师”。在授业的同时，陈宝琛经常孜孜不倦的向溥仪灌输“卧薪尝胆”、“遵时养晦”、“静观其变”的复辟思想，希望溥仪有朝一日能够恢复“皇清大业”、“重登九五”宝座。期间，陈宝琛为光绪皇帝撰写了《德宗本纪》，并主纂了《德宗实录》，被溥仪加封为太傅。 在赴东北充当伪满傀儡执政前，溥仪与陈宝琛朝夕相处最久，彼此相知最深。在溥仪的眼里，陈老师是自己“惟一的灵魂、惟一的智囊”，是“最忠于大清、最忠于自己、最稳健谨慎”的人。即使溥仪被逼出宫到了天津，陈宝琛也依然追随，“授读如故”。此时，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东北地区已经。 “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是日本侵略者在1927年东京会议上，由时任首相的田中起草的《》中提出的侵略计划。在具体实施上，日本参谋部提出分三个阶段逐步吞并中国东北，即：第一阶段，扶植卖国集团，成立亲日政权；第二阶段，建立“脱离中国本土”的“独立国”，即扶植傀儡政权；第三阶段，吞并中国东北，划入日本版图。 1931年9月18日,盘踞在我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为了实现吞并中国东北地区的狼子野心，日本人想到了末代皇帝溥仪。11月2日，日本特务土肥原秘密来到天津，想迎接溥仪至满洲成立国家。陈宝琛极力反对溥仪到东北建立伪满洲国，他谏曰：“贸然从事，只怕去时容易回时难也”；“不可轻郑孝胥欺罔之言”。言语之间不禁。11月5日，溥仪召开“御前会议”商讨此事，陈宝琛主张慎重，反对贸然行事；而郑孝胥等人却主张“趁时而动”。一场激烈的争辩在二人之间展开。 陈宝琛和郑孝胥争论的实质是：恢复大清是中国的内部问题，但去东北图谋复辟，受日本人控制，是投敌卖国问题。陈宝琛作为满清遗老，劝溥仪企图据复辟的思想是陈旧封建的，但主张不去东北受日本人摆布，还是爱国的。溥仪认为陈宝琛“忠心可嘉”，所以没有表态。第二天，溥仪收到了两枚炸弹（后经检验是假的），此后接连不断的收到恐吓信和恐吓电话，经过一连串的惊吓和刺激，溥仪下决心去东北。1931年11月10日，溥仪背着陈宝琛，与郑孝胥等人悄悄离开天津，潜往东北。在关东军和郑孝胥的控制下，溥仪成为“”。 对于溥仪的不听忠言和不辞而别，陈宝琛。12月，性格倔强的陈宝琛不顾严寒，只身前往东北，冲破郑孝胥等人的百般阻挠，面见溥仪，叮嘱他要“静以观变，等待时机”返回天津。两天后，溥仪召见陈宝琛，向他道出了日本人将要建立“蒙满共和国”并怂恿自己出任“总统”的计划，遭到了陈宝琛的坚决反对。他劝溥仪不可轻信郑孝胥的“欺罔之言”，不要上日本人的圈套，并说道：“臣，恐不能再来，即来，也恐未必能见，愿皇上保重！”临别前，陈宝琛再三叮咛溥仪：“若非复辟以正统系，何以对待列祖列宗在天之灵？” 1932年3月1日，日本假借“满洲国”政府的名义，发表了“建国宣言”。3月8日，溥仪在日本人的控制下粉墨登场，就任“执政”，年号大同，定都长春，改称“新京”。得知这一消息后，陈宝琛不禁为溥仪的“前程”和安全担心，九月，已经85岁高龄的他来到长春，最后一次省问溥仪，上呈密折中有“窃臣去腊得觐天颜，回蒙召对，而忧愤郁结，气窒舌蹇，尚多不达之词。归程惘惘，魂梦依驰，至今窃见陛下以不赀之躯，为人所居为奇货，迫成不能进、不能退之局而惟其所欲为，始则甘言逼挟，谓事可立成。既悟其诳矣，而经旬累月，恣为欺蒙”的语句。通过这份残缺不全的奏章，我们可以领会到陈宝琛既是在向被郑孝胥劫持的旧主溥仪哭诉衷肠，又是在向郑孝胥的卖主求荣、充当日寇汉奸的卑劣行径的严厉声讨！ “民族是不能得罪的！”这是陈宝琛晚年经常说的一句话。对于溥仪被劫持后“晚节不保”，当上了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成为替日本人奴役中国同胞的历史罪人，陈宝琛经常哀叹自己“求为陆秀夫而不可得”，意思是说：“我想像的陆秀夫那样宁可背着皇帝投海自尽，也不做元军的俘虏受凌辱，可惜我做不到”。这反映了作为清朝遗老、皇帝师傅的陈宝琛，思想深处也有坚持民族气节的爱国一面。 1935年2月1日，陈宝琛病逝于天津，人们在给他换衣服的时候，竟然发现他的贴身内衣中藏有当年去长春上呈溥仪的密折底稿，虽然破烂残缺，但字字扎心。真是心系溥仪，至死不渝。陈宝琛死后，溥仪伪谥其为“文忠”。作为溥仪的老师，“文忠”的谥号对陈宝琛可以说是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