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设‘虎’一职，专门负责执掌如老虎般勇猛的将士800人。

外出打仗，就和军队一起出征;皇帝住在外面，虎贲军就负责守卫。

” 可惜，虎贲军前身的历史鲜为人所知，后人每每提起中国军队，皆以唐宋明清军队为谈资。

殊不知，在几千年前的中国，虎贲一词早已成为了王朝中强悍军队的代称。

而最早建立起这种军队并以“虎贲”为其冠名的的王朝，就是夏。

众所周知，禹的儿子杀死了本该被的，建立起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

夏朝的建立使得中央皇权更加集中，同时也更加地危险，这时候往往就需要强大的武装来保障皇权的稳固。

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虎贲氏”一职被设立。

可是由于皇城的逐步完善，需要负责守卫的地方也越来越广。

面对外来入侵的蛮夷部落，天子经常需要派军队去打仗。

的时候，周，就曾将虎贲军当做攻打的精锐部队。

周朝灭掉以后，虎贲军又成为了周天子的禁卫军。

主要担负出行中的护驾和驻跸时的行宫护卫。

到了，就有了专门的建制，管这些虎贲军叫期门。

这时候期门人数渐渐多了起来，最多的时候可以达到几千人的规模。

我们管这一时期的虎贲军叫御林军。

二、虎贲军在西汉达到全盛 古代中国在秦的统一之下，古代中国“国家”概念渐渐形成。

所谓“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楚霸王灭秦之后，国家的意识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到了西汉继续被加强。

到了时期，国家达到了全面兴盛。

在此期间，汉武帝通过讨伐匈奴、联通西域扩大了国家版图，增强了和世界的沟通。

西汉王朝日渐兴盛，而这些，都离不开虎贲军的身影。

骁勇善战的虎贲军在西汉王朝达到了全盛。

后来，汉室衰微，天下群雄比起。

虎贲军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到了，虎贲军这一建制就完全地被取消了。

但是在军队里依然保持着虎贲军的名称。

如果哪个军队作战勇猛，大家就直接称呼它为虎贲军。

显然，虎贲军三个字在以后的中国军队里依然要发光发热! 唐代之后北宋政权建立，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朝代。

军队的职责渐渐由作战转变成一种福利政策。

人数越来越多，军费消耗越来越大，作战的能力却越来越弱，几乎和平民百姓没什么区别。

和被金人俘虏到金国(现在的东北)去也正是这一国策直接导致的。

北宋无将，无相的说法并不千准万确，相反反而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偏见。

南宋皇帝不思收复故土河山，“直把杭州作汴州”，尽管南宋将星林立，却并没有进军夺回中原的志向，最终也在残喘迎来的南宋的灭亡。

而纵观两宋，杨门虎将、西北种家、岳家背嵬奋力守土，却再无虎贲。

元朝的建立后，消失近千年虎贲军重新被建立了起来，朝廷增设指挥司，正三品官职。

后来又增设都指挥使和副都指挥使各二人。

虎贲军又驰骋在了中国大半疆土之上。

三、八千“虎贲”战常德 1943年秋，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下达了进攻常德的命令，准备以此打开中国湘西北门户，进而占领整个湖南。

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昭然若揭。

11月，日军兵分两路进攻常德：日军第39师团、第13师团西渡长江正面牵制中国第十九集团军主力的五个师;而日军第116师团、第68师团则向第二十九集团的六个师发起攻击，后转移至常德附近。

而此时驻守常德的第五十七师在得知日军意图后，在常德郊区早早部署完备，凭借有利地势给日军以沉痛打击。

随后日军第116师团、第68师团集结3万余主力部队合围常德，想要活活困死城内的第五十七师。

与此同时，日军的第3飞行师团的第44战队同时对常德进行了狂轰般的乱炸。

常德城内一片火海，16天后，眼看日军的炮火就要全歼五十七师，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身先士卒冲在了突围的第一线。

在他身后仅剩的300余名57师官兵无一人畏惧。

因为他们是“虎贲”之师。

随后，五十七师打破了敌人的封锁线，冲出了包围圈。

这场史称“常德保卫战”的战役打出了中国军队应有的气势，中国军队歼灭来犯日敌12000余名，打响了“虎贲”之师的威名。

战后，国际媒体为此评价：“此战役至少可使有关于中国军队力量薄弱及日军可任意攻入中国内地之谎言宣告平息。

”同时，还为虎贲军之常德会战冠以“东方的格勒保卫战”的称号，可想而知这8000将士的影响之大。

虎贲壮举，世界哗然! 如今，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真正的和平，“虎贲军”也完成了它被赋予的历史使命，成为了我们文明记忆中的一部分。

不过，虎贲虽不在，虎贲的卫国精神却与我们民族长存。

它那誓死捍卫国家权威、力保和平的精神，注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在国防科技事业耀耀生辉，在祖国的边疆防卫事业继续焕发着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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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6月5日)四月十六日。

他生长在一个渐趋败落的地主家庭里。

远祖蒲鲁浑和蒲居仁，做过元代般阳路总管。

高祖蒲世广是个廪生，曾祖蒲继芳是个庠生，祖父蒲生讷连秀才也未考取。

祖父辈蒲生，做过玉田知县，即《·梦别》中的玉田公。

父蒲槃，字敏吾，“少力学”，至二十余岁还未能考中秀才，“遂去而贾”。

他称自己父亲于“权子母之余，不忘经史，其博洽淹贯，宿儒不能得”，到了四十几岁尚无子嗣，便“不欲复居积”，一面闭门读书，一面散其钱财，“周贫建寺”，后得四子一女，松龄为第三子。

其时“家渐落，不能延师”，便亲自教子读书。

蒲松龄天性颖慧，过目了然，在兄弟之中最受父亲的钟爱。

十九岁初应童子试，便得到县、府、道都第一的优异成绩。

山东学道施闰章(愚山)很赏识他。

他对施闰章的知遇之恩，铭刻于心，在《聊斋志异·胭脂》中颂扬施：“真宣圣之护法，不止一代宗匠。

衡文无屈士己也。

而爱才如命，尤非后世学使虚应故事在所及”。

从蒲松龄对施闰章的感念中，也多少可以窥见精神上受的某些影响。

进学第二年，蒲松龄就与同邑李希梅(尧臣)、张历友(笃庆)等少年秀才结为郢中诗社。

蒲与张、李同年进学，当时正是同学少年，意气风发，“相期矫首跃龙津”。

然而，对蒲松龄并非是直上青云的阶梯。

继少年进学初露锋芒之后，“三年复三年”的乡试，却成了他终身难以闯过的关隘。

三年(1664)，蒲松龄曾读书于李希梅家，他们“日分明窗，夜分灯火”，在一起专心致志苦读了几年书，这不仅说明他们彼此间在思想、性格、道德、学问互有影响，而且说明，蒲松龄的渊博学识是从刻苦钻研中逐渐累积起来的。

对民间俚曲和鬼狐故事的兴趣 青年时代的蒲松龄，不仅奋力于举业，“冀博一第”，而且对流行于农民群众中的俚曲歌词产生浓厚兴趣，还能自度曲。

同邑友人唐梦赉《宿绰然堂同苏贞下、蒲柳仙》诗中写道：“乍见耆卿还度曲，同来苏晋复传觞”。

蒲松龄一生作有许多小曲和十四种俚曲，特别是小曲，很可能其中就有青少年之作。

蒲松龄对民间传说故事，极感兴味。

他的《聊斋志异》也就是在青年时期开始创作的。

康熙三年，张历友在《和留仙韵》之二中有句：“司空博物本风流，涪水神刀不可求。

君向黄初闻正始，我从邺下识应侯。

一对结客白莲社，终夜悲歌碧海头。

九点寒烟回首处，不知清梦落齐州。

”从张历友这首诗中已明显地透露了蒲松龄不仅爱好清谈述异，而且在这时已开始志怪传奇类小说的创作了，只不过当时还没有《聊斋志异》之名而已。

这就是说，蒲松龄对民间鬼狐故事的兴趣、写作志怪小说的热情，不是在功名无望、满怀“孤愤”的情况下才萌发的;而是在潜心举业的青年时代，就“雅好搜神”、“喜人谈鬼”，并且热心地记录、加工，从事创作。

这是兴趣和才华的顽强的表现，也是成就《聊斋志异》这部伟大作品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蒲松龄后来将一腔“孤愤”寄托于神话幻想小说而不是别的形式，是与他早年对民间异闻传说有特殊感情，对幻想小说形式的特别爱好有密切的关系。

幕宾生涯 康熙九年至十年，在蒲松龄的一生经历中是颇有特色的一年。

这时他应同邑进士、新任宝应知县孙蕙的邀请，南下江苏去作幕宾。

孙蕙请蒲松龄为幕宾，主要是因其为同乡可作亲信助手，蒲松龄才识过人，堪任文牍事，其中当然也有同情蒲松龄落拓不遇、家境窘迫的意思。

孙、蒲既是同乡，又是老相识，彼此没有什么隔膜，蒲松龄除代孙蕙作酬酢文字，草拟书、呈文和告示之类，还常随孙蕙行役河上，或游扬州。

蒲松龄对孙蕙体恤民苦，忤河务大员，因而受到弹劾，更是同情。

他在《闻孙树百以河工忤大僚》一诗中写道：“故人憔悴折腰甚，世路风波强项难。

吾人祗应焚笔砚，莫将此骨葬江干。

”诗写得极动感情，极言做强项令之难。

另外他还有《三月三日呈孙树百，时得大计邸钞》和《大人行》都表现了自己位卑才短，无力相助，和对孙蕙处境的深切同情。

这年三月，孙蕙调署高邮，蒲松龄随往，然而，他已厌倦了幕宾生活，思家甚切，不时流露愿归返故乡的情思。

如《旅思》诗云：“十年尘土梦，百事与心违。

天逐残梅老，心随朔雁飞。

初春疑乍冷，久客似新归。

可叹金城柳，参差已十围。

”《堤上作》诗云：“独上长堤望翠微，十年心事计全非。

听敲窗雨怜新梦，逢故乡人疑乍归。

”这里流露的既是思乡又是自伤。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首诗是《感愤》：“漫向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

新闻总入狐鬼史(别本“狐鬼史”亦作“夷坚志”)，斗酒难消磊块愁。

尚有孙阳怜瘦骨，欲从玄石葬荒丘。

北邙芳草年年绿，碧血青磷恨不休。

”这里抒发的是忧愤，是怀才不遇，表明自己不甘为人作幕一生。

终于，在这一年的秋天，他便辞幕返回故乡了。

作幕生涯只有一年，但对蒲松龄的创作生活大有裨益。

首先，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远游，大开眼界，饱览风光，开阔了胸襟，陶冶了性情。

一年间，他对南方的生活状况、风俗习惯也有所了解，这对他创作以南方为背景的那些作品，如《晚霞》、《白秋练》、《五通》等显然是不可或缺的;如《莲香》作于南游期间，是可以肯定的。

其次，幕宾生涯使他有机会接触封建官僚机构的各色人等。

可以说幕宾一年使他深入到封建官府心脏，熟悉了其中种种内情，这就为他在《聊斋志异》中描绘、揭露官场的弊害生出各种新巧的构思打下了厚实的生活根基。

再次，在作幕宾期间，他还得以接触了南方一些能歌善舞的青年女性，如顾青霞、周小史，蒲松龄都有诗歌咏过她们。

在《伤顾青霞》一诗中对这位歌女的不幸早逝，寄以深切的同情和哀伤，这与《聊斋志异》多篇对年轻鬼女的描写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另外，一年作幕使他搜集了大量创作素材。

前面提及的那首《感愤》诗中所说：“漫向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

新闻总入狐鬼史，斗酒难消磊块愁。

”这里不仅表明他写作《聊斋志异》时间较长，也说明他积累较多。

《巧娘》篇末注明是“高邮翁紫霞”提供的材料。

还有，诗中把“狐鬼史”与“磊块愁”联系起来，说明这时作者已有明确的创作意图，是作为“孤愤”之书来写作了。

贫病交加 笔耕不辍 康熙十年八月初，蒲松龄自淮扬返里。

次年，他应乡试，又没有中试，尽管他带着孙蕙的一封荐书，也没起作用。

这时他的心情痛苦之极，每年“营巢抱卵，拙似春鸠，衔草随阳，劳同秋燕”，“场屋中更更漏闻”，“风檐下步步镂心”，结果还是“年年落魄”，使他“四十衰同七十者”。

这时他真的是“三载行藏真落水，十年意气已阑珊”。

由于子女多而且小，天时又“连岁降奇荒”，康熙十一年淄川一带大旱，蒲松龄处于他坎坷一生中最艰难困苦的时期。

所谓“贫因荒益累，愁与病相循”(《四十》);“大者争食小叫饥”(《寄弟》);“午时无米煮麦粥”(《日中饭》)，都是这一时期写下的诗句，到他老母亡故时，以致无钱治具，告贷无门，最后不得不接受王如水的慷慨相助。

这位小说家和诗人的穷困已达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可喜的是在此艰苦岁月中，蒲松龄依然坚持《聊斋志异》的写作，他虽也产生过“鬼狐事业属他辈”的念头，却始终未辍笔。

就在四十岁那年春天，这部杰作初具规模，并开始流传，蒲松龄感慨之余，乃作《聊斋自志》一文以弁其首。

文中写道：“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

”可见他是在相当清苦的生活中进行写作的。

坐馆四十年 家庭生活难以为继，又不愿为人作幕，也就只好到缙绅人家去坐馆了。

大约从康熙十二年(1673)起，蒲松龄开始了长达近四十年之久的塾师生涯。

初始，蒲松龄在本邑城北丰泉乡王家坐馆，与王敷政的几个弟弟一正、居正、观正及其堂弟王体正相处极为融洽，时有诗歌唱和。

蒲松龄在王观正死后写的悼诗《梦王如水》，尽情地抒发了他的沉痛之感，说明他们之间的深情厚谊。

蒲松龄大约在王家呆了两年后，就到罢职归田的翰林院检讨唐梦赉家去做西宾了。

唐梦赉极欣赏蒲松龄的才华，后数年唐梦赉为《聊斋志异》作序，说蒲松龄“幼而颖异，长而特达，下笔风起云涌，能为载记之言。

于制举之暇，凡所见闻，辄为笔记，大要多鬼狐怪异之事。

向得其一卷，辄为同人取去;今再得其一卷阅之，凡为余所习知者十之三四，最足以破小儒拘墟之见，而与夏虫语冰也”。

可以说，唐梦赉是蒲松龄的知音，也是最早赞赏《聊斋志异》的人。

大约在康熙十七年左右，蒲松龄可能在刑部侍郎高珩家坐馆。

康熙十八年(1679)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初次结集，作《聊斋自志》，高珩为之写序，阐述该书之特点和价值，以相推奖。

这些都说明蒲松龄的艺术才华和《聊斋志异》的价值已受本邑名流所注目。

然而康熙十七年，蒲松龄在乡试中又名落孙山，蹭蹬的命运和贫困的生活仍然在包围着他。

康熙十八年，蒲松龄年逾不惑，穷愁不遇，功名无望，贫病交加。

然而可以庆幸的是，从这一年开始，他不再飘若萍梗，已有了一个比较安适的馆去坐，淄川五村西铺的显宦毕家，聘他为西席。

蒲松龄遂设帐于绰然堂。

毕家在明末是个名门望族，号称“三世一品”、“四士同朝”。

蒲松龄的东家是刺史毕际有。

这位毕际有，字载绩，三年(1645)拔贡入监，考授山西稷山知县，后升江南通州知府。

因解运漕粮，积年挂欠，赔补不及，康熙二年(1663)被罢官。

以刺史称之，乃指其通州知州职衔。

毕际有喜读书，精于鉴赏，风雅自命，在南通州做官时便广交名流，与江南大名士陈维崧、孙枝蔚、杜凌、林茂之等结识，“夜夜名流满高宴”。

归田后，虽仍留心翰墨，有所著述，辑成毕自岩《石隐园集》，还曾助修邑志，但年事渐高，对于东山再起、光大祖业已然无意。

毕际有聘请蒲松龄来家设帐，一方面是为了教几个读书，但另一方面，蒲松龄也是他清谈的伴友，文字的代笔。

这样，毕际有对待蒲松龄比较友好，宾主相处十年，一直比较融洽。

毕刺史家的丰富的藏书开扩了蒲松龄的眼界，也为他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读书和写作的环境，更有意思的是毕际有虽曾为贵官，但思想较为开明，并不歧视小说家言，不以他家的塾师谈鬼说狐，撰写艳情小说为侈陈怪异，有乖风化，不仅不加干涉，甚至风雅相属，赞助《聊斋志异》的创作。

他除了提供一些素材外，还亲自为《聊斋志异》撰写短文，其中《》和《鸲鹆》两文，篇末明白地写着“毕载绩先生记”、“毕载绩先生著”。

这对蒲松龄继续创作《聊斋志异》，该是一种鼓励吧! 毕际有死后，其子毕盛巨主持家务，宾主年纪相仿，长时间同桌共食，相互依傍，直是如同兄弟。

蒲松龄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他后来的三十年。

除了以有限的时间出游、应试和抱病归家外，几乎全在毕家度过。

在这期间，文坛上的一段佳话出现了。

大约在康熙二十七年春暮，文坛两俊秀相识。

困守穷庐的秀才蒲松龄结识了位居台阁的诗坛盟主王士祯(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

毕、王两家，世代联姻。

毕际有的夫人是王士祯的从姑母。

王士祯与蒲松龄会面，就是在毕家。

蒲松龄与王士祯两人一朝相晤，便结下了文字之交。

康熙四十七年(1708)蒲松龄有《王司寇阮亭先生寄示近刻，挑灯吟诵，至夜梦见之》七绝二首，其一云：“花辰把酒一论诗，二十余年怅别离。

曩在游仙梦中见，须眉犹是未苍时。

” 王士祯返回新城后，主动写信给蒲松龄，而蒲松龄对王士祯的态度是尊敬和爱戴。

维系他们之间的纽带则又是《聊斋志异》一书。

据说，王士祯非常欣赏《聊斋志异》，他未等全书脱稿，就“按篇索阅，每阅一篇寄还，按名再索……或传其愿以千金易《志异》一书”，其中有些话虽不可信，但王士祯对《聊斋志异》颇为赞赏则是事实。

比如，他曾写过若干条眉批，并在蒲松龄五十岁那年写诗推崇《聊斋志异》，这就是那首为后世广为传诵的诗：“姑妄言之妄听之，豆棚瓜架语如丝。

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

”蒲松龄也有诗酬答：“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

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

”王士祯对蒲松龄的情意，对《聊斋志异》的称誉，不仅对蒲松龄是一种鼓励，也使《聊斋志异》飞出淄川，广为社会所知了。

由于孩子们渐次长大，蒲松龄的家境也日趋好转，到他七十一岁撤帐归来时，其家已是一个小康之家了。

在这段时间内，他没有续写《聊斋志异》的迹象，但还坚持诗文、杂著的写作。

蒲松龄晚年生活虽较安定，却好景不长。

不仅自己老况有加，幼孙也连“以痘殇”，到七十四岁时老妻又病故，他更觉凄寂，写出“迩来倍觉无生趣，死者方为快活人”(《悼内》)一类诗句。

一年之后，刚交七十六岁的蒲松龄，依窗危坐而卒，时为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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