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唐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六月十四日的“马嵬驿兵变”，在历史上算不上一个重大事件，过程也不复杂。然而，其知名度之高、影响之大，远远超过了事件本身。因为这个事件的内涵相当丰富，透过它，可以看到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特点。

　　那么，这一事件何以发生?主谋，或者说策划者是谁呢?无可置疑，前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关于后者，学者们各执一词，争议颇多。是太子李亨?龙武将军陈玄礼?还是宦官高力士?学者们各持己见，各有其辞。要想搞清这个问题，必须对开元、天宝年间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有所了解。

　　唐开元年间，由于唐玄宗李隆基励精图治，国运升平，百姓安乐，出现了“开元盛世”的景况。随着政局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兵力的强盛，唐玄宗的骄奢淫逸之心日趋显露，“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以声色自娱”(《纲鉴易知录》卷四十九)。尤其是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杨玉环入宫后更是沉湎酒色，倦于国事。而杨玉环的得宠，使其家族也一步“升天”：“姊妹兄弟皆列土”，特别是她的堂兄杨国忠，位居右相，兼任四十多个职务。权盖朝野，势倾天下：“自公卿以下，皆颐指气使，无不詟惮”(《旧唐书》卷一百六)。杨国忠掌握了如此大的权力，朝中文武百官无人能敌。唯一能与之抗衡的只有拥有重兵，实力渐大的边将安禄山。

　　开元末年，由于边疆形势的变化，唐玄宗对胡将的重用，使得安禄山很快崛起，其地位在天宝年间扶摇直上。到了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唐玄宗赋予安禄山的权力已经远远超过了边地任何一个将领，身兼平卢、河东、范阳三镇节度使，“恩宠特殊，总握兵柄。”安禄山的崛起，对杨国忠无疑构成了极大地威胁。“国忠知其跋扈，终不出其下，将图之，屡于上前言其悖逆之状”(《旧唐书》卷一百六)，二人之间颇多仇隙;而安禄山呢?他早已把朝廷的腐败、皇帝的昏庸看得清清楚楚。因此，他一方面用花言巧语、奇珍异宝取悦唐玄宗和杨贵妃，博得他们的信任;一方面加紧积累钱粮军资，招兵买马，伺机以反。和杨国忠矛盾的激化，更使他加快了反叛的步伐。

　　谈到“马嵬驿兵变”，太子李亨和唐玄宗、和杨国忠之间的矛盾也是不可忽视、不能不提及的。从表面上看，他们之间的矛盾似乎和安禄山反叛没有关系，或者说不是导致“安史之乱”的主要原因。但他们之间的矛盾却与发生在“安史之乱”中的“马嵬驿兵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为什么这样说呢?

　　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唐玄宗立第三子玙(天宝三年改名亨)为太子。起初唐玄宗还对他多有扶持，到了天宝九年(公元745年)，针对太子的韦坚、皇甫惟明、王忠嗣几次事件的发生，唐玄宗对李亨的疑忌逐渐加深，并予以防范。李亨为此极为忧虑和不安。而杨国忠呢?在李亨初为太子时拉拢不成的情况下，深恐日后太子监国与自己不利。几欲动摇李亨的地位，使李亨十分痛恨，又无可奈何。“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玄宗想亲自领兵平叛，让太子监国，亦担心李亨在监国过程中提高了威望。但出于对安禄山反叛的气愤，决定御驾亲征时还是准备让李亨监国，“逆胡横发，朕当亲征，且使之监国。事平之日，朕当高枕无为矣”(《资治通鉴》卷217)。在这种情况下，杨国忠则利用上述唐玄宗的矛盾心理，鼓动杨氏姐妹、尤其是杨贵妃对唐玄宗施加影响：“太子素恶吾家。若一旦得天下，吾与姊妹并命在旦夕矣”，“使说贵妃衔土请命于上，事遂寝。”(《纲鉴易知录》卷五十)使得李亨终未监国。这无疑更加深了李亨对杨国忠及杨贵妃的仇恨。

　　这些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对发生在“安史之乱”中的“马嵬驿兵变”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这里，有必要略谈一下“马嵬驿兵变”：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九日，安禄山“自幽州南下诣阙，以诛国忠为名”(《旧唐书》卷九)，率十五万大军扯旗反唐。唐王朝由于承平已久，武备松弛，安史乱军一路攻城夺隘，势如破竹。很快就兵进洛阳，逼近潼关。翌年六月，潼关失陷，唐玄宗携杨贵妃及亲信官员在龙武将军陈玄礼的保护下，仓皇逃蜀。十四日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马嵬)时，“将士饥疲，皆愤怒。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杀了杨国忠极其家小，并要求处死杨贵妃。唐玄宗无奈之下，“命高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縊杀之”，“与尸置驿庭，召玄礼等入视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处死杨贵妃后，唐玄宗这才得以逃往四川。

　　综上不难看出，“马嵬驿兵变”绝不是一次单纯的兵变，它实质上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一场政治夺权斗争。从这个角度来说，杨贵妃不过是这场斗争的牺牲品而已。兵变后，李亨借口百姓“遮路乞留”，没有随唐玄宗前往四川，而是率众北上，并于一个多月后即公元756年7月12日在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北)即位，即唐肃宗。可以说，太子李亨想除掉杨国忠，早登皇位是蓄谋已久的，而“马嵬驿兵变”不过是为他提供了一个机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