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史称诗圣,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一边在追求入仕、愤而辞官的路上不断挣扎,一边以自己的视角,用诗歌表现他所看到的大唐世界。儒家子弟的理想是学而优则仕,而杜甫的仕途之路是非常坎坷的。先是李林甫把持朝政,他没有入仕机会,后是安史之乱中的乱政,使他无从作为。使他在仕途上的成就非常小,小到对于唐代的社会几乎没有影响。

杜甫饱历战乱,不断在逃亡人群里挣扎,他在辞官之后,先在甘肃肃天水居于草庐,后又辗转西南的成都在朋友严武的帮助之下安家“杜甫草堂”,此后又有离乱的两年逃亡生活,逃亡之后,又在成都过寄人篱下的生活,此后又到夔州(今天的奉节)在夔州都督柏茂林的照顾下继续寄居生活,但即使在这样的悲惨生活里,他仍然是心怀家国天下,他写下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真的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对得起后世给他的“诗圣”的称号。

性格加上这些苦难的经历,杜甫的诗歌忧国忧民,关注民间疾苦,风格大都沧桑沉郁,难得有开心的时候。他的诗歌,要么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那般为国担忧,要么“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这样为创作蹙眉,很少有见开心的时候。

但在诸多的杜甫诗词中,有一首格外引人注目,那就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宝应元年(762年)冬季,唐军在洛阳附近的衡水打了一个大胜仗,收复了洛阳和郑(今河南郑州)、汴(今河南开封)等州,叛军头领薛嵩、张忠志等纷纷投降。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兵败自缢,其部将田承嗣、李怀仙等相继投降,“安史之乱”宣告结束。第二年春天,过着飘泊生活的杜甫才听到这个消息,他以饱含激情的笔墨,完成了这首被后世称为“杜甫生平第一快诗”的七律: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剑门关外,忽然传来喜讯,官军已经收复冀北一带。听到这个消息,禁不住泪湿衣裳。回头看看妻子儿女,也开心得不得了,正愁着怎么把书带走,最后也是欣喜若狂地随手卷起诗书。已经不再年轻的杜甫,想在大白天里高声唱歌,还想一醉方休,在春光的陪伴下返回家乡。此时的老杜归心似箭,他的心已经穿过巴峡个巫峡,直奔襄阳和洛阳了。
纵观杜甫的一生,似乎长期生活在一种悲凉忧愤的里,不是为国家担忧,就是为百姓疾呼,要么就是揭露“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丑恶。
他的诗歌里极少出现这种欢欣鼓舞放歌纵酒的开心场面,正因如此,晚年杜甫的这首诗更让我们感动,这像一束温暖的阳光,照耀着杜甫全集,也温暖着杜甫颠沛流离的一生。
唐朝名将李光弼是契丹人?李光弼的生平事迹介绍!
名将是契丹人?李光弼的生平事迹介绍!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李光弼是唐朝中期一代名将,曾率军平定,还镇压袁晁起义。可能还有很多朋友不清楚李光弼并不是,而是契丹人,他的父亲李楷洛原本是契丹酋长,后来在战争中牺牲。李光弼为大唐立下盖世功劳,但也遭到鱼朝恩等人的嫉妒,最后愧恨长逝,结局令人感到惋惜。如果你还不太了解李光弼的话,正好可以通过下面的文章认识下李光弼,感兴趣的朋友就一起来看看吧。 唐朝前期国力强盛,边地民族慕风向化,纷纷表示归顺,加上唐朝推行开放、包容的政策,因此许多少数民将领为朝廷效力,也就是所谓的“蕃将”。但谁也没有想到,唐朝爆发统治危机时,有一位来自契丹的蕃将,为唐朝“续命”上百年!不过此人的下场却有些悲惨,被宦官迫害,郁郁而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此人就是唐朝的“中兴名将”李光弼!别看李光弼,其实他是契丹人,“其先,契丹之酋长”。李光弼的父亲李楷洛在时归顺,后来做到朔方节度副使、蓟国公。别看李光弼是“官二代”,但他年少时就很努力,一边习武,一边学文,“幼持节行,善骑射,能读《汉书》”。 少年时期的李光弼投身军旅,屡立战功,在王忠嗣的麾下备受赏识,“忠嗣遇之厚,虽宿将莫能比”。后来王忠嗣甚至对属下说:“它日得我兵者,光弼也。”安史之乱爆发后,朝廷缺少良将,在的推荐下,“以光弼为云中太守,摄御史大夫,充河东节度副使、知节度事”。李光弼率领五千孤军在河北大破叛军,“斩首万计,生擒四千”。 但是由于瞎指挥,致使叛军攻破潼关,长安失守。李光弼率军赶赴灵武,之后奉命坚守山西太原,继续与叛军作战。太原之战中,李光弼兵不满万,却与十万叛军对抗,最终以少胜多,“斩首七万级”,对扭转战局产生重大影响。之后,李光弼又参军参与邺城之战,由于朝廷的错误决策,导致失败。 九位节度使中,“独光弼整众还太原”,之后朝廷加封李光弼为朔方节度使、天下兵马副元帅,全权负责指挥与叛军作战。在之后的河阳之战中,李光弼率领少量军队,与展开较量。身为三军统帅的李光弼,在交战时激励士卒,最终唐军再次获胜,“斩万余级,生擒八千余人,军资器械粮储数万计”。 762年,李光弼因战功被封为临淮郡王。此时浙东一带又爆发了袁晁领导的农民起义,义军一度发展到20万人,对唐朝统治构成严重威胁。朝廷急忙调李光弼率军前往镇压,李光弼经过十几次战斗,就把起义军打败,活捉袁晁。朝廷增加李光弼的食邑,“与一子三品阶,赐铁券,名藏太庙,图形凌烟阁”。 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李光弼立下了大功,特别是太原之战、河阳之战,堪称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史书称“战功推为中兴第一”,“唐室再造,李(光弼)、郭(子仪)之力也”。郭子仪虽然名望超过李光弼,但军事才能不如李光弼。郭子仪最后高寿善终,但李光弼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战功卓著的李光弼遭到了宦官们的陷害,因此他一直留在徐州,不敢去长安,即使下诏,李光弼也没有离开徐州。时间一长,部将也开始对李光弼产生不满,“光弼愧恨成疾”,最终在764年郁郁而终,时年57岁。临死前,部将们询问后事,身为孝子的李光弼说道:“吾淹军中,不得就养,为不孝子,尚何言哉!”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王士祯生平就成都有哪些 王士祯的神韵诗论是什么样子的
书法家与藏书 王士祯自幼酷爱书法,九岁即能草书。李集《鹤征前录》云:“阮亭楷书之精,逼真褚公《枯树赋》”。《同人书》中称其“小楷之工,足与云间雁行”。同时人孙枝蔚有诗赞曰:“潇洒已叹书法好,清雅谁敌赋诗勤。” 朝巡抚,书画家宋荦《西坡类稿》则称之:“书法高秀似晋人。雅不欲以此自多。人以绢素求书,辄令子弟代。惟二三同好间答书,必亲作其手迹,皆藏弆之”。 康熙朝书法家陈奕禧【褚河南枯树赋拓本跋】云:“今人惟新城总宪学之极得其神。先生海内文儒,不肯以一艺名。有求书者必命门弟子代笔,从不轻作。门弟子欲得先生书,辄假问字奏记先生随意落札便藏弆以为至宝;或稿纸传写,即涂抹点勘者,皆装潢成册。” 梁章钜【退庵书画跋】云:“先生本不以书名,亦有若无意于书,而柔闲萧散有晋唐风味。虽名书巨手,亦不能不让其。此其故不在行墨间也。” 王士禛以诗与诗论著称于文学史,其书名为诗名所掩。 著名文字学家与书法家马宗霍(1897—1976)在《霋岳楼笔谈》中称王士祯书法为“诗人之书”。 其书风与诗风一样,经历了数次变化,早期率真狂放,中年后潇洒俊逸,清雅悠长。 王士祯家富藏书,其先父有遗书,因兵火散佚过半。入仕途后,借他人藏书而录做副本。所得收入,悉以购书,长达30余年,从无间断。康熙四十年(1701)请假告归,惟载书数车以行,弟子禹之鼎为之画有《载书图》。作书楼“池北书库”,取池北书库之名命名,藏庋之富,甲于山左。与“曝书亭”并称盛一时。 有《池北书库藏书目》,收录宋元明本近500种,每书之下撰有题记。为之作《池北书库记》。 精于鉴赏。藏书印有“王阮亭藏书印”、“御史大夫”、“宫詹学士”、“忠勤公之世孙”、“经筵讲官”、“怀古田舍”、“琅琊藏书之印”、“国子祭酒”、“宝翰堂章”等图章数十枚。 现代藏书家王绍曾辑有《渔洋读书记》600篇。 神韵诗论 清初诗人王士祯,是继司空图、严羽之后倡导神韵理论的又一大家, 是“神韵说”的集大成者。遗憾的是,王渔洋平生只“拈出神韵”二字,并未对此作正面系统阐述。后世注家各执己见,纷纷诠释。 有认为“神韵”即 “格调”亦即 “肌理”,它是“彻上彻下无所不该”的,这是翁方纲“泛神韵论”的解释。有认为 即,郭绍虞先生力主此说,他指出 :“神韵”“韵” “实则渔洋所谓神韵,单言之也只一‘韵’字而已。” 敏泽先生以为神韵 “有时是指创作上和形似,形式等等相对应的内在的神似、气韵、风神等一类的东西”,“有时它又是指创作中那种在内容上以写景为特点,在风格上比较清新,富有诗情画意的气氛和境界。” 蔡钟翔先生认为 :神韵是“古淡清远的意境”。吴调公先生在其著作《神韵论》“。叶嘉莹先生也说 :总论中则说 :神韵的主要内涵是指诗味的清逸淡远”“总清远二妙,则为神韵。”钱钟书先生在谈到渔洋诗论时亦评述道“神韵乃诗中最高境 界”说等等。 以上诸“优游痛快,各有神韵。此外还有味外味”、“神韵分离,以韵为主”说自有其合理乃至深刻的方面,它们都不同程度地谈到“神韵”的某种内涵。然而就渔洋诗论和诗歌创作的实际倾向来看,似感不甚妥切。 有人认为,王渔洋标举的“神韵说”“有两层含义 : 一是指诗歌艺术风格上,“优游不迫”与“沉着痛快”两种风格并举而又侧重于古淡闲远一格 (简称“并举说”), 二是指在某一首诗歌中追求“与诗的高度统一,重在诗的内在品质”,韵则偏重诗的外在风貌(简称“统一说”)。 明清时期对古典文学文法的研究日趋深入缜密,而与此同时王士祯王渔洋的“神韵说”却又别开生面,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文法研究所执着的具体的文本形式,对古典作品艺术价值的理解上升到了一个更加玄奥的层面。 然而,究竟应当怎样理解王渔洋的神韵说在古典文学形式观念的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却还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 王渔洋自己在说明他的神韵说理论时说,他最喜欢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八个字;有时又标举出严羽的“,无迹可求”八个字来说明神韵的含义。 从他的神韵说观念和这些解释中很容易得出这样的观点:神韵是指作品中只可意会的某种情思内涵而不是形式方面的特点。 翁方纲为了澄清神韵说的玄虚之论,在专析神韵说的《神韵论》文中把神韵解释为“下笔如有神”的“神”,“熟精文选理”的“理”,乃至格调、肌理等,而最终归之为“君形者”,似认为神韵属于内蕴方面的东西。 现代学者钱钟书先生在谈及神韵时说,神韵“非诗品中之一品,而为各品之,至善尽美”,也就是入神之意。用“君形者”、“神”或神气、入神来解释神韵,都意味着是从作品内蕴的角度来理解神韵的。这样理解当然不错,因为“神韵”之“神”肯定与内在的精神意蕴相关。但这样解释的结果,“神韵”的“韵”字似乎还没有落到实处。 当代学者吴调公先生则对神韵说中的“神韵”一词作了更细致的分析: 神与韵,原来是浑然一体。但细细分析起来,却有一个由“神”生“韵”的过程。哪怕这变化很倏忽、很隐约,但却分明包含着歌德所强调的一种“灌注”过程。既有诗人主观“精神”的倾注,也有因灌注的需要从而有待于涵茹式地渟蓄或喷薄式地张扬,形成一种洋溢着“生气”的载体。 总的说来,神韵论者比古代各种诗论家都更为注意“韵”,注意带着内在节奏感的心灵的流动。吴调公先生不仅指出了神韵说所包含的“神”和“韵”,即内在的精神与外在的节奏两个方面,而且强调了神韵说的重心是在“韵”的方面,即“带着内在节奏感的心灵的流动”。 如果把严羽看作神韵说的先驱之一,那么应当说,他所说的“别材”、“别趣”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兴趣”还只是指示了一种模糊惝恍的意蕴,还没有将神韵的问题真正锲入到文本分析的实处,因而还没有构成关于艺术形式问题的观念。王渔洋则不同,他的神韵说已成为可认知甚至可效法的东西,也就是说已经形式化了。 翁方纲批评人们把神韵误当作王渔洋的发明:“诗以神韵为心得之秘,此义非自渔洋始言之也,是乃自古诗家之要眇处,古人不言而渔洋始明著之也。” 为什么人们会把古已有之的东西,当成是王渔洋的发明呢?除了因为王渔洋特标举出神韵说的名目以立门户外,更重要的是王渔洋谈论的神韵虽标榜“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实际上却有路径可寻。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