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江地区，指的就是今天安徽、江苏，江西，包括上海这四个地方。时，两江地区极为富庶，当地交通便利，商贸发达，属于当时的经济中心。 两江地区每年都可以为朝廷提供巨额财政赋税，满足国库三分之一的需求。每次榜上一半的人才，基本都来自这个地区。 所以，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如何才能管理好两江地区。对于清朝皇帝而言，这是一个头疼的难题。因为当时仍然是时局不稳，选择反抗的，依然。 尤其是江南地区，在明、清改朝换代，反抗得最为激烈。如果处理不好，对于刚刚建立的基业，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冲击。 清朝除了驻扎重兵外，也开始借鉴明朝管理地方的一些制度，在两江制度推行。明朝的督抚制度被运用上来。当然，这个也经历很长时间的摸索。 因为明朝的督抚制度，本身也不完善，再加上形势的变化。直到二十一年，两江总督的辖区、职权、跟当地巡抚的关系，才被逐步确立下来。 总督也由过去的地方军事掌管，转变为地方军政掌管。这个确立的时间，跟其他地方总督相比，要稍微早一些。直隶总督到二年才逐渐确立下来。 陕甘总督到二十五年才成为定制，中间经过多次变动。所以，两江总督的定制，实际上为清朝其他总督的设立，提供了很好的样式。 跟其他地方总督一样，两江总督自然总督所拥有的基本职权。它可以给皇帝单独上奏折，请示一些重要事务，或者给皇帝问好之类。 皇帝会进行回批，等到君臣二人商议后，即可推行相关事务。有时这些事务皇帝也会跟其他大臣商议，走公开程序，下发给总督施行。 朝廷给总督这一职权，即是为了方便总督处理事务，更是为了防止总督、巡抚之间，互相抱团。所以，朝廷也会给巡抚单独上奏折的职权。他们如果发现，对方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可以跟朝廷举报。 为了防止两个人私下达成默契，清朝在总督、巡抚的职权，刻意做了很多交叉。不过，总督职权上，会更偏向军事，巡抚更侧重民政。当然，这个并不是说，总督不管民政。 它也要负责，教化百姓，鼓励教育、引导风俗等事务。所以，总督跟巡抚之间，属于互相交织，互相监督的关系。除此之外，朝廷通常会让两江总督兼任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两个职位。 兵部尚书负责全国军事，兼任这一职位后，两江总督可以对辖区军队更好调动，直接节制辖区内绿营军。如果某一省份起战事，两江总督可以不用上奏，直接调集三个省份的兵力参战。 这个兵部尚书只是兼任虚衔，不具备实权。都察院右都御史是专门监察官员，两江总督可以凭着这个兼职，拥有监督任免辖区内文武官员的职权。 一些特殊情况下，两江总督会被授予大学士兼职。位居正一品。这让它可以从中枢朝廷，站在全国范围调度考虑。不过，这个兼职比较少。 当然，两江地区的特殊情况，也会给两江总督的职权带来不同。作为一个富裕地区的总督，两江总督的养廉银，也是位居全国总督前列。而且，随着形势变化，朝廷给两江总督的兼职，也越来越多。 清朝中期时，两江地区的漕运、盐政、河道三项事务，就开始逐渐交给两江总督担任。这三项事务，清朝都曾专门设立级别颇高的官员担任。可见地位重要。 漕运是把地方粮食，通过水路，运往京城、或指定地区的办的一种办法。两江地区因为产量丰富，成为漕粮的主要提供地点。 两江总督要协助漕运总督，完成漕粮的征收、运输，并有直接监察的职权。如果漕运总督出现空缺，两江总督也可兼任。 盐政是过去朝廷的主要收入来源。清朝清朝盐政中，两江地区最为重要。但是，但是，盐政内部腐败也是最严重的。 因为辖区原因，朝廷经常会让两江总督整顿盐务，到了十年的时候，直接裁撤两淮盐政，由两江总督兼任。 河道事务，两江总督辖区内，主要是对漕运经过的河流，进行整治。清朝走漕运的河流，基本在黄河、淮河、运河流域。这些河流在清朝时，都有经过两江地区。所以，两江总督也负责河道事务。 乾隆中期时，开始兼任河道事务。不过，在十年，黄河改道山东，两江地区内的河道事务，就不再重要。当时驻守在江苏境内的江南河道总督，被一并裁撤。两江总督的河道事务，就逐渐减轻了。 但是，除了漕运、盐政、河道三项兼职，到晚清时，两江总督还获得南洋大臣的兼任。这个职位的重要性，让两江总督一下子拥有掌握外交，筹办海防、稽查关税、手握南洋海军、陆军、创办洋务企业的职权。 晚清多项洋务举措，都跟这一职位有关。两江总督也一跃成为仅次于直隶总督后，清朝最有地位的总督。 随机文章美国洛杉矶级核潜艇撞上登陆舰，传言死30多人消息被封锁世界各地不明飞行物解析，5%飞行器来历至今不明聪明女人必知的男人心理学，学会了保证男人对你死心塌地盘点墓地风水禁忌事项，风水宝地不葬无福之人（坏人葬下去得恶果）盘点百度不能搜的十件事，超重口味挑战你的忍耐极限（千万别手贱）迷案在线 mazx.cn本站内容大多收集于互联网，内容仅供娱乐，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本站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 虽然在戊戌政治风云中能自保平安，但他的观点、态度悉为所知，戊戌政变后他自然不可能不协同再获重用。不仅如此，他还受到变相惩罚。 黄河自古以来就水患无穷，地处下游的山东更是深受其害，时常决口。1898年夏秋，山东黄河再次决口，数十县被淹，受难乡民无数，甚至浮尸蔽水。这时，慈禧地命令实龄已七十有五的李鸿章前往山东履勘山东河工。 派李前往当此苦差，慈禧当有自己的考虑：一是自己通过政变重新训政，想以派如此重臣前往灾区，显示自己对灾情的重视、对灾民的关心，以收买民心，稳定局面;二是李鸿章毕竟同情维新派，且有多人上奏要求弹劾，借此变相罚李。 此时已是初冬，而当他到山东时将是隆冬季节，对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来说，确实难以忍受，所以李鸿章在万般无奈中上折请求另选他人，但未被慈禧批准。 11月30日，李鸿章一行离开北京，他特别邀请比利时工程师卢法尔(Rouffart Armand)随行。12月11日，他们到达济南。他接受卢法尔的建议，决定采取近代西方科学方法，首先测绘全河情形，研究沙从何处而生，水由何处而减，探寻根治办法。在有些地段，他还亲率卢法尔及一些官员一同勘测。 1899年3月31日，李鸿章返京复命，距他出京正好四个月。在这四个月中，他不顾隆冬严寒，，驰驱两千里，认真查看，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拿出了长、短期治本、治标两套办法，确比许多敷衍塞责、贪图享受、甚至以河务谋私利的官员强不少。 不过，李鸿章关于河工的意见却未受到朝廷重视，许多具体建议都被朝廷和有关部门以种种理由推托、否决。李鸿章对此忧心忡忡，生怕水旱之灾会激起民变。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担心地说：“之受，不得谓一隅为灾，不关全局也。” 从山东勘河回到北京后，李鸿章仍然未受重用，但又闲居了八个月后却突然时来运转，，重任封疆大吏，被任命为两广总督。从“勘河”到“督粤”，这种官运的大伏大起看似命运捉弄，其实却是李鸿章一直耐心等待、不断窥测方向、最后果断行动的结果。 原来，虽然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将囚禁起来，但光绪皇帝活着对慈禧和守旧派就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因此慈禧曾打算以“帝病重”之名谋害光绪。但此时的中国已是“半殖民地”社会，慈禧不能不先试探各国对此态度，没想到各国纷表反对，甚至表示要派医生到宫中查看光绪皇帝究竟是否病重。而且，全国亦舆论哗然，尤其各地华侨纷纷发电，有时甚至数万人联名，要求慈禧归政，确保光绪平安。 面对强大反对，慈禧只得打消谋害光绪的主意。但她又于心不甘，打算“废掉”光绪，另立新帝。但这“废立”之事仍需试探外国的态度，可是慈禧等守旧派与洋人交恶，无从打探，于是与李鸿章私交不错的荣禄便走访李鸿章，请李打听外国人的态度。 李鸿章认为自己东山再起、重获大权的机会终于来临，便不失时机回答说，这是内政，如果先询问外国人的态度有失国体，但如果派我到外地当总督，外国使节必来祝贺，这时可顺便探问外国态度而又不失国体。 除了想重掌大权外，李鸿章提出外放当总督的另一个考虑是远离京城，以避开“废立”这一至为敏感、甚至有关身家性命的宫廷权力之争。荣禄为李之说法所动，所以几天后他就被任命为两广总督。李鸿章再获重用任两广总督的消息传来，外国使节果然纷纷前来祝贺。 当李鸿章“无意之中”向他们谈起废光绪、立新皇帝的问题，这些使节则表示这是中国内政，他们“理无干涉”，但他们的国书都是给光绪皇帝的，如果另立新君是否继续承认则要请示本国，间接表达反对废立之意。荣禄、李鸿章担心废立会引起外国干涉和国内一些官员反对，因此他们也不太赞成此时废立。于是荣禄提出了不必过于着急，可先立“大阿哥”、慢慢再取得皇帝“大统”的建议，得到慈禧认可。 而任命李鸿章为两广总督，则是慈禧的。对权谋术数，慈禧可能比李鸿章还要精通。李想外放当总督，慈禧则顺势让他当两广总督，因为广东紧邻香港、洋商众多，中外交涉日益繁杂，不懂洋务者很难在此为官，李鸿章当是最佳人选。 更重要的是，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在海外华侨、华商中得到广泛支持，声势越来越大，而侨民、侨商大多数都是广东人，所以广东同情康党的人很多，慈禧认为广东人心浮动、局面不稳，只有像李鸿章这样资望甚高的官员才镇得住。 慈禧此举最厉害之处在于，她清楚知道李鸿章从思想、观点上赞成、同情维新，所以一定要李前去镇压康党，将李置于不能不明确态度的“风口浪尖上”，既是对李的考验，又可将李“拉下水”强迫他也成为与自己一样的维新派的镇压者。 就在任命李鸿章为两广总督的第二天，慈禧便以光绪之名诏谕各省督抚严密缉拿康有为、梁超：“康有为及其死党梁启超先已逋逃，稽诛海外，犹复肆为簧鼓，刊布流言，其意在蒙惑众听，离间宫廷。” “近闻该逆狼心未改，仍在沿海一带倏来倏往，著海疆各督抚懔遵前谕，悬赏购线，无论绅商士民有能将康有为、梁启超严密缉拿到案者，定必加以破格之赏，务使逆徒明正典刑，以申国宪。”其中特别强调“沿海一带”“海疆各督抚”，显然是说给李鸿章听的。 1900年1月7日，李鸿章春风得意、地离京南下，于1月16日到达广州，只隔了一天就接印视事。在政坛失势一段时间后仍审时度势、积极活动，最终竟以年近八十之高龄东山再起、重任封疆大吏。李鸿章的能忍能等与终生嗜权恋栈的性格显现无余。 在两广总督任上，李鸿章必须面对如何处理与康党的关系。1月24日，清廷封时年十五的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因光绪二十五年是己亥年)，是顽固派废黜光绪的一种试探。此谕一出，全国舆论沸腾，一片反对之声，康、梁加紧了在广东的活动，准备“武装勤王”。 对康、梁，李鸿章一方面“奉职而行”，严禁其党羽在广东活动;另一方面又留有某种余地，不想与康党彻底决裂。如由于捉拿不到康、梁，慈禧怒而严令李鸿章将康、梁在广东的祖坟铲平，但李却以种种理由迟迟不动，因为他知道在中国传统中只有罪大恶极、才“铲祖坟”。所以他上奏说“惟虑激则生变，铲平康坟，似宜稍缓”。 但慈禧大怒，痛斥李鸿章道“语殊失当，康逆罪大恶极，如真欲乘机起事，岂留一逆坟所能遏止。该署督身膺疆寄，惟当，力遏乱萌，傥或瞻顾彷徨，反张逆焰，惟李鸿章是问”。在慈禧的威逼下，李不得不铲平康、梁祖坟，但暗中仍与康、梁有间接来往。 所以康、梁对李虽有种种不满，尤其梁启超甚至一度想派人暗杀李，但总体上对他的态度与评价是“敬其才”“惜其识”“悲其遇”。由此也反映出李鸿章对中国未来发展大势有所判断，一直对康、梁预留后路的狡猾。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