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章武三年(223)4月刘备在白帝城向诸葛亮托孤，刘备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君可自取”一般理解为“你可以自己干”，也就是把蜀汉皇帝的位子让给诸葛亮。诸葛亮闻言涕泣不已，对刘备说：“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于是成就了一段君臣托孤的佳话，《三国志》、《后汉纪》等认为刘备说这些话出自一片坦诚，是真心的;以《魏氏春秋》为代表的一些史书则认为这是刘备的试探，是“诡伪之辞”。

不同的解读有不同的结果，刘备是“真君子”抑或“真小人”?或者又是“先小人后君子”?究竟该如何理解呢?

这个问题可以从刘备的性格上去分析，因为英雄人物的性格有时会制造出一些历史的偶然性来，但比性格更关键的是形势，分析一下当时蜀汉的内外部形势，也许就能找出正确的答案了。

当时的形势是，刘备亲率数万大军征吴，结果兵败夷陵，几乎全军覆没，蜀汉国力大损，蜀中惊惧。这是蜀汉面临的大形势，刘备个人还有一个“小形势”，分析一下情况更恶劣得多。

　蜀汉内部一向复杂，派系特点历来鲜明，这不是刘备造成的，因为在他入蜀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在刘焉、刘璋父子时代蜀中至少存在三大派系：一是本土派，即益州本地的官员;二是东州派，即刘氏父子从外面带进来的官员;三是游离于二者之间的政治势力，既不是出身于本土又与刘氏父子关系没那么密切，如出身于关中扶风地区的扶风派。

本土派人数多但不处在权力核心，东州派人数不占优势却大权在握，扶风派等处在权力的边缘地带，渴望改变现状，刘璋引刘备入蜀，就是扶风派的法正、孟达等人极力促成的，本土派对此强烈反对，东州派则野幻想刘备的到来可以充实本派的力量。

刘备夺取益州后，为稳固局势对各派兼容并收，不仅重用了扶风派，又大量吸收了本土派官员，还招纳了刘璋原来的嫡系东州派，表面看来建立起了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但各派之间的分野仍然明显。

与法正、孟达等人不同，本土派希望安定，排斥外来势力，也没有向外扩张的兴趣，刘璋也罢、刘备也罢，或者换成曹操、孙权，谁来统治益州他们都没有意见。

刘备建立蜀汉政权后，原有的派系没有弥合，又增加了刘备带来蜀中的一派，而这一派又可分成两个阵营：一是早年追随刘备的旧部，如关羽、张飞、赵云、麋竺等人;二是追随刘备时间较晚、出身于荆襄或长期在荆襄任职的人士，如诸葛亮、庞统、马良、马谡、杨仪、蒋琬、刘巴、习桢、魏延、黄忠等。

所以在刘备生前蜀汉即事实上形成了“五派林立”的局面，对刘备这个汉中王和蜀汉皇帝而言这是极为不利的，刘备也试图改变这种状况，比如对荆襄派的不断崛起刘备就抱有警惕，一向待人宽和的刘备曾不假掩饰地表达过对一些人的不满：打压过庞统，要杀蒋琬，一再对刘巴表示反感，对马谡评价很差，上面这几位都属于荆襄派。

刘备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壮大嫡系力量：一是拉拢东州派，娶刘焉的儿媳吴氏，后来扶为皇后，重用吴壹、吴班;二是重用扶风派成成员，将法正视为谋主，重视程度超过诸葛亮，又重用了孟达、马超;三是破格提拔荆襄派中的将领，如魏延、黄忠，将其发展为嫡系;四是提拔本土派中的后起之秀，最具代表的人是黄权;五是巩固与早年追随自己的这一派的关系。

关羽死后，刘备特别重视与张飞的关系，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一是让太子刘禅娶张飞之女为妻，以后成为皇后，与张飞结成“血亲之盟”;二是让张飞以车骑将军的身份兼任司隶校尉，汉代的司隶校尉类似州牧，是首都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张飞当时长期屯兵阆中，并不在成都，为何有这项安排呢?

司隶校尉不仅只是行政官，它还是一项重要职责：纠举百官。刘备让张飞兼任此职其实是为以后布局，是想在自己百年后儿子刘禅接班，张飞这个岳父可以更好地保驾护航。

从张飞、法正、孟达、黄权到吴壹、吴班、魏延，刘备为儿子铺了很多路，如果一切如愿，刘禅接班后位子应该是稳当的，刘备足可以放心了。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切又都发生了改变：先是法正早逝，让刘备痛失“谋主”;接着关羽遇害、孟达投降、养子刘封被杀;夷陵之战前张飞又突然遇难，刘备始料未及;刘备执意进兵结果惨败而归，个人名望大损，主将吴班虽然没有战死但嫡系损失殆尽;被刘备寄予厚望的“明日之星”黄权竟然投降了曹魏。

可以说，刘备之前的几项重要布局几乎全线崩溃，他虽然还在皇位上但地位已相当不稳，刚退到白帝城时成都附近便发生了汉嘉郡太守黄元叛乱事件，其实已敲响了警钟，这恐怕也是刘备宁愿呆在白帝城也不愿意回成都的原因。

就刘备个人而言此时已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对于一生几起几落的刘备来说这也不算什么，但他此时身体状况极度转差，已无重新振作的可能，只能考虑后事了。

此时唯一能将蜀中各派力量整合在一起的人只有诸葛亮。诸葛亮很注重“统战”，对本土派和东州派都十分尊重，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更得到荆襄派毫无保留的支持，张飞、关羽、马超、法正均已故去，诸葛亮事实上成为蜀中各派政治势力共同的核心。

刘备显然清楚这些，所以他让诸葛亮“自取”并非谦虚客套，也不是有意试探，而是对事实的清醒判断，正如当年陶谦把徐州让给他、刘表也表示过把荆州让给他那样，对刘备来说这件事很正常。

但诸葛亮是一个深受传统儒学和礼法教育的人，自追随刘备起就视其为明主，没有动过自立的念头，所以拒绝了刘备的盛情，甘心辅佐后主。

这让刘备深为感动，所以临终前把理王刘永叫到床前，对他说“汝兄弟父事丞相”，告诉他们与丞相的关系不是君臣而是“共事而已”。

当时太子刘禅不在身边，刘备又专门交代他“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这句话不是顺口一说或让人转达的，而是以诏令的形式正式发布，说明刘备对这件事很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