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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5年,刘秀在河北鄗县(今河北柏乡县固城店镇)即位称帝,光复汉室,史称东汉,这是继西汉之后又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东汉传八世十四帝,历时195年,与西汉合称汉朝。两汉时间相近,环境类似,国力相仿,两朝皇帝的寿命却差异颇大,令人费解。
东汉皇帝的平均寿命只有26.71岁,相较之下,西汉皇帝的平均寿命达到37.75岁。两者相差近12年。十二位西汉皇帝中,有两人60岁以上,五人在40-49岁之间,昌邑王刘贺34岁,三人年龄在20-29岁之间,仅汉平帝刘衎低于20岁。
图1 东汉版图
在东汉皇帝中,除婴帝刘懿外,生卒可考的有十三人。刘秀终年63岁,年龄最高,其次是刘协的53岁,刘庄47岁排名第三,4人在30到39岁之间,2人在20到29岁之间,4人在20岁以下。在大一统王朝中,东汉皇帝的寿命是最短的。
从宏观上看,西汉初期,全国人口仅有1300万。经过“文景之治”,人口数量逐渐增加。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人口突破3600万,不过,武帝后期加重了兵役和徭役的负担,导致国内“户口减半”。宣帝末年(公元前49年),人口恢复到5000万。
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公元57年),人口数量仅为2100万。在顺帝永和三年(138年),人口再次恢复到5386万。此后,灾害和战乱不止,人口总数略有下降,始终在4900万附近徘徊。到东汉后期,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人口攀升到5648万。受灾害、战争和医疗条件的局限,汉朝人口的平均寿命仅有29岁。即便如此,东汉皇帝的平均寿命仍低于当时的平均值。
在十四任东汉皇帝中,从死亡原因看,有九人正常死亡,占64.29%,三人幼年夭折,占21.43%,二人非正常死亡,占14.28%。从年龄层次看,40岁以上的三人,占23.77%,20-39岁的六人,占46.15%,20岁以下4人,占30.78%。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可以看出,东汉皇帝夭折和非正常死亡率超过了三分之一。作为封建统治的核心,皇帝过早去世,意味着政治格局的不断调整,分散了统治阶级治国理政的注意力,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刘肇(79年―105年2月3日),即汉和帝,东汉第四位皇帝
此外,东汉幼年皇帝的比例接近总数的三分之一。第四任皇帝汉和帝刘肇十岁即位,此后历代的皇帝均为幼年即位,平均即位年龄9.5岁,平均年龄24岁。最小的殇帝刘隆即位时刚过百日,在位220天悄然离世,是历史上寿命最短的皇帝。最长的是桓帝刘志,时年不过十四岁。
东汉皇帝短寿早夭的现象,在当时已经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东汉末年哲学家仲长统就是其中之一。他在自己的著作《昌书》中,对其中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可惜原书失传。不过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引述了仲长统的论述。
仲长统认为“昼则以醇酒淋其骨髓,夜则房室输其血气。”“字育太早,或童孺而擅气,或疾病而构精,精气薄恶,血脉不充。”这话是说帝王将相饱食甘肥,沉迷享乐,造成身体羸弱,其子女尚未成年,早已生儿育女。后代再次重复父辈的荒淫放纵。先天不足,加上后天养护不及,势必体弱多病。自身不正当的日常作息和生活习惯,成为皇帝早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医生承担着救死扶伤的重任,东汉的医疗体系分为中央、专门和地方三级。中央以太医院为主,为皇族和高级官员服务。设“太医令一人,六百石”,“掌诸医”,共有312人。在必要时,还可召集社会医疗资源为其服务。专门机构是指为军队、牢狱和徭役服务的机构,以此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三是地方医疗机构,只有在发生灾害疫情时,由朝廷发布医疗援助的命令,地方政府负责具体执行。
太医院代表东汉最高水平的医疗水平,却存在诸多不足之处:首先,只为特权阶级服务,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别。其次,人为利用制度漏洞,太医淳于衍利用职务之便,直接毒杀了许皇后。最后,医疗水平差。通常医治时,医术和巫术并用,医疗水平本身存在着迷信思想和冒险性。东汉的医疗水平低下,是皇帝短寿早夭的客观原因。
相较东汉皇帝的短寿,皇后却很长寿。东汉共有19位皇后,生卒可考有8位,平均年龄40.75岁,皇后比皇帝长寿14.04岁。早在西汉时期,确立了皇后的正统地位,因此,在先帝亡故后,在继任者年幼、昏庸、懦弱或皇肆中断时,皇后就能以皇太后的身份,充当监护人,临朝称制,总揽大局,拥有和皇帝相同的权力。
据范晔《后汉书﹒皇后纪》记载:“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四帝分别是安帝、质帝、桓帝和灵帝四人。六后是指窦、邓、阎、梁、窦、何等六人。自和帝后,屡次出现了“主少母壮”的政治格局。这种情况,在历史上绝无仅有,实属罕见。
在权力的催化下,皇后“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以此达到长期霸占权柄,掌控朝政的目的。以和帝皇后邓绥为例,和帝有长子刘胜和幼子刘隆两人。邓绥以太后的身份,认为刘胜身有痼疾为由,废长立幼,拥刘隆为帝。刘隆不幸夭折后,邓绥又另立十二岁的刘祜为帝。一太后立两个幼帝,把持政局长达16年,反映了东汉政治制度的不健全。太后挟私扶立幼主,加上医疗水平差,是东汉幼年皇帝夭折率偏高的内因。
东汉皇帝中,还有两位皇帝死于非命,这是非常极端的事件。质帝刘缵因不满外戚梁冀跋扈专断,在朝会上公开称其为“跋扈将军”,遭到梁冀忌恨。本初元年(公元146年)闰六月,年仅8岁的刘缵被梁冀毒杀。
不仅如此,中平六年(189)四月,少帝刘辨即位,宦官和外戚两股势力相互绞杀。董卓以勤王的名义,进入洛阳,废黜刘辨,另立献帝刘协。同年九月,在位不到半年的刘辨,遭到董卓毒杀。人为因素,成为影响东汉皇帝寿命的偶尔因素。
先皇短寿早夭,造成太后临朝。太后大权独揽,重用外戚。继任者被架空,与宦官势力合谋夺权。继任者重用宦官,再次提前谢幕。新一任太后重新临朝,外戚复起壮大。如此循环往复,东汉的政治生态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各种因素相互叠加,必然性和偶然性彼此影响,给东汉帝王的命运蒙上一层阴影。外戚和宦官和轮番坐庄,促使东汉王朝的命运走向一条不归路。
参考文献:《后汉书﹒皇后纪》《千金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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