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荣是的养子，因此也叫郭荣，二人都是贫下中农出身，所以深知民间疾苦，一旦掌权，知道怎样做事才能让老百姓拥护。特别是柴荣，成为后，获得的评价很不错。司马光在拿他和五代时期另一个能力较强的帝王相比时，说：“世宗以令御群臣，以正义责诸国……其宏规大度，岂得与庄宗同日语哉!《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世宗近之矣。”(《》第二百九十四卷)说他接近《尚书》所说的那个标准了，可见评价之高。 然而，能干如斯的周世宗，却在当了六年皇帝之后，壮志未酬，英年早逝。按照周世宗自己的人生规划，他还有许多大事要做，毕竟国家尚未统一。如果不是死得太早的话，以他的能力，在当时之世，统一的大任很有可能落到他头上。可是，历史毕竟无法假设，后人只看到，周世宗的部下捡了个现成便宜，在周世宗的政绩基础上，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另一个主要朝代。而仅当了数年皇帝的周世宗，却因后周的历史过于短暂，在历史的星河里黯淡了。周世宗的死因，《资治通鉴》没有作过考证，但是，有一件事情，也许与他英年早逝有关，这也是周世宗一生最大的缺憾。 周世宗刚上台时，亲自率军和北汉打了一仗。当时，众朝臣纷纷反对他这样做，但周世宗没听从，结果。从此，周世宗大小政事全由自己亲自决定，文武百官只有接受命令的分儿。身居皇帝高位，却想包揽天下事务，长期这样操劳过度，不累出病来才怪呢。周世宗的英年早逝，会和这毫无关系吗?就算“包打天下”的做法没有“打”坏周世宗的身体，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这种做法延续下去，将给后周的管理埋下严重的隐患，国家迟早会垮在这上。一个人包打天下，自身的潜能倒是能发挥到极致，但另一方面，却挫伤了多数人的积极性，消除了来自多方面的力量。这样做到底值不值?这应该是个很简单的算术题，可惜周世宗太“忙”了，没有时间去算一算。 更重要的是，一个人包打天下，将会使管理制度永远没办法“立”起来。治理国家(或一个具体的单位)，首先需要的是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制度，以制度管人管事。而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某个人身上，是十分不可靠的，碰到周世宗这样能干的人，尚可支撑下去，碰上周世宗继位的儿子——七岁的周恭帝，政权不就被赵匡胤夺去了?后世的也有类似的做法：废除了丞相的职位，以皇帝兼任这份重要工作(皇权相权通吃)，在朱元璋、父子手上还吃得下(毕竟这二人能力不同常人)，后来的皇帝就根本吃不消了，到头来连皇权都未必抓得牢。也没有以前那种“宰相”，皇帝的工作量比任何一个朝代都大，结果自己累得苦又怎么样?还不是，国家就是富强不起来，而且大步走着下坡路。这些和周世宗一脉相承的做法足以证明，即使周世宗统一了全国，再当三五十载皇帝，后周也不可能长治久安。 周世宗的未竟事业在今天看来已无所谓惋惜不惋惜，但他身上的这个缺憾，对群众、对干部都有示，那就是：工作要认真做，身体也要好好爱护;自己的潜力要充分挖掘，别人的积极性也要大力激发，众人拾柴火焰高，多几个人出力，事情总是更好办。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说起(1084年-1156年)，几乎无人不晓，特别是济南人更是引以为豪。她才华横溢却命运不济，中年以后适逢乱世，流浪不顺，屡遭变故，特别是在晚年还留下一个千古之谜—到底有没有改嫁张汝舟? 持改嫁观点的几乎都出自宋代人的记载，甚至还有几位和李清照同时期，从目前能查阅到的宋代文献看，在宋代都没有人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但自明、清起出现不少文人学者为其辩诬，造成目前两派观点的局面。仔细分析这些文献，“改嫁”观点占据的论据更充分一些，“辩诬”派的观点都没有实证，因此，我倾向于“晚年改嫁张汝舟”之说。 在宋代记载李清照改嫁事实的文献有七处，现全部抄录下来。 一、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易安再适张汝舟，未几反目，有事与綦处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材”，传者无不笑之。” 胡仔，绩溪人。做过常州晋陵县令，后居湖州(浙江吴兴)，此书为1148年作于湖州。 二、王灼《碧鸡漫志》——“，京东路提刑李格非文叔之女，健康守赵明诚之妻。……赵死后，再嫁某氏，诉面离之。晚节流荡无依。” 王灼，遂宁人，此书作于1149年。 三、晁公武《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先嫁赵诚之，……然无检操，晚节流落江湖间以卒。” 晁公武，巨野人，此书成于1151年。 四、洪适《隶释》——“易安居士表上于朝。赵君无嗣，李又更嫁。” 洪适(1117-1181年)，鄱阳人，此书成于1167年。 五、赵彦卫《云麓漫钞》——“投内翰綦公崇礼启：清照启：素习义方，粗明诗礼。近因疾病，欲至膏肓，牛蚁不分，灰钉已具;尝药虽存弱弟，应门惟有老兵。……忍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材。身既怀臭之可嫌，惟求脱去;彼素抱璧之将往，决欲杀之。遂肆侵凌，日加殴击;可念刘伶之助，难胜之拳。局地扣天，敢效谈娘之善诉;升堂入室，素非李赤之甘心。……清照敢不省过知惭，扪心识愧?责全责智，已难逃万世之讥，败德败名，何以见中朝之士?虽南山之竹，岂能穷多口之谈;惟智者之言，可以之无根之谤。” 赵彦卫，宗室，此书成于1206年。 六、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二年(1132年)九月戊子朔)有右承奉郎兼诸军审计司张汝舟属吏。以汝舟妻讼其妄增举数入宫也。其后有司当汝舟私罪，徒，诏除名，柳州编管。李氏，格非女，能为歌词，字号易安居士。” 李心传(1166-1243年)，此书成于1209年。 七、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名士李格非文叔之女，嫁东武赵明诚德甫。晚岁颇失节。” 以上宋代文献中，《投内翰綦公崇礼启》是李清照个人所写(少数人怀疑其中有篡改之处)，叙述情形具体而详实，整篇文笔精彩而凄厉。在李清照的首任丈夫赵明诚死后，她一直生活在飘荡无助、心惊胆颤、食宿有忧、体弱多病的状态下，《金石录后序》中真实记述了这些情况，特别是她和赵明诚殚精竭虑收藏的金石文物，大都因无力保护毁失。再嫁的初衷，只不过是想安度晚年而已，况且在宋代改嫁是极其平常之事，譬如、等对再嫁改嫁是明确持宽容与同情态度的。 但是李清照的二婚仅仅维持了半年就与第二任丈夫张汝舟，宁肯坐牢也要坚决摆脱这场婚姻。在《投内翰綦公崇礼启》中，李清照向沾亲带故的綦崇礼道出了其中原委，张汝舟与她结婚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霸占她手中仅存的少量金石文物，而李清照不交给他，张汝舟恼羞成怒，甚至拳脚相加。在李清照看来，张汝舟与自己的婚姻是一场骗局，此人不仅道德败坏、行为低劣、为人粗鄙，这对于李清照这样一个个性鲜明、爱憎分明、情趣高雅的女性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于是李清照又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告发张汝舟“妄增举数入官”(虚报考试次数)，张汝舟最终被除名、流放。按照当时法律，如果丈夫被流放，那么妻子就能合法地与之离婚。但是如果妻子告发丈夫，就算丈夫被判刑，妻子也要坐牢两年。庆幸的是，由于綦崇礼等亲朋们的庇护，李清照仅仅在监狱里待了九天，就出狱了。 李清照晚年再嫁并且又迅速离婚这件事情给她的声誉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李清照在世时就遭到不少讥讽，事实上，李清照本人也意识到这件事情会给自己造成的消极影响，她在给綦崇礼的中，就说：“清照敢不省过知惭，扪心识愧。责全责智，已难逃万世之讥;败德败名，何以见中朝之士。虽南山之竹，岂能穷多口之谈?惟智者之言，可以止无根之谤。” 但自明清以后，有不少的学者拼命地要维护李清照的形象，尤以俞正燮最甚，他们认为再嫁是伤风败俗的行为，不可能发生在李清照的身上。他们的理由也很苍白，例如：李清照出身官宦世家、，本人又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她不可能做出再嫁或者离婚的事情;李清照当时年纪已经比较大了，不可能再嫁;李清照与赵明诚感情深厚，她不可能背叛赵明诚，等等。 用现代观点来说，李清照改嫁与否，并不影响她的地位和其在世人心中的形象，她在婚姻上的爱憎鲜明、行为果断、态度坚定，为摆脱痛苦生活而敢作敢当的精神，现代人都很难做到。她不仅是位杰出的女词人，更是为伟大女性!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