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台湾经济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峰。股市天天破万点的加持下，社会上掀起了一股股纸醉金迷的热潮。

不仅达官显贵日日吃香喝辣，连中低收入者也有着属于自己的小确幸──好嫖的不仅能找到流莺，甚至有雏妓这个选项；好赌的则有「大家乐」与数不清的赌博电玩。

然而，在这从未停歇的狂欢中，罪恶悄然孳生……

 

凌晨的报案电话

1988年6月23日的凌晨五点多，基隆市消防队接到一通报案电话。来电者是一个出租车司机，他说载到一名女乘客，要他打电话给消防队，说基隆市信三路的五福旅社有两个人被杀伤。

接获通报的消防队派人上门，却赫然发现事情远远不是「有人被杀伤」这么单纯。

他们一走进五福旅社，浓厚的血腥味便扑鼻而来，一楼地板染满大片血迹。救护员当机立断地通报市警局，市警局再转达刑警队，派出二分局刑警前往查看。

赶到的刑警小心翼翼地清查着一楼的房间。

五福旅社的格局如下：

一进门的左手边是柜台，大厅的右前方是通往二楼的楼梯。

柜台往后走是一条狭长的走廊，由前到后连接起101号房、102号房和最尾端的厨房。

走上楼梯到二楼后，一条L型的走廊串起四个房间。上楼左手边第一间是201号房，右手边第一间是202号房，往后依序是203、204号房。

在这七间房里，警方竟找到了五名死者。他们的双手被浴巾反绑，均遭割喉而死。事态非常明显──这五名死者是遭同一个凶手或集团给杀害的。

在人的印象里，台湾还没有发生过如此大宗的集体谋杀案。

随着警方进进出出，媒体也将闻风而至──在差不多一年前解除戒严后，要让媒体像过往一样，压着这类与政治不大相干的案子不报导是越来越难了。

在台湾社会迎来重大变革的年代，基隆市警察局的破案压力可想而知。在新闻见报的同日，警方快速地查出了死者的身份。

他们是经营旅社的简顺宏、周美珠夫妇，服务生吴小琳，住宿的旅客沙益明，与应召女郎「可可」傅淑媚。无论以情杀或仇杀来看，死者的「组合」都相当奇怪。

加上经法医杨日松解剖后，发现凶手的手法相当「专业」，均是颈部遭利刃砍杀，一刀贯穿喉管，当场死亡。抢劫夺财集团，是最有可能的假设。

消失的房客登记簿

警方一一清查死者的身家状况，寻找犯案动机──简顺宏与周美珠夫妇的财务状况良好，虽因顶下旅社每月须缴纳大额租金，但简顺宏本身是航运大副退休，加上旅社营运顺利，不可能有财务纠纷。吴小琳虽然是旅馆服务生，但可能与另一名死者傅淑媚一样涉及性交易，是否因感情状况惹上杀机？

然而住客沙益民是最令人困惑的死者了。

他是宪兵退役，防身术好得很，却为何陈尸厨房？从沙益民的死亡，警方研判歹徒至少三人以上，且具有一定的攻击能力，才能制服并杀死退役宪兵的沙益民。

令人疑窦的是，沙益民并非独自一人，他是和罗姓与李姓两个朋友一起到五福大旅社投宿。罗姓友人后来离开，而李姓友人则在三楼的房间呼呼大睡。

这会是三人之间酒后起了争执所发生的惨剧吗？然而，若真如此，则为什么李姓友人不和罗姓友人一起离开，反而留在旅社里面等警方来清查呢？

这显然说不通。再看犯案手法相当纯熟，莫非是沙益民的仇家上门寻仇，而旅馆老板夫妇与员工不过是倒霉被灭口？许多疑点等着警方一一解答。

在一团迷雾中，五福旅馆的旅客登记簿成了警方最重视的线索。在戒严的时代，住旅馆不只要登记，还得「送该管警察所或分驻（派出）所」。

这是因为在戒严时期，人民其实没有迁徙的自由，人口在各地的迁入与迁出必须向辖内警察机关报备而衍伸出来的管理办法。五福大旅社也不例外。

然而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位于港口附近的五福大旅社，有一半以上的生意都来自于情色产业对「休息」的需求。而去旅社「休息」的人会希望自己的风流逸事都写在一个警察大人可随意翻阅的小本本上吗？不可能吧。于是五福大旅社采取了折衷的做法──他们依法登记，但养成了迟交档案的习惯。

这给当时的警方造成了一点困扰。

然而问题并不太大，毕竟簿子还在，而迟到总比不到好。然而当警方找到了登记簿，他们的精神为之一振──有两页被人撕掉了！

这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做法，无疑宣示了行凶者曾经入住五福大旅社的事实──至于凶手为什么不整本带走烧掉，这就不是我能理解的范畴了。

神祕出现的橘红色枕头套

警方接着访查当晚住宿五福大旅社的住客，从住客坏掉的电视（两点修好一次，接下来四点又坏了，这时没人应答，他就去睡了）得知案件大约发生在凌晨四点左右。另一方面，警方接获线报，指称有人在百福社区发现一些可疑的染血衣物。

这堆衣物成了破案的关键。染血的白袜子与白布鞋显示了衣物为何被丢弃的原因，而毛巾和女包则将之与五福大旅社连结在一起。在这堆衣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橘红色的枕头套，上面绣着「大华大饭店」。

下一步？自然是去大华大饭店了。

事情顺利地不像话。大华饭店的员工告诉警方，805号房丢了一到两个枕头套。警方于是兵分两路，分别住进了802号和807号房埋伏监视，逮捕了返回饭店的嫌疑犯王腾辉与施东宝，并从他们身上搜出了傅淑媚的驾照。

在分组侦讯下，王腾辉与施东宝很干脆地承认了案子是他们犯下的，也很干脆地供出了另一名行凶的同伙许庆芳，同时更大方地告诉警察，尚未落网的许庆芳应该是住在施东宝姊夫的家里。于是在案发后的22小时内，项目小组连压力的「压」字都还没看到，全案就宣告侦破。

根据王腾辉等人的供述，他们在23日的凌晨两点半，带着两把开山刀与一把番刀入住五福旅社205号房。

三点多，老板应王腾辉的要求，介绍傅淑媚到202号房「休息」。

一等两人休息完毕，许庆芳就闯了进去，将傅淑媚绑住洗劫，想来个逆仙人跳。然而傅淑媚大声呼救，许庆芳便手起刀落，干净利落地杀了她。

杀了傅淑媚后，王腾辉与施东宝随即下楼对付旅社老板夫妇。老板娘周美珠挣脱呼救，于是又被王腾辉杀害。此时，住在三楼的沙益民刚好走下楼梯，成了目击者，于是与一样目击到凶案现场的服务生吴小琳都在制伏后被灭口。面对这些无辜的死者，凶手可有悔意？

弱弱相残的底层悲歌

「除了对『可可』的死非常遗憾外，其他的人都该死！」落网的王腾辉这样对媒体说。原来，王腾辉在三岁时父母因车祸双亡，他成了孤儿，在亲友家与孤儿院间四处流离。他13岁时就进了少年感化院，出来之后在17岁又进入了少年监狱。

在华西街长大的王腾辉，每日看到的都是与他年纪相仿的雏妓如何遭到娼头鸨母的欺压。「有一天我要让他们好看」小小的王腾辉，其实颇富有正义感。

然而这份纯真正义，在无人细心呵护下，最终却沦为他杀人越货的借口。「我抢的都是赚脏钱的店！他们都做『黑的』！」王腾辉不失傲气地说。

但他的杀戮，第一个瞄准的却是傅淑媚。

按照王腾辉的说法，傅淑媚理当是他们该要怜惜的对象，为何不仅白嫖，又对她痛下杀手？他甚至要等到媒体报导傅淑媚身后留下一个三岁男童，才因造就了一个和自己境遇相似的孩子，对她的死表达歉意。

那么，不过是在错误时间与错误地点出现的吴小琳，就该「自认倒霉」吗？

王腾辉在人生的最后捐出器官，并留下遗言，将所获得的金钱拿去补偿傅淑媚的母亲与儿子。他是颇有悔意的，但悔意也无法挽救另一个家庭破碎的命运。而其他受害的四人呢？难道他们没有值得同情与怜悯的家人就活该被杀吗？

王腾辉确然有着悲惨的童年。然而他的正义，却终究沦为己身私利的口号包装。他挥舞着开山刀，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死娼妓、娼头与嫖客，而沉溺于自己亡命天涯的悲壮幻想的同时，其实不过是在制造弱弱相残的无限循环。

四处流窜的抢劫集团

破获了五福旅社的基隆市警局，由于感到王腾辉等人的手法太过纯熟，不像第一次犯案，因此针对这点加紧讯问。王腾辉等人也很干脆地回应了，对，这不是他们第一次犯案。

「之前还做过什么案子？」噢，记得五福旅社命案两周前，在台北市民生东路上发生的「来得好宾馆」抢劫案吗？那也是他们干的。他们一样挑了凌晨五点，先绑了柜台的女服务生，接着到柜台拿了所有房间的钥匙，一间一间地打开，绑了11个客人。

接着洗劫服务生与客人，共抢了十万多元。抵抗的陈姓旅客背部遭砍了一刀。

这场大洗劫一直到凌晨七点才结束。而尽管有这么多的目击证人，警方却迟迟无法锁定凶嫌，最后靠着目击证人，在路上找到一个穿着类似衣服的倒霉少年起诉他。

尽管少年喊冤，但直到王腾辉等人落网前，都没有人相信他。

这恐怕也不是王腾辉集团的第一宗案件。查询当时的报导，记者高彪即指出在此案发生之前，新生北路二段类似性质的「黑」宾馆已经发生过一起类似的案件。而在来得好宾馆抢案发生后，6月15日凌晨在新竹火车站前的芝兰宾馆，也遭到四名歹徒以类似手法抢劫得逞。

王腾辉等人没有承认芝兰宾馆抢案，倒是认了台北市另一宗案件，即位于中山北路一段的「南茜宾馆」抢案。他们用类似的手法洗劫，抢到的钱则全数拿去玩大家乐了。

王腾辉还加码爆料，声称他在成为职业军人前就曾因各种事故冲突，杀了三名男子，并将他们埋尸在台北市郊的山坡地。然而当检警要他供出地点以便查证时，他又说这是他编的故事。

这三名死者是否确有其人？我们不得而知。

如果芝兰宾馆不是王腾辉等人的「杰作」，是否代表在北部地区流窜的旅馆抢匪不只一组？考虑到受害者多为游走在法律边缘的宾馆，会不会没报警的黑数其实更多？

本案三名抢匪里就有两人是退役官兵，也显示了当时国军对退役军人动向缺乏掌握，对基层士兵的关照更远远不如将官丰厚。

五福旅社的五条人命，终止了一个强盗抢劫集团的发展，却没有终止社会的不安。这是「台湾钱、淹脚目」的年代，也是犯罪层出不穷的时代。

此时，不仅抢案四起，掳人勒赎更是屡见不鲜：彼时不仅有日后缠讼多年的陆正案，更有大田哲瑞绑架案、南门学童绑架撕票等重案。

银楼甚至被抢到上街请愿，要求「从重惩处强盗」。翻开当时的报纸，简直堪称烽烟处处。

因此，五福旅社命案的快速侦破，无疑是警方一次亮眼的行动展示。而司法也迅速地给予重罚：除了刚满十八岁的施东宝外，其他两人多次被判死刑并迅速地执行了。

在一切尘埃落定后，《中国时报》特开版面，赞誉「基市警局七神捕」奋勇破案，详细地介绍了时任副局长的林茂生与王正立，时任二分局局长的林铣治，时任刑警队长的叶信义、副队长李瑞明，时任肃窃组组长的高哲雄与刑事巡佐赖庆宗等七人。

或许得益于此宗案件的破获，这七人日后的仕途均堪称顺遂──只除了叶信义、李瑞明等刑事局警官日后涉入他案而遭停职或调查。然而，对七人的颂歌，并未终结台湾底层弱弱相残的悲剧。到了1991年，警方仍在王腾辉出身的华西街上查获13名雏妓。

这些雏妓往往是被欠下赌债或高利贷的父母卖掉的。她们被迫施打荷尔蒙以促进第二性征的发育，在还缺乏事后避孕药的年代，又被迫堕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