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起发生在26年前的血案，案件告破于2017年8月。而在2016年11月，帆叶网，我与血案的凶手之一居然有过一面之缘。当时，我对他的印象只能说是一般般，既不觉得他有多了不起，也不觉得他有多不堪。前几天发那篇“披着收藏家外衣的江洋大盗”，很多人看了罪犯照片称他看着就像逃犯。对此我颇不以为然，像本案的这位披着大作家外衣的凶犯，我见到他的时候，无论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手上竟然沾满了四名无辜者的鲜血！

湖州小镇来了两位不速之客

织里镇，位于浙江省湖州市东部的小镇，以产销童装闻名全国，一条由上海通往安徽方向的318国道经过该镇的南边。在本案发生的1995年6月，织里镇刚刚被国家体改委等部委批准为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单位。在318国道的北侧，当时正在兴建中国织里童装城。

在织里童装城的北边，有一条与318国道平行的晟舍新街，那时候还没有撤乡并镇，乡政府就坐落在新街的北侧，其斜对面有一家闵记旅馆饭店，正是当年血案的发生现场。

闵记旅馆饭店是时年60岁的当地农民闵富生开的，这是一栋三层楼房，一楼做饭店，二楼和三楼各有若干客房做旅馆，每间客房都有三张床铺，每张床铺睡一晚的价格也就十几块钱。同一个房间住着的客人，可能是一起来的熟人，也可能彼此萍水相逢。

平时闵富生和妻子钱水英带着小孙子住在店里，夫妻俩的二女儿在街对面也开了一间饭店。

光顾闵记旅馆饭店的客人大都是一些做小生意的熟客，但在1995年11月28日这天中午，却来了一高一矮两个不速之客。

据服务员小美描述，高个子身高将近一米八，三十岁出头，偏瘦，脸庞棱角分明，进店时头戴一顶蓝色鸭舌帽，穿了一件黄色夹克衫。矮个子身高一米六不到，四十岁的样子，脸又圆又黑，穿了一件陈旧的黑色皮衣。两人烟瘾巨大，小美见他们几乎烟不离手，说话带有皖南口音。

两人被闵富生安排住在二楼。二楼一共三个房间，服务员小美住在201，闵富生夫妇和小孙子住在202，两名不速之客自然就住在了203房间。屋里有三张床，两人区别占据了靠东西两侧的床铺，靠门边的一张床暂时空着。到了下午，一位来自山东的客人填补了203的空缺。

山东客人叫于官峰，经常来织里镇收废旧轴承，每次都住在闵记。于官峰身材较胖，为人热情，与店里的人相熟。夜晚小美去203房送炒菜，听他对那两位皖南口音的客人说：“我这次是来要账的。”

第二天，闵记旅馆又来了一帮浙江桐庐的农民，他们聚集在小店的三楼赌博，据说是闵富生坐庄。结果这个临时赌场当天下午就被织里派出所的联防队员查获。罚了款以后，大部分赌徒都一哄而散，三楼仅留下两位没急着走的桐庐人，还有一对母女，她们是来自安徽黄山的茶农，专门来织里贩卖茶叶。

如果这帮赌徒没有一哄而散，他们可能会在三楼赌个通宵，通常还会派人在楼下望风，倘若如此，当晚发生在二楼的血案也许不会发生。然而残酷现实并没有按如果的方向进展……

1995年11月30日早晨，住201的小美起床后，发现其实习惯早起的老板和老板娘没有任何动静，便去推开了202的房门，却发现了老板娘和孙子的尸体！小美吓得魂飞魄散，她惊恐万状的呼叫引来了楼上的住客，大家立刻报了警。

两位不速之客仿佛人间蒸发

湖州市公安局吴兴区分局刑警陈红跃是最早进入现场的刑警之一。

他在进入202房间发现，老板娘钱水英半坐半卧，同睡一床的12岁孙子身上还盖着被子。在隔壁的203房间内，身材魁梧的山东商人于官峰卧倒在床上，在另一张床上，旅馆老板闵富生被反绑住双手，嘴里塞了一块毛巾。以上四名死者的头部都被钝器狠狠砸过，死者身边的墙壁上、地面上都有大量喷射状的血迹。

203房间那两名操皖南口音的住客已经不知去向，他们显然有重大犯罪嫌疑。尽管他们入住后有多人见过他们，画像专家很快绘制出二人的模拟画像（如下图），但由于他们入住时没有严格履行登记入住手续，加之当年警方的指纹和足印数据库、DNA数据库等大数据系统建设还比较落后，给案件的侦破带来了极大的难度。据陈红跃后来回忆，那时指纹比对全靠肉眼识别，一个地方的指纹库通常就是一摞白底黑纹的卡片。当时他几乎跑遍了皖南的每一个县，日复一日地翻卡片对指纹。

警方的模拟画像

然而，过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闵记旅馆饭店的那两名不速之客仿佛人间蒸发。

这情形让我不禁又联想到1997年发生在安徽芜湖峨桥茶市的凶杀案（相关链接： 「芜湖要案侦破纪实之4」14个烟蒂指认逃亡11年杀人犯）。

峨桥茶市凶杀案的案发现场也是乡镇家庭式小旅馆，死者也是住客和老板，凶手同样没有留下真实身份，警方同样仅仅在现场获取了指纹和足印，以及从丢弃烟蒂中提取的DNA.

峨桥茶市凶杀案在11年后告破是因为凶手时隔多年后因违法被警方抽血提取了DNA数据，进而与当年在峨桥茶市的案发现场的烟蒂上提取的DNA比对成功，让凶手史正义浮出水面。

那么，如果湖州闵记凶杀案的凶犯没有犯罪前科，案发后也没有被警方提取过指纹或DNA数据，这起案件是不是永无侦破的可能呢？？

2016年，甘肃省白银市连锁强奸杀人案在距首案发生28年之后被警方侦破，轰动全国。而侦破此案的核心关键——Y-DNA染色体检验技术也随之进入大众的视野，从而坚定了湖州警方利用新科技手段对织里凶案原有物种物证进行再利用的信心。

Y-DNA染色体检验技术是根据男性作案者在现场留下了毛发、血液、指甲、皮屑等遗传材料，找到与其有相同Y-DNA渊源的亲属，如祖、父、子、叔、侄等近亲或远亲，进行Y-STR的同源比对，直接确定（或排除）嫌疑人的姓氏。

打个比方，这就好比在案发现场捡到一枚鸡蛋，警方通过这枚鸡蛋上的记号，找到了出品这种鸡蛋的养鸡场，然后拿着这枚鸡蛋来到养鸡场，运用特殊技术手段将这枚鸡蛋跟养鸡场里每一只鸡一一比对，最后找出下这枚鸡蛋的那只鸡。

当年在闵记凶杀案的现场，湖州警方提取了26枚烟头，其中一部分可以辨认出是安徽芜湖盛唐牌香烟的烟头，剔除无关人员留下的，最终提获取了两名嫌疑人的DNA。2017年6月，湖州警方运用Y-DNA染色体检验技术将嫌疑人的DNA进行Y-STR同源比对，结果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的刘姓一族浮现了出来！

当年案发时最早赶到现场的刑警陈红跃此时在湖州环渚派出所担任教导员，他被抽调到专案组，赶赴南陵县对刘姓一族展开排查。1个多月后，包围圈逐渐缩小，在当地小有名气的农民作家刘永彪进入了警方排查名单。

2017年8月8日正午，陈红跃先给刘永彪打了个电话，假借调查刘氏家族迁徙谱系之名，需要去刘永彪家中采血。

采血进行得很顺利，刘永彪很配合也显得很坦然。此前陈红跃已经了解了刘永彪的背景，知道他是芜湖市为数不多的几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之一。他当时就悄悄跟同事说：“估计不是他。”

然而，当他们让司机将血样带回湖州检验之后大吃一惊，刘永彪的DNA与当年织里的案发现场烟蒂上提取的DNA一模一样！

我所认识的农民作家刘永彪

从浙江湖州的织里镇往西，沿着318国道驱车200多公里，就到了南陵县，它目前是芜湖市唯一的下辖县。

2016年11月，我曾经去南陵县做一个关于特色农业的采访，采访单位的领导说是要找一位当地的“知名作家”陪同我采访，这个人叫刘永彪。

我们的采访车是在南陵县城一所民办中学的门口接他上车的，刘永彪在这个学校担任校刊主编。当车上一位当地的朋友很隆重地向我介绍他是著名作家的时候，我内心有些不以为然。

我见过太多自费出书再四处托人推销、找人写书评给自己吹喇叭的作家，也见过雇请“媒子”排队等候自己签名售书的作家，更知道这个协会那个协会的入会“别别窍”。我并不觉得身为新闻人不知道本地的这位“知名作家”属于孤陋寡闻；如果他真的是“当代鲁迅”，我不可能对他一无所知，尽管案发后我才知道他上过鼎鼎大名的鲁迅文学院。

倒是他接过我的名片表现出了“久闻大名”的热情，立刻向我谈及他所认识的我在报社的同事们。为了表示与我的这些同事关系很不一般，他不失时机地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位副刊编辑的电话，并把电话递给了我，迫使我不得不和我的同事寒暄一番。

倘若把这种待人接物的方式称为套路，没准辜负了当时他对于我可能抱有的真诚。我与他接触时不经意中流露出的自命清高，本来是“墙内”所谓文人的常见病，一种固有的优越感，这种可笑的优越感常常让我的情商表现失准。而某些“墙外”的文人对于“墙内”的文人，要么流露出发自内心的不屑甚至敌视，要么则相反，总会表现出足够的谦卑、追捧甚至自我矮化。与其说后者情商高，倒不如说他们希望得到“墙内”文人的帮助和提携，最后与他们成为一伙、成为主流。这堵将我们彼此隔开的“高墙”，就是所谓体制的门槛。

那次采访，刘永彪一直陪在旁边，但没有提问，而是找人借了纸笔，把我与采访对象的问与答作了笔录。他说既然来了，也该写点什么。我采访的新闻稿很快就在报纸上刊发了，不久他也写了一篇散文发到我的邮箱。那是我至今看过的他唯一的文字作品——如果他被抽血当天向妻子坦白的那封“绝笔信”不算的话。

那篇散文没有给我惊喜，但我还是把稿子转给了他自称与其“关系很不一般”的报社副刊编辑，这位编辑后来没有刊发这篇稿子。刘永彪被发现是杀人嫌犯后，我与这位编辑开玩笑：“你胆子好大！”

本来我可以想象刘永彪当年提着土特产揣着文稿去登门求教于鲁彦周等安徽最负盛名的老作家、并在老作家的推荐下自费去鲁迅文学院学习的情景，也可以体会他在鲁迅文学院与前来授课的莫言等名作家合影留念时的激动心情。

刘永彪与莫言的合影

对于他，那些老作家、名作家想必是不会“文人相轻”的，在居高临下中他们没准通过与他的交往找到了“三贴近”甚至扶贫济困的自我满足，这种自我满足让他们乐意在自己驾轻就熟的主流平台或场合中，举手之劳地“提携”像他这样一位非主流的草根作者。

他恐怕把这种提携看作是改变命运的桥梁，也为架好这些桥梁不断付出情感和金钱。然而文学是用来净化心灵的，不应该被作为实现功利的工具。正像小仲马所说：“任何文学，要不把完善道德、理想和有益当作目的，都是病态的、不处于良好的状态的文学。”

遗憾的是，这种病态和不处于良好的状态一直污染和侵蚀着文学界，使得一些更多靠“自我运作”出了书并加入了作协的草根作者，误认为文学之路除了勤奋和天赋，更有某种捷径可寻，他们美其名曰机遇。

那次采访结束的时候，刘永彪热情地表示下次邀请我到乡下钓鱼。回来之后，心存“贪念”的我一直在等待他的邀请，没料到等到的却是他的东窗事发，本没有给我惊喜的他终于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吓！

正义也许迟到但没有缺席

2017年8月11日凌晨1点，刘永彪穿着条纹T恤和肥大短裤，坐在沙发上静静吸烟，湖州芜湖两地的多名警察冲进他家，给他戴上了手铐。警察拍下了他束手就擒的照片，国内各大媒体竞相刊发。

刘永彪未做任何抵抗。5个小时后，另一名嫌疑人汪维明在上海浦东被抓获。汪维明在上海经营一家企业，自任法人代表。

1964年出生的刘永彪是在1995年杀的人，这一年他31岁。他在28岁的时候与妻子生了一个女儿，不幸的是，孩子出生不久就被发现患有严重的眼疾，为了给孩子治病，他四处求医、四处借钱。虽然此时的他依然在追逐自己的作家梦，但女儿的疾病、经济的窘迫和对现实的不满还是让他铤而走险，突破了道德和法律的底线。

我的一位同事在1998年曾经应刘永彪之邀去上海采访，当时刘永彪在上海打一场医疗官司，状告给女儿做眼部手术的医生，刘永彪认为，由于手术失败，女儿的眼疾没有任何好转，而他却花去了不菲的医疗费。

刘永彪请记者采访这场官司可能是希望得到舆论的支持，然而最后他没有胜诉。我的同事后来客观报道了这场官司，文章里记者这样介绍刘永彪：“这个三口之家只有一亩田和一亩地的家产，土地上的耕耘和文学上的耕耘收入甚微。”

然而，收入甚微的耕耘不能成为任何人疯狂掠夺甚至杀戮的理由！

2019年10月22日下午，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命令，对汪维明、刘永彪执行了死刑。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确认：1995年夏，被告人汪维明、刘永彪因经济拮据共谋前往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抢劫，并纠集同乡王某保参与。后三人携带匕首至织里镇，因未物色到合适的对象而未果。同年11月下旬，刘永彪到上海市找到在工地打工的汪维明，提议再去织里镇抢劫作案。11月28日，汪维明和刘永彪再次来到湖州市织里镇，入住织里镇晟舍新街闵记饭店旅馆203房间后，发现同房间的山东籍客商于某锋（被害人，殁年38岁）来此地收账，即商定劫取于某锋的钱财。次日，汪维明、刘永彪上街购买了一把羊角铁榔头和一段尼龙绳。当日深夜，趁于某锋熟睡之际，汪维明持榔头猛击于某锋头面部数下，随后刘永彪也拿过铁榔头朝于某锋头部猛砸数下，致于某锋颅脑损伤死亡。二人从于某锋身上仅翻出20余元现金，遂决意继续抢劫旅店老板。汪维明以结账为名将住在隔壁202房间的旅馆老板闵某生（被害人，殁年60岁）骗进203房间，二人用尼龙绳捆绑闵某生双手，将毛巾塞进闵某生嘴里，从闵某生手上劫得一枚黄金戒指，后汪维明持榔头猛击闵某生头面部数十下，致闵某生严重颅脑损伤死亡。尔后，汪维明进入202房间，向闵某生之妻钱某英（被害人，殁年56岁）逼要钱财未果，即持榔头朝钱某英及其孙子闵某（被害人，殁年12岁）的头面部猛砸，致钱某英、闵某严重颅脑损伤死亡。刘永彪、汪维明一起在202房间翻找出现金100余元逃离。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汪维明、刘永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暴力手段劫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均已构成抢劫罪。汪维明、刘永彪结伙持械抢劫，致四人死亡，犯罪性质恶劣，情节、结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且均系共同犯罪的主犯，应当依法予以严惩。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追诉决定，审判程序合法。据此，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第一审对被告人汪维明、刘永彪判处死刑的刑事裁定。

在刘永彪被押解去湖州接受审判不久，我去南陵县公安局采访，与当地刑警聊到刘永彪，据刑警介绍，便衣警察假借修家谱之名上门抽血的时候，刘永彪已经意识到死期将至，并迅速电告远在上海做生意的同伙汪维明。当时两人都很胆怯，但都没有打算畏罪潜逃。

刘永彪被抽血后的当天，悄悄给妻子写了一封“绝笔信”。一位刑警给我看了他保存在手机里的“绝笔信”的照片，从中可以了解到刘永彪被抓时依然债台高筑、生活窘迫。

他在信中对妻子说：“自从你嫁给我那一天起，你就是一个苦命人。”信的结尾他特别提到儿子，称“就靠他延续香火，要尽早培养他的生存技能”。字里行间，我总觉得他的信中缺少点什么。信的开头他称当年抢劫杀人是“草率和莽撞”，难道四条生命的惨遭屠杀仅仅用“草率和莽撞”就能解释得通吗？原因是这样的？

刑警们手头就有刘永彪曾经出版的几部作品，我并不怀疑他在文学方面的天赋，但对他的那些赔本赚吆喝的自费书并没有要读的兴趣。我觉得他出的这些书和他犯的案一样，都是他不能承受的人生包袱，这两大包袱彻底毁了他的人生。

刘永彪当年伙同汪维明在湖州抢劫杀人的时候，是在走出鲁迅文学院以后。在湖州作案的前一年，他在安徽最具权威性的文学刊物《清明》上发表过一篇短篇小说，这在南陵是破天荒的新闻。然而，这些发表在大型文学期刊上的作品和头顶上的作家光环显然没有改变刘永彪生活的窘迫，更没有净化他的心灵。

如今刘永彪被执行死刑已经过去了两年，我不知道轮到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他有没有想过曾经提携过他的编辑、记者、老作家、名作家，还有视他为一家之主妻儿老小。但我相信，想当年他在杀人后继续步入文学殿堂的时候，他会感到人格分裂，他不可能忘记自己手上沾满的四条无辜生命的鲜血。

“只要人越来越堕落，文学也就一落千丈。”歌德的这句话验证了刘永彪的悲剧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