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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亚1000年前的骨骸揭露东非最早的海啸灾难

时间:2023-08-07来源:网络作者:小白

一颗人类颅骨从坦桑尼亚潘加尼河畔的灰色砂土中向外窥视,这座遗址曾经是早期史瓦希利(Swahili)渔村。 大约1000年前,海啸突然摧毁了这座村庄,造成许多居民

一颗人类颅骨从坦桑尼亚潘加尼河畔的灰色砂土中向外窥视,这座遗址曾经是早期史瓦希利(Swahili)渔村。 大约1000年前,海啸突然摧毁了这座村庄,造成许多居民罹难。 PHOTOGRAPH BY VITTORIO MASELLI


这座坦桑尼亚潘加尼河畔的遗址从上方看来就像不起眼的无水鱼池。 背景隐约可以看见印度洋。 PHOTOGRAPH BY DAVIDE OPPO

这座坦桑尼亚潘加尼河畔的遗址从上方看来就像不起眼的无水鱼池。 背景隐约可以看见印度洋。 PHOTOGRAPH BY DAVIDE OPPO


据美国国家地理(撰文:MICHAEL GRESHKO 编译:石颐珊):一波大浪淹没了一座位于今日坦桑尼亚的古老渔村,这个发现让研究人员重新评估非洲东岸遭逢海啸的风险。


1000年前,坦桑尼亚潘加尼河(Pangani River)河岸坐落着一座繁荣的早期史瓦希利(Swahili)村庄,距离印度洋仅数公里之遥。 此地居民以泥土涂抹木格来建造居所。 他们以网捕捉渔获并将贝壳雕刻成珠饰。 他们的陶器简朴而实用。


然后有一天,印度洋另一端的一场地震引发海啸,朝村庄席卷而来。


一篇由国家地理学会赞助、于5月12日刊载在《地质学》(Geology)期刊上的新研究,描述了地质纪录中一桩弥漫死亡气息的稀有事件。 村民们显然没有机会逃离突然吞噬他们的洪流。 许多人溺毙在他们被夷平的家中,然后被掩埋在废墟之下。 就研究作者群所知,这座坦桑尼亚遗址是东非第一座也是最古老的一座保存着人类遗骸的海啸沈积层。 世界上另一块这么古老、且有人类遗骸的沈积层,出土于印度洋另一端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年代有7000年之久。


这座坦桑尼亚遗址为印度洋海啸研究增添了一笔关键资料,证明了这些海啸的毁灭性。 虽然该区域发生大型海啸的频率相对低(大约300到1000年发生一次),但依然会发生──而东非承担的风险甚高。 坦桑尼亚的经济中心沙兰港(Dar es Salaam)位处印度洋畔,是世界上成长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 联合国预测沙兰港在2030年以前会成为有超过1000万居民的「巨型城市」(megacity),并且该市人口在本世纪结束以前可能会超过7000万人。


东非在2004年时幸运逃过一劫,当时印尼外海的大地震引发海啸,造成超过22万7000人死亡。 这次海啸造成的破坏和死伤主要发生在南亚与东南亚。 海啸的浪潮也有触及东非海岸,但是第一波浪登陆非洲大陆时正值水位极低的低潮,因此减轻了海啸造成的冲击。


然而1000年前发生的海啸则是不一样的故事。 「这看起来不算很大的海啸,但是如果人们住在低地,而且完全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事,就可能会造成最糟的情况。 」朱迪. 布尔乔亚(Jody Bourgeois)说道,他是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的沈积学者与海啸专家,也是这篇新研究出刊前的审稿人。 「你不会感受到地震,因为你在印度洋的另一端。 」


揭露古老的灾难


除了印度洋海啸抵达东非海岸的可能性以外,科学家对这个区域的海啸风险研究不多。 东非在1万2000年内的已知海啸沈积层很少,而这座坦桑尼亚尼遗址是其中之一。 「政府与人们必须知晓这类信息,」研究第一作者、国家地理探险家维托里奥. 马塞利(Vittorio Maselli)说道;他是加拿大戴尔豪斯大学(Dalhousie University)的地质学家。


马塞利从2017年春天开始研究这起千年之前的海啸,当时他正在沙兰港大学(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地质系工作。 他在偶然之间找到同样任职于沙兰港大学的考古学家艾利纳札. 恩杰马(Elinaza Mjema)的研究,而后者曾在沙兰港大学西北方150公里处,邻近潘加尼镇的一处遗址进行研究。 那边曾是一座早期的史瓦希利渔村,因此充满珠饰与陶器,沙兰港大学曾经利用这边教授考古学田野调查技能。


但当恩杰马于2010年带领学生前去上课的时候,他们在一个接着一个探坑中发现人类遗骨。 「每个学生都陆续说:老师,这里有人骨,」他说:「出乎意料之外。 」


恩杰马于2012年、2016年,以及2017年返回该遗址,他在进一步发掘时发现泥土中呈随机方向的遗体──其中一具遗骨脚踝上戴着完好的铁制镯子。 这座村落的突然殒落看似并非是由于于战争或疾病。 所有的骨头上都没有伤痕或疾病的迹象。 从人骨的外观看来,这座村庄的男女与孩童是在溺毙后被倒塌家屋的残骸所掩埋。


包括马塞利与研究共同作者安德鲁. 摩尔(Andrew Moore)──印第安纳州里奇蒙厄尔汉学院(Earlham College)的沈积学家──在内的一队研究人员于2017年造访该遗址以采集更多沈积样本。 他们必须和时间赛跑。 沙兰港大学已经开始在这片校产上挖洞,准备制造鱼池供水产课程教学使用,并且已经在挖掘过程中破坏了部分考古遗址。 研究人员沿着鱼池边缘掘出探沟,并且搜集他们所能找到的所有东西。 「在大约三个月或甚至更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要放水灌满这些鱼池,」摩尔说:「某部分来说,我们几乎是在抢救这边的地质沉积物。 」


将村落掩埋的砂土包含鱼类、啮齿类、鸟类、两生类的遗骸,甚至还有小型海生软件动物的甲壳──这表示海水由印度洋而来,沿着河冲刷数公里远。 而且研究人员无论挖哪里都会持续找到更多人骨。 「有时候这会触动情绪──我们必须想着科学,但与此同时,我们共事的对象是死在这里的人们。 」摩尔说。


透对沈积层中木炭与人骨的放射性碳定年,确认了这起洪水事件发生于大约1000年前。 印度洋周遭的海啸沈积层定年结果也一样,显示千年前曾经发生规模与强度都和2004年海啸相近的事件。


电脑模拟发现,沿着巽他巨大逆冲断层(Sunda megathrust)──印尼外海引发2004年海啸的断层──发生的一场地震,可能形成大到足以解释潘加尼沈积物的海浪。 潘加尼河漏斗状的海湾可能增强沿河而上的海啸浪潮,使村落遭逢的洪水更具毁灭性。


「如果我们去到非洲其他遭遇过类似2004事件的地方...... 我们会在岩石的历史中找到这次古代事件吗? 」摩尔纳闷着。


重新评估风险


马塞利说,研究团队希望他们的研究能够促使更多人投入评估东非所面临的海啸风险。 尤其必须更详细地绘制该区域的海床地形。 就像山脉会为气流导向一样,海床的地形也会影响波浪与水流的运动。 而且海啸不只由地震而来;海底的山体滑坡也会引发海啸。


「美国有一个超大型计画,旨在绘制大西洋沿岸的整片陆棚与大陆坡,由此了解海底的山体滑坡,」马塞利说:「但我们不知道东非沿岸的情形。 」


至于这座古老聚落,恩杰马的考古研究展现出灾后复兴的迹象。 在海啸后50到100年间,人们于洪水沈积层上面盖起新建物。 直至今日,该区仍持续有新建物。 虽然当地官员已经开始将营建工程移出低洼地带,恩杰马说,近期的新建物却已经耸立在潘加尼河畔的旧海啸沈积层上了。 这些聚落会准备好面对下一次可能的天灾吗?


「如果我们真的想要了解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情形的话,我们可以从过去学到很多。 」恩杰马说道。

南京每平方公里野猪超4头,“冲撞高铁”事故如何避免?

澎湃特约评论员 周威 据@铁路南京站通报,10月27日,一头野猪闯入南京南站至紫金山东站间高铁联络线,与D5515次列车相撞,引发设备故障停车。随车机械师下车排查处置故障时,被邻线列车碰撞,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 记者注意到,南京市的野猪已经泛滥成灾。南京市林业站站长孙立峰接受媒体采访称,南京8个行政区均有野猪分布,且种群密度呈总体上升趋势,从2021年的每平方公里3.24头增加到2023年的4.43头。而此次高铁事故发生地附近的紫金山区域,就是野猪的主要分布地区之一。 从2017年开始,就多次出现过野猪闯入市区事件,南京市还曾编制过偶遇野猪指南,画出野猪出没的重点区域,提醒人们注意防范。就在本月,也出现过野猪闯入酒店大堂、被困马路围栏事件。 澎湃评论: 城市发展与野生动物保护的博弈 这名机械师的不幸让人痛心。很多人在看到这条新闻时,也会产生一些疑问,比如悲剧到底是个意外,还是因安全管理不到位造成的?更具体点说,当列车遭遇野生动物碰撞等突发状况时,是否有足够规范的处置流程?特别是在临近线路仍有列车通过的情况下,现场工作人员的安全如何保障?这还有待相关部门的进一步调查和信息披露。 与此同时,事故确因野猪撞上高铁而起,此事也再次将野猪与人类的“领地之争”话题,推到了公众视野。 野猪泛滥,已是个老话题。据报道,我国目前有26个省份857个县区存在野猪致害的情况,野猪“下山进城”主要是为了获得食物,也可能与想要开辟新领地有关。对于不同地区来说,野猪致害的影响也不一样,在农村主要是破坏农作物、种植的药材林果等,在城乡接合部主要是对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以及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构成威胁。 野猪泛滥,其实是生态环境改善带来的“副产品”。在这方面,南京可谓典型。作为长江下游生态资源最丰富的城市之一,南京独特的地形地貌——江河湖泊与山地丘陵的交织,为野生动物的生存繁衍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很多国家一、二级珍稀野生动物(如长江江豚、黑鸢等)都有较大规模的种群存在,就是生态环境向好的力证。但是,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又使得城市不断向山区拓展,人类活动空间与野生动物栖息地的边界日渐模糊。 生态的改善带来了新的挑战:野猪等野生动物因缺乏天敌制约,数量快速增长,加之其超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和觅食范围的扩大,与人类活动的交集愈发频繁。特别是每年进入秋季,野猪迎来繁殖高峰,其活动范围因为求偶、觅食等行为的影响会进一步扩大,这一时间段也成了野猪“肇事”的高发期。 面对横冲直闯、性情凶猛的野猪,怎么办? 野猪已经被移出“三有”动物名录,通过科学组织捕猎来控制其数量、减少其致害性,是一个比较直接的办法。不过,我国的很多野猪栖息地都在自然保护区内,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和《自然保护区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这些区域都是禁止狩猎的。此外也有专家指出,一旦开了狩猎的口子,狩猎枪支管理、捕猎装置的贩卖和使用管理如果不当,很可能殃及其他野生动物,让经过巨大努力取得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恢复成果功亏一篑。 所以,需要建立起一个多层次的防范和补偿体系,既要保护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又要维护好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在农村地区,野猪对农作物的破坏一直是困扰农民的一大难题,由此带来的赔偿问题也由来已久。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农业保险制度,但野生动物致害往往游离于保险范围之外。一些地方虽然设立了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基金,但补偿标准不一、申报程序烦琐,导致农民积极性不高。现实表明,需要省级等更高层面建立统一的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机制,让受害群众能够及时得到合理赔偿,减少损失。 对于高铁、公路等重要交通设施,需要加强防护措施。比如,南京作为长三角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境内高铁线路密布,一旦发生野生动物入侵,后果往往严重。因此,在野猪活动频繁的路段加装防护设施、安装智能监测预警系统,都是必要的投入。同时,也要考虑修建生态通道,为野生动物活动留出安全道路,这也是减少人兽冲突的有效办法。 从长远来看,野猪致害问题的治理需要多管齐下。一方面要加强对野猪种群的科学监测和管理,在确保生态平衡的前提下,适度控制其数量;另一方面也要在城市规划中预留足够的生态空间,避免人类活动过度挤占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一些生态资源丰富的城市,在推进城市化的同时,更要注意保护好生态廊道,维护生物多样性。 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类似的野生动物“肇事”事件或许还会时有发生。只有建立起科学的防范机制和合理的补偿制度,才能更好地应对城市化过程中的各类生态挑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本期编辑 邹姗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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