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取得帝位以后，不断加强的权力。洪武十三年(1380年)，废除中书省，罢置丞相，政事归于六部，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权力集于皇帝一身。又相继制造、之狱，株引牵连，杀戮达五六万人，把和他共同打天下的功臣宿将诛杀殆尽，从而解除了武臣对皇权的威胁。与此同时，朱元璋也向文人开刀。明王朝刚刚建立，朱元璋又是从“贼”出身登上皇帝宝座的，因而一班前朝过来的文士还不愿和新朝合作，不肯出来做官。以致朱元璋下令把“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列入法律条文，加以惩处(见《明史刑法志》)。另一方面，朱元璋对已经出仕的文人，也并不放心，疑心这些人用文字对自己和朱明王朝进行讥讪诽谤，所以特别注意奏章的字里行间有无这类文字。 我们且看他用什么手段置人于死地。一、以附会字形加罪于人。当时有一位高僧，法名来复，朱元璋请他吃饭，来复谢恩诗称：“全盘苏合来殊域，玉婉醍醐出上方。稠叠滥承天上赐，自惭无德颂陶唐。”朱元璋见诗大怒，曰：“汝诗用‘殊’，谓我是歹朱耶!又谓‘无德颂陶唐’，欲以陶唐颂我，而未能也。何物奸僧，大胆如此!’遂斩之。”(《小史》卷一)这位和尚虔诚地拍马屁，万没想到朱元璋用字形分解法来加罪于他，结果自己的身首也被分解了。 又有一位中书舍人詹希原，字写得很漂亮。朱元璋命他书写太学“集贤门”门额，因“门”字右直微钩起，朱元璋就挑了眼，说道：“吾方欲招贤，原乃闭门，塞我贤路耶!”遂杀之(马朴《谈误》卷四)。“门”字右直挑钩，是规范书体，千古如此，怎么到了朱元璋那里就不能挑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朱元璋自己所写的“门”字，也是“右直微钩起”(见吴晗先生《朱元璋传》卷首所附朱元璋的亲笔书影)。如此，则朱元璋应自履其罪了。 二、用同音、方音曲解文义而加罪于人。明初名儒卢熊以印文篆书“兗”字类“兗”字，上书请改正。朱元璋看了大为恼火，说道：“秀才无理，便道我兗(滚)哩!”几被祸(《水东日记》卷四)。卢后仍坐累而死。 其他如浙江府学训导林元亮为海门卫作《增俸谢表》，内用“作则垂宪”被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贺表》，内用“垂子孙而作则”被诛;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作《贺冬节表》，内用“仪则天下”被诛;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二司作《贺正旦表》，内用“建中作则”被诛。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贺正旦表》，内用“睿性生知”被诛;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州作《贺正旦表》，内用“圣德在秋”被诛。以上诸条，朱元璋用他所操的淮南方言，读“则”、“贼”同音，“作则”即“作贼”，这不是在骂他曾做过“红巾贼”么?“生知”被读作“僧知”，“圣德”被读为“僧得”，这不是揭他早年曾当过和尚的老底么? 三、疑文字触犯皇权而罪人。苏州知府魏观，因在张士诚宫殿遗址上修建知府衙门，犯了皇权忌讳;高为魏观作《上梁文》，内有“”字样，被认为有不臣之嫌，魏观、高启均被腰斩(见《明史桂彦良传》)否则又成一血案。 朱元璋所加给表文作者的罪名，均无事实根据，是道道地地的冤案。表文的作者本来是颂扬朱明王朝强盛和朱元璋的圣明，且文词也都是一般常用的套语，并无反明思想和讥刺之意，这一点与后来的清代则大不相同。清代文字狱，无论牵连之广，杀戮之惨，均远远超出明初之文字狱。但就事实而言，文字狱虽也有一些系附会而成的冤狱，但有不少案件所加的罪名却有一定事实缘由。文章的作者或不奉清朝正朔，或斥满人为夷狄，或语含讥刺等。写书或传布之人，不少是有强烈的反清复明的民族意识的，因而形诸文字，表现了对异民族统治的反抗。明初的情形则不然。朱元璋推翻了的统治，汉族士大夫对元朝没有那么强烈的留恋故国之情，“以夏代夷”，在他们看来是顺天应人的，因而不存在像清初那样反清复明的民族情绪。明初的文士之所以不愿与朱明王朝合作，一则是耻仕二姓的思想在起作用。二则是一班士大夫还在观望，若贸然出仕，万一朱明王朝短命，则终身背上“以身事贼”的黑锅。三是明初用法严酷，许多当官的，说不定哪一天就保不住脑袋，这也使不少文士逡巡却步。但无论从哪一方面考虑，士大夫阶层与朱明王朝并无根本的利害冲突，还不至于对朱明王朝反抗、讥讽。 朱元璋出身微贱，父祖辈均是佃户，他本人从小跟着父祖为人佣作，后来当了和尚，又参加了被称为“贼”的起义军。虽说后来登上皇帝宝座，但对自己“下九流”的出身和经历，总觉得不光彩，因而总怀疑别人揭他的短。在这种神经质式的疑心的驱使下，看到臣下的奏章表文，居然处处都在讥和尚、骂盗贼，处处在诅咒朱家王朝短命。这种自卑感的变态表现，则是朱元璋本人经常把“朕本淮右布衣”、“江右布衣”之类的话挂在嘴上，临死时还说：“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知。”(见《明史他人讲，则是别有用心地刺毁朕躬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单身狗是近些年来出现的一个网络俚语，指那么没有恋爱对象或没有结婚的单身男女。特别是最近几年，单身这种社会现象越来越普遍，在中国古代也虽然实行的是早婚制度，男女通常在十几岁就成婚，但仍然存在不少单身的情况，那么当时的人们是如何拯救那些“单身狗”的呢? 历朝历代都提倡早婚、多生的政策，甚至制定法规，严惩那些一直没有成婚的男女。比如在时期，朝廷的法令规定，“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也就是说，如果您家有女孩年满十五岁，但还没嫁出去，那您一家人就准备坐牢吧。除了坐牢外，朝廷还要进行严厉的罚款，“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当然当时的朝廷也明白，造成单身的原因并非是男的不想娶、女的不想嫁，更多的是经济方面的原因。按照中国传统的礼法，男女结婚要经过“三媒六聘”，期间男方除了家境不错外，还要向女方提供大量聘礼，否则是不能成婚的。如果男方连房没有，女方父母怎么会同意这门婚事呢? 特别是在战乱之后，大量土地荒芜，人民流离失所，更没有经济实力来成婚，唐太宗李世民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话说在开皇年间，全国人口达到4600多万，但经过隋末战乱，到贞观初年，全国人口仅为1200多万。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可以说人口就是国家的财富与支柱，人口少，劳动力不足，严重影响了国家赋役的征收以及兵力的来源，这也是历朝历代们为何鼓励早婚生育的原因。为了拯救“单身狗”，李世民在即位初年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颁布了著名的《令有司劝勉庶人婚聘及时诏》，来帮助广大单身青年，解决婚姻问题。 李世民在诏书中表示“朕肃奉天命，为之父母”，也就是说朕是仰承天命，做了皇帝，就是所有百姓的父母，所有你们的婚姻大事，朕也很关心。李世民首先关注的是那些没有房子、没有家业的青年男女，当然主要是男子，“其庶人之男女无室家者，并仰州县官人，以礼娉娶，皆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 换言之，没有家业的男女的婚姻问题，由当地“州县官人”们负责，“以礼娉娶”，而且可以让他们自主选择，不得“拉郎配”。李世民还明确规定了男女成婚的年龄，“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另外对于广大贫困青年，李世民也没忘了他们，“若贫寠之徒，将迎匮乏者，仰于其亲近，及乡里富有之家，衰多益寡，使得资送以济”。 对于不能提供聘礼的人，由他的亲戚以及同乡之中的富户负责出资，帮助他们成婚。李世民还把“婚姻及时”、“户口增多”作为地方官员考核的重要指标。李世民的这项政策得到了广大群众支持，也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到贞观末年，全国人口增长到1900多万，为唐朝的盛世局面奠定了基础。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