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逝去，因太子早死，以皇太孙朱允汶继帝位，是为惠帝，年号建文。建文帝继位后，对朱元璋采取的极端皇权专制进行了一些改革，交大臣以实权，他本人亦虚心纳谏，使朝政出现了一些民主气氛。朱元璋按封建礼法传统，立为皇太孙，朱元璋死时，他已21岁了。继位后改“洪武”为“建文”，史称“建文帝”。一个“洪武”，一个“建文”，可见建文帝的改革主要是去掉朱元璋的苛政，建立文官政权，推行宽松和谐的政策。当时，朝廷一片清明。这和朱元璋的初衷确实有差距。 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子朱标病逝，朱元璋不得不重新考虑皇位的继承问题，在此期间，他曾想到了皇四子，因为他看出朱棣有许多地方都与自己非常相似，但向群臣咨询的时候，大臣刘三吾提出，如立皇四子，那么将皇二、三子立于何地?特别还有的大臣引经据典说，当年认为所生的如意“类我”，准备废掉惠帝，结果导致如意被杀身亡。朱元璋也考虑，已经分封了诸王，而且皇二、三、四子分别被封为了秦、晋、燕王，三人的封地都是边境重镇，而且手握重兵，一但由于争储而出现内讧，后果将非常严重。因此朱元璋只得将朱标的次子朱允炆立为皇太孙(朱标长子早逝)。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病逝，朱允炆正式即位，改明年为建文元年。从年号上不难看出，一个建文，一个洪武，二位的性格截然不同，而且朱元璋不愿立皇太孙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朱允炆像他的父亲一样，过于柔弱，过于仁慈，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太严重，恐怕日后会吃大亏。 建文帝即位之后，一改洪武时期的紧张气氛，他重用黄子澄、、方孝儒等文人，对先朝的政治实行改革，为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吏都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改革取得表面的成功，但是，任何一个帝王都要作的一件事“削藩”。当时的藩王多是朱允炆的叔叔，而且手中都有兵权，他们在自己的藩地为非作歹，有的甚至摩拳擦掌准备造反。燕王朱棣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当时朱元璋的前三个儿子都已经亡故，朱棣成为了皇子中的最长者，而且随着朱棣在对蒙古作战的过程中不断壮大，他已经成为了皇权最大的威胁。 某种意义上说建文帝的削藩就是针对燕王一人的。但建文帝的软弱害了他，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这是他的第一个错误。他并没有先削燕王，而是从其他亲王下手，这样即引起了亲王们的岌岌自危，还，使得燕王加紧做出准备。在建文帝决定对朱棣下手的时候，为时以晚，燕王朱棣迅速扯起了靖难的大旗。 在最初的战斗中朝廷的兵力占绝对优势，但由于李景隆的指挥不当，明军屡遭败绩。但由于兵力所限，燕军占领的城市都是很快的放弃，因此双方展开了拉锯战。在此期间明军中涌现出了一批比较优秀的将领，他们的顽强抵抗给朱棣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但是朱允炆的软弱再一次显示出来，他的一道圣旨，“我要活的叔父”使得朱棣逃过了多次劫难，建文帝的妇人之仁最终将朝廷推向了深渊。 经过四年的拉锯战之后，燕王正确分析了形势，只要建文帝在一天，地方军对就会抵抗一天，而且自己就是叛王，但如果一旦攻占了南京，赶走了建文帝，那么自己就可以成为一国之君，相也没有多少人反对，因为大家都是观望的态度。朱允汶对朝政放手，注意倾听大臣们的意见，放手让他们管理。但是，他对内廷宦官管理的非常严密，甚至苛刻，所以，有的宦官不断给朱棣通风报信出主意，说朝廷大军都在北方打仗，现在南京空虚，如果趁此时提兵南下，他们联合拥护朱棣的王公大臣作为内应，一举夺取南京，天下局势可定。 于是，朱棣指挥燕军绕过大城市、一路南下，当时的建文朝廷已经乱作了一团，很多地方将领按兵不动，很快燕军就攻到了南京城下，城内的亲王与某些将领又擅自开门投降，南京终于被占领，建文帝不知所终，而且正如朱棣所料，地方上几乎没有人反对。朱棣的宣告成功，自己也登上了皇位，年号永乐。而在朝廷内却是另一藩情景，投降的文臣只有廿四人，其他或逃跑，或自杀却有千人。永乐朝廷几乎无人可用，可见建文帝在文人心目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 建文帝的帝王宝座，只坐了四年即告结束，作为皇帝他太过仁慈，有时甚至优柔寡断，如果让他作臣子，相信他可以爱民如子，两袖清风，但做皇帝不一样，皇帝注定与鲜血分不开，他要;他要树立皇威，如果不能做到这些，皇帝也终将被历史淘汰，建文帝就是这样一个悲剧人物。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对于唐太宗这种“雷人”的异常举动，有人认为是生前大力举荐的杜正伦、接连落马，伤了唐太宗的心;也有人认为是魏征曾将自己记录的与太宗一问一答的谏诤言辞，拿给负责编写起居录的褚遂良作参考，犯了唐太宗的忌。这两种说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究其根源却是因为魏征屡次过火的“犯颜直谏”，使唐太宗产生“逆反心理”，推倒墓碑不过是唐太宗因为长期受到压抑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歇斯底里的发泄。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明君主，为了开创大唐盛世的局面，为了实现千古一帝的梦想，他给了魏征“无限话语权”，让魏征时刻提醒和劝谏自己。在国家大事上，魏征像一位元老，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好像在教诲一个没有主见的幼主;而在私生活上，魏征像一位长辈，，，更像是在教育一个懵懂无知的孩子。据史料记载，魏征在为唐太宗效力的17年内，有史籍可考的谏奏前后达二百余次，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诸多方面，甚至连皇帝的私生活都要管上一管，很多时候都让唐太宗下不了台。 魏征比唐太宗大20岁，如果放在时下，就是“60后”与“80后”的关系。年龄上的差距，代沟上的隔阂，意见上的分歧，必然会造成二人之间的冲突。魏征在呕心沥血的同时，却忽略了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皇帝也是人，皇帝也有自己的主张、理想、爱好和私生活。 唐太宗那种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标新立异的开拓劲，以及自由生活的做主权，在很多时候都受到了魏征的干涉和阻挠。难怪有一次唐太宗守着的面大骂魏征：“早晚有一天，朕非杀了这个庄户佬不可!”能把“从谏如流”的唐太宗逼到这个分上，魏征的进谏确实过了头。 爱太深，容易出现裂痕。魏征这种慈父般的过火关爱，在唐太宗眼里却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阴影”。当皇帝的在很多时候说了不算，反而要看大臣的脸色，这种长期逐步积累起来的压抑，总有一天就会像火山一样突然喷发，而魏征的“荐人失察”和“谏言外流”不过是唐太宗“悔婚砸墓”事件的导火索。贞观十八年，不听劝谏、一意孤行的唐太宗在攻打高丽受挫后，不由得发出了“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的长叹，立即“命驰驿祀征以少牢，复立所制碑，召其妻子诣行在，劳赐之”。人，总是在受到挫折后，才明白“忠言逆耳利于行”的真谛，皇帝也不例外。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