册纸乐队：我们是小龙虾，吃着垃圾，长成美味|麻乐音乐专访
因音乐节、演出主办嫌弃名字不光鲜，厕纸乐队被迫改名“册纸乐队”。
新名新气象，音乐也焕发出新听感——相比上一张专辑《我做了个奇怪的梦》全盘即兴表现出的离经叛道、嚣张跋扈，新专辑《我走过一条奇怪的街》则规整不少，分轨录音、旋律明确，收敛神经质的比例，更贴近常规听众的审美。
“我们自己给了一个定义，叫’华丽垃圾摇滚’，它听上去配器很多，编曲很复杂，但实际上最核心的又是很Grunge的那种东西。
”册纸的贝斯手/人声何俊霓（牛河）提到乐队风格繁杂无序的由来。
他与乐队吉他手/人声吴穗斌（小斌）、合成器/人声张航，一起现身4月底的TODAY陀地关怀日，讲述新专辑《我走过一条奇怪的街》的创作故事。
册纸将于今年夏天开启超过十城的全国巡演。
而近期他们将在广州（5月29日）、深圳（5月30日）、珠海（6月6日）小试牛刀登台献艺。
新专辑《我走过一条奇怪的街》受Covid-19启发，那几年激起的离奇故事与人生百态，都幻化成了以动物为主角的寓言故事，组成“一条奇怪的街”，被册纸乐队写进歌里。
册纸乐队组建于2020年底。
乐队只有牛河一位科班音乐生，他曾在星海音乐学院学习古典吉他，现为册纸的电贝司和低音提琴手，糊口正职是在吉他品牌做市场营销；合成器/人声张航跑过房产中介，后来经营家里的塑胶塑料厂；吉他手/人声小斌做过乐队、跑过外卖，目前在牛河供职的公司做曲谱编辑。
2020年牛河和小斌都刚从各自的上一个乐队离开，一顿饭上，他们半开玩笑地敲定组建新乐队的计划。
在琴行教课时，牛河结识了鼓手陈亮成，赏识他的鼓技便吸纳进了册纸。
后来牛河又找到高中同学张航，他们曾在一起玩乐队翻弹五月天。
这四人组成了最初的册纸，后在排练房门口又结识因失恋无家可归的吉他手夏尹崎（小夏），确定了现在的阵容。
前些年台湾乐队攻势颇猛，册纸独辟蹊径，自认审美奇怪的他们不想做过于主流的音乐，避免常见的旋律和和弦走向，于是做出一张稀奇怪异的《我做了个奇怪的梦》，除了天马行空的演奏，人声呈现出魔兽一般的音色，唱着摸不着脉络的旋律。
当时录音，册纸故意“玩得尽兴”，他们在广州RC小洲录音室采用同期录音，录几遍再挑出喜欢的，“你没有后悔的机会，而且即兴的成分很多，大家在那里面想干嘛干嘛，很多东西是没定的。
”牛河回忆自己的贝斯当时几乎全是即兴弹的。
新专辑《我走过一条奇怪的街》的“神经质”气质大幅收敛，“上一张是赤裸裸的禽兽，这张是衣冠禽兽。
”提到人声的音准，牛河笑道：“上一张我们可能有点像类似生命之饼的那种，更放纵更放肆。
真的就是没有穿衣服的禽兽，想到什么做什么。
”这回册纸不再挑战听众的耳朵，而是注重编曲，鼓、贝斯和吉他的演奏编排都事先设计规整，录音也采用了分轨录制的方式。
“我们本来就没有很在意唱得不准，想要弱化这么一个概念。
”牛河再谈册纸的风格时说，他和小斌的耳朵比较怪，会喜欢前卫实验爵士音乐人约翰·佐恩（John Zorn）的音乐，听惯了无调性的作品，“我们其实也希望能写一些旋律特别好听的歌，但目前乐队最擅长的东西还是在编曲跟器乐的使用上。
”
新专辑《我走过一条奇怪的街》编曲依旧天马行空，也注重乐器实录，较少用音源音色去效仿。
除了有童声、古筝、管乐、合成器的编排，他们还尝试很多新的声音，譬如用吉他做出的古怪音色，也使用了琴包的拉链声、玻璃杯边沿的泛音。
此外册纸弱化主唱的概念，不同成员均在歌里演绎人声，他们想突破单一的音乐标签，让每个人身上的音乐属性更多元。
册纸将十几种动物写进新专辑，问他们会用什么动物形容自己，贝斯手牛河说，他们是小龙虾——在一个很脏很无所谓的环境里，吃着垃圾，却长成美味。
采写：麻乐
《我走过一条奇怪的街》动物大汇演
《猛虎下山》
开场军鼓打得响，雄赳赳气昂昂，猛虎下山去扫荡。
戏谑荒诞的氛围背后是更荒唐的现实，歌曲缘于唐山恶霸烧烤摊虐人事件，猛虎的横行，映照事件当事人的无所顾忌。
歌里有一句“吃了陈亮成”，陈亮成是册纸的鼓手，因为讲话声音细，被乐队故意写成老虎的美餐之一。
《三只蠢驴》
前公司的三个领导，催生这样一个标题，故事慢慢发展，从三头驴到狼，后又牵扯出猎人、工厂老板。
牛河写词时，心里的画面是宁浩的黑色幽默电影，于是也设置诸多巧合，串联起来，三只蠢驴后来重聚，结尾“当啷”一声吉他，代表它们死掉的结局。
现场演出时，吉他手小斌有时也会怪叫一声来表现驴子的归宿。
歌曲后段设置频密的电吉他弹奏，充当制作人的小斌透露，这是小夏的弹奏，风格想要往Daft Punk的方向弹，将吉他音色做脏，录了几遍后，他们从若干录音里选择较好的片段拼接编辑起来，形成了独特的段落。
这首歌的鼓和贝斯也往Daft Punk的方向靠拢，直来直去，册纸却又在演奏中表现得有些摇摆，以此体现一种很蠢的感觉。
要问故事有什么寓意，牛河说很多事情无法控制，“你也不知道在你周遭、认知之外的范围发生了什么事，今天的胜利可能是有很多你不知道的倒霉换来的……”
《蚂蚁工厂》
近年许多旧工厂遗址变身创意园区，各行各业的工厂消失了，变成了大批的网红直播基地、MCN公司。
歌曲描写在光怪陆离的网络时代，软件里光鲜的主播、直播主，其实是新时代的工人，他们日复一日做着同样的事。
吉他手小斌说：“以前工厂是一个很吃香的工作，曾经有这么一个年代，大家都热衷于在工厂工作。
现在直播蛮多也挺吃香的，也有不吃香的，我们看得到的能出来的只有那么几个人，背后很多人每天都在做同样的直播，很多还得靠装疯卖傻。
”
过去的时代，劳动力扑在工厂流水线上，现在流水线搬进网络，工人也换上另一个面貌。
歌曲中间有一段旋涡一样的器乐杂烩，里面埋藏着嘈杂的采样，这是乐队在录音棚时，张航开着抖音，随机点开网络直播间而采集的声音。
歌曲也通过这一现象延伸到每个人自己的生活，蚂蚁是芸芸众生，是每一个在用力生活的人。
《鸣猪》
“Pigs in the Sea”的歌名英译，揭示这首歌原本是在写上海，海上明珠顾名思义，后来乐队想避免苦大仇深的叙事，歌词就朝着另一方向发展。
那几年人类深居简出不怎么活动的时候，在南京的街头出现野猪，画面极具冲击力，事情的魔幻感启发这首歌——人类的生活场景会带给猪怎样的心理冲击？
册纸的很多歌都“从头满到底”，尤其鼓和贝斯，制作人小斌觉得册纸需要一首安静、沉淀的歌，于是《鸣猪》删掉密集的鼓与吉他，加入了童声和声，高歌“时代时代，放我离开”。
虽然歌词已经偏离最初的构想，但情绪依然有愤怒、无奈，心里还藏着呐喊，牛河说心里愤怒的核心力量是源于希望，“你会对现状感到愤怒，是因为你希望它会变得更好。
”童声正是表达希望的最佳选择，蕴含着雨后春笋破土的力量。
童声唱着这些词，冲淡绝望感，“你就会感觉虽然还是很黑暗的，但是好像我再用力再坚持一会儿它就是光明了。
”牛河说。
《程序猿》
歌曲描写为这个时代“遮风挡雨”的人，他们躲在科技、数据的背后，监视着人们的一举一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保护着你也保护着时代前行，“实际上是对每个人的囚禁。
”牛河一语道破。
歌曲曲调走轻快的流行风，册纸爱做反差编曲，越让人愤怒的事，越要用悦耳的方式表达。
《食梦貘》
借一个传说中食人睡梦的动物，册纸书写摧毁人们美梦的那些存在——规则、条例等等，这歌是对Covid期间生活的直白书写。
西安逃脱封控的“铁人三项”是歌的灵感来源。
“貘”也正好与西安风味“馍”同音，歌曲的故事可以从长期困在土里的兵马俑的视角来理解，这种被困住的感觉与控管时的禁足相通。
歌里有凶猛的吉他弹奏，犹如劈头盖脸的狂风骤雨，虽是常见的布鲁斯旋律走向，但音色带着炸裂的毛刺感，完成了从E小调到G大调有趣转折，与安静的贝斯和鼓做互动。
《春日的海豚》
以性欲最旺的哺乳动物比拟爱搞粉丝的乐队或明星。
夏日泳池派对的氛围，带些地方舞曲的风味，为乐队明星提供一个搔首弄姿的舞台，粗俗的英文念白强调着这些人物的虚伪和庸俗，“站在台上说什么爱、和平、理想，说到底最后还是为了名利。
”牛河通过对一些同行的观察，写出这首歌。
《螳螂捕蝉》
原本不在歌里的古筝开头，为这个中国典故带来几分雅致和肃杀的趣味，随后过渡到沉重压抑的吉他噪音。
歌词有许多谐音，灵感来自真实发生的事，是对Covid期间一些片段的白描。
《找工作的羊》
正常生活停滞的那几年，乐队有的成员陷入了找工难的境遇，小斌、小夏和陈亮成都当过外卖小哥。
小斌更是在找工作时有一些痛苦的身心体验。
《找工作的羊》是他们也是许多年轻人的找工心路。
《动物大街》
专辑的主题曲充满现场演绎感，小斌将小夏在录音棚里的一些即兴片段剪辑放回歌里。
《动物大街》囊括了前几首歌的动物，呈现着它们的结局，创意借鉴了乔治·奥威尔的反乌托邦经典《动物农场》。
牛河说在过去几年重读经典《动物农场》《1984》，共鸣更加强烈。
种族主义：一种自我中心的态度，认为种族差异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和文化进展
种族主义起源于19世纪末，列强瓜分非洲的年代。
当时非洲的资源被大量掳掠到欧美各国，包括人力资源。
这些人被当作奴隶售卖。
有一种观点认为种族间存在行为上的差别，这种观点经常引起争论，很难消除。
一些概念，例如国民性格、精神、性情等都是这种观点的产物。
有些科学家认为，不同种族间只是遗传体质上的存在差异，例如肤色、发色等，其智力受环境影响，每个人不同。
智力测验只能应用于特定的文化环境。
只有对特定的文化环境进行详细的考察，这些智力测验的结果才有意义。
但是环境同样对智力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也就是说，智力是基因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而且当前测试智力是通过智商的测验。
但是有关什么样的智力才能实际构成智力的特质这一点还没有能够被普遍接受的意见。
因此智商测验很难准确地判断智力情况，它不是测量遗传智力的好办法。
种族主义通常指基于种族的偏见、暴力、歧视与迫害。
种族主义(Racism)通常指基于种族的偏见、暴力、歧视与迫害，此字有时带有负面意义易引起争议，另一相关字为Racialism，亦指种族主义，但较无负面意义。
根据牛津英语辞典，种族主义(Racism)是一种认为一个种族里的每一个成员都具有某一种特定的品质或者能力，并以此区分人群及种族间优劣的信仰或者观念。
法律 联合国并没有定义“种族主义”一词，然而它解释了何为“种族歧视”。
根据联合国排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大会的定义，这个定义并没有对族群与种族加以区别，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两者的不同在人类学有所争议。
根据英国法律，种族(Racial group)指“根据人种(Race)、肤色、国籍和族群或民族分类的某一类人”。
社会学 一些社会学家把种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权阶级体系。
在大卫.韦曼(David Wellman)所著作的Portraits of White Racism中，他将种族主义定义为“文化制裁的信念，不管意图为何，都因为少数种族的被支配地位而捍卫了白种人的优势”(Wellman 1993: x)。
社会学家诺尔.卡泽那夫(Noel Cazenave)和 达琳.阿瓦雷兹.玛登(Darlene Alvarez Maddern)则是这么定义：“...每个社会阶层皆运用了这种根据种族所订的族群特权的高度组织系统，并伴随着肤色/种族优越的高度发展意识形态。
种族主义系统包含了(但并非局限于)盲从的成分。
”(Cazenave and Maddern 1999: 42)。
前美国社会学协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主席乔.费金(Joe Feagin)提出美国可以被称为是“全种族主义社会”，因为每个社会机构都用种族主义的观念来组织(Feagin 2000, p.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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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名美国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
早年当过侍女、烟厂工人和书刊推销员，曾在《纽约呼声报》任职。
1918年因声援印度独立运动而被捕入狱6个月。
1919年起，侨居柏林8年，积极投身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曾在柏林会见尼赫鲁。
史沫特莱于1928年底来华，在中国一呆就是12年。
初、中期，她亲眼目睹日本对中国侵略，向世界发出了正义的声音。
1950年逝世。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奥斯古德镇的一个贫苦家庭，曾祖父为印第安人。
1912年与厄恩斯特.布伦丁结婚，1916年后因政治志趣不同而友好分手。
1917年只身到纽约，1920年到达波兰，后因从事革命被捕，出狱后与印度人维连德拉纳什·查托帕迪亚雅同居。
1928年12月进入中国。
到中国后，广泛结交朋友，宣传中国红色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她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等专著，向世界宣传了中国的革命斗争，成为不朽之作。
她亲自护理伤员，组织医疗活动，用行动唤醒有良知的人们。
她访遍了中国华北、华中的大部分地区，用热情召唤更多的国际友人，一同为中国抗战出力。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
史沫特莱在准备随部队开赴前线时，不慎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背部受伤，推迟了行期。
10月，史沫特莱养好了伤，随身携带了打字机、照相机和简单的行李，赴八路军抗敌前线采访。
她很快赶上了驻扎在太原的八路军，然后到达北部山区的八路军总司令部，成为八路军中第一个随军外国记者。
随八路军总部转战各地，史沫特莱与八路军战士同吃同住，她关心普通士兵的生活，增进了与他们的感情。
史沫特莱与八路军相处不到半年，便深深的爱上了这支部队。
用她的话说：“离开你们，就是要我去死，或者等于去死。
” 1938年1月，史沫特莱到了汉口，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和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身份，一面救护伤员和难民，一面报道中国抗战，并向世界性组织呼吁救援。
史沫特莱以她火热的心吸引着来华的外国人士，这些人虽然身份不同，政见不同，但都在史沫特莱的带动下，积极地为中国抗战出力。
在汉口，史沫特莱多次访问美国大使馆，向大使和武官介绍八路军的活动。
她多次接触约翰·戴维斯、佛兰克多恩、和陈纳德，这些人后来成为影响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人物。
史沫特莱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为中国红十字会募捐上，宣传中国伤兵的英勇事迹和所处困境上。
在汉口，美国和英国大使馆、标准石油公司、国民党的高级官员，都曾在她的动员下提供过捐助。
史沫特莱最成功的一次募捐是在一个午餐会上，她使财政部长宋子文感到羞愧，捐出1万元中国法币支持她的工作。
还有一次，在行政院长孔祥熙的晚宴上，她从这位共产党人的死敌手里，拿走了一张捐给山西游击队的巨额支票。
史沫特莱从抗战初期就为救助伤员奔走呼吁，1938年3月，包括白求恩在内的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华，都是史沫特莱奔走呼吁的结果。
1938年11月，史沫特莱在云岭新四军军部，名义上是起草一份给红十会的详细报告，但她认为自己的真正使命，是向上海和香港宣传新四军医疗队。
她为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写了一系列文章，后由《曼彻斯特卫报》转载，详细报道了新四军的处境和对药品的需求。
她私下还求助于一些英国朋友，以及美国红十字分会。
到了春天，可观的援助从英国和红十字会纷至沓来，在史沫特莱的中国同事眼里，她简直是一位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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