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界普遍认为，末年那场席卷华北地区的鼠疫，是压倒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尤其是上海交通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曹树基与李宇尚提出“老鼠亡明”的观点后，这一观点更加深入人心，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据史料记载，明朝末年旱灾频发，仅期间就发生过三次大旱灾，每一次都引发过鼠疫，十四年的那场大旱，更是历时四年之久。 旱灾造成的直接结果是出现大量逃荒的难民，人没吃的，老鼠也没吃的，也要逃荒保命，随着难民到处迁徙，寄生在老鼠身上的鼠疫杆菌，就这样传给了难民，传播到了更广阔的区域。 1644年明末形势 有人曾目睹过这样一幅骇人的景象：崇祯十四年夏天，在内陆地区突然出现大群大群的老鼠，它们互相咬着对方的尾巴，视死如归地渡过大江大河，进入安徽河南河北等地。 大旱加上寒冷(随着万历四十六年广东的一场大雪，明朝遭遇了一个“小冰河期”)，粮食减产非常严重，饿得难受的灾民先是挖老鼠洞穴中的粮食来吃，接着又吃老鼠的尸体，终于导致鼠疫大暴发。 恐怖的景象首先是从山西开始的——“万历八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在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阖门不起”。 大同首当其冲之后，疫情很快扩散至山西全境，接着向周边省份传播，崇祯十年传到了陕西米脂，也就是的家乡。 鼠疫给米脂带来的惨景，并不亚于大同，病者先是腋下和大腿间生一个硬包，然后吐血而死，服药无效，亲友们即使有活着的，也不敢问吊，有人一家死绝，无人收葬。 崇祯皇帝，朱由检(1611年—1644年) 据《明史》记载，崇祯十四年，鼠疫传到北京大名府。 那年春天开始，大名府就没下过一滴雨，地里的麦苗被蝗虫吃光，加上鼠疫大行，饿死人无数。 督催漕运的户部给事中，在途中给朝廷上疏说，他从静海抵山东临清，见人民饿死者三成，因瘟疫而死者三成，剩下的四成只好为盗，米价疯长，一石米竟然要二十四两银子，人死后马上就成了活人的食物。 当年七月，北京在劫难逃。 在北京，鼠疫引起的病症叫“疙瘩病”，人身上一旦出现一块隆起的肉就没救了，活不过一个时辰，北京人因此而死的达十分之四五。 这是夏秋两季的情景，到了春天情况更为严重，发病症状是呕血，一呕就死，有的一家数口全部死绝。 没多久，瘟疫又传到了天津，很多人早上染病晚上就死了，“排门逐户，无一保全”。 明末农民起义 崇祯十六年，疫情进一步加剧，北京及周边地区同时大爆发，“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北京城中每天死亡人数超过万人，运送棺材出城的队伍把城门都堵了，通州和昌平等郊区的疫情也大同小异——“见则死，至有灭门者”。 北京城死者当中不但有大批的小贩、雇工，还有大批士兵，甚至连叫花死得一个不剩。 朝廷不但未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还变本加厉地增加赋税，各地民变便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其中最著名的一支起义队伍，其领袖就是地球人都知道的李自成。 虽然早在崇祯二年，李自成就因其他原因参加了农民军，但他后来能够轻而易举地占领北京，不能不说那场鼠疫帮了他的大忙。 李自成的五十万大军，是于崇祯十七年四月十六开到北京城外的，那时的北京城，已经被鼠疫折磨了一年多，迎接他的，是早已元气大伤的一座“空”城。 李自成起义图 守卫京师的虽然有三大营的军队，但士兵因鼠疫死亡过多，已彻底失去野战能力，原有的近三万匹战马，还能骑乘的竟然不到一千匹，据守内外城墙十五万多个垛口的，是区区五万羸弱的士兵，平均一个士兵要守三个垛口。 这些士兵，都是大疫之下侥幸活下来的，“衣装狼狈，等于乞儿”，而且像是十天半月没吃饭的乞儿，虚弱得只能坐在地上，以至于用鞭子抽都抽不起来。 实际上，李自成的农民军虽然声势浩大，人数众多，但战斗力却不怎么样，多次被官军打得满世界乱跑，尤其是不久前的那场宁武关大战，李自成虽然最终赢了，却被守军周遇吉的区区数千人干掉七万多人，以至于李自成想，“宁武虽破，死伤过多，自此达京师，大同、宣府、居庸关重兵数十万尽如宁武，吾辈岂有孑遗哉，不如还陕图后举”，若不是攻下宁武关后大同总兵主动投降，恐怕他真的退回陕西老巢去了。 李自成(1606年9月22日—1645年5月17日) 如果不是这场鼠疫把北京整得这么惨，李自成能顺利拿下北京吗? 当时的北京守军，一是鼠疫导致数量急剧下降，从十万骤降至五万，战斗力更是无从谈起，二是军队腐败严重，军心涣散，以至于当官的不得不地求他们守城，仍然“逾五六日尚未集”，愿意守城的士兵，还不如三四千“勇敢”地走上城墙的。 然而，尽管北京守军到了如此狼狈的程度，李自成的五十万大军也是打了两天才把北京搞定。 他的军队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抵达北京，也是拜这场鼠疫所赐，若不是鼠疫间接地摧毁了明朝其他地方的防御系统，这支更多由各地灾民组成的“乌合之众”，恐怕连北京的边边都摸不到——正如李自成自己所说，假如大同、宣府、居庸关的明军也像宁武关守军那么能打，他的几十万大军，恐怕一个也剩不下! 北京倒是拿下了，李自成也如愿以偿地住进了紫禁城，然而短短数十天，他就于称帝的第二天退出了北京。 原因是他的军队也感染了鼠疫，本来就不怎么样的战斗力更是让人捉急，根本不是清军的对手，尽管后者的数量比他少得多。 闯王入京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李自成的军队与清军有过“亲密接触”，为什么清军没有感染鼠疫?难道满人天生对鼠疫具有免疫力?当然不是这样。 这个问题，曾经一度困扰了学术界很久，后来还是欧洲人帮忙揭开了这个谜。 众所周知，早在十四世纪，欧洲就爆发了一场大鼠疫，导致两千五百多万人死亡，幸存者还留下了相关壁画和文字，后来人们对那些壁画和文字进行研究，发现那场鼠疫害死那么多人，却单单放过了。 他们由此得出结论：鼠疫是经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播的，而跳蚤讨厌马的气味，所以骑兵很难被鼠疫传染。 而当时的清军，也主要由骑兵组成，所以有人推测，清军之所以未被鼠疫传染，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随机文章一百年前的日本人怎么称赞女生漂亮？带你一窥当时的流行语冯谖大战诸葛亮宋朝最高可以封到什们爵位？揭秘美国洛杉矶蝴蝶树之谜，成千上万的蝴蝶栖息于松树上（蝴蝶王国）最后的晚餐多了一只手，达芬奇最恐怖的画（拉斯维萨看出玄机）迷案在线 mazx.cn本站内容大多收集于互联网，内容仅供娱乐，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本站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 危害 泛滥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从传统观念看，叫“乾坤反覆，中原陆沉”，“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以儒家文化为正宗的汉族知识分子中间有着相当激烈的民族敌忾情绪。 (1)给思想文化、士人风气带来恶劣影响。龚自珍的名言“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大意是“言谈中听到文字狱就吓得立即躲远，文人著书就为生计，不敢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是对清代文字狱后果的真实写照。读书作文动辄得祸，文人学士只好泯灭思想，丢掉气节，或者死抱八股程式，背诵孔孟程朱的教诲以求入仕;或者远离敏感的学术领域，远离现实，把全部精力用于训诂、考据的故纸堆中，史称乾嘉之学。 (2)文字狱败坏了官场风气。清朝官员大多数是科举入仕。作为文人，他们有可能成为文字狱的牺牲品;作为官僚，他们又是文字狱的制造者或帮凶。他们一方面不愿意自触文网，身死家破;另一方面不愿因为贯彻皇上谕旨不力，不能严究文字之责而获罪。于是他们只有向着谨小慎微、没有节操的方向发展。 (3)造成了社会恐怖，摧残了人才。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治，从而禁锢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4)一些地方官吏以查出犯忌文字为邀功之路。 评价 清代文字狱以次数多，规模大，惩处之残酷著称于世。清朝时期的文字狱是的，而且随着统治的稳固而加深，越是统治稳定的时期，文字狱就越是登峰造极，至时期，以是无以附加的强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因此而扭曲变形。按照鲁迅的说法，“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 清代人李祖陶在《迈堂文略》：“今人之文，一涉笔唯恐触碍于天下国家……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削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世道之心，实有关系。” 胡奇光《中国文祸史》说：“(清代文字狱)持续时间之长，文网之密，案件之多，打击面之广，罗织罪名之阴毒，手段之狠，都是超越前代的。” 鲁迅：“为了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 何西来为周宗奇《文字狱纪实》所作的序中说：“清代文字狱，主要集中在前期，历顺治、、、乾隆四代君王，绵延一百三十余年。无论就时间之长，案件之多，还是规模之大，株连之广，花样之翻新，手段之残忍来看，在中国的封建时代，都是没有前例的。”其实，两位学者并非故作危言耸听之论，而是对清代文字狱真实情况的准确概括和高度总结。有清一代，文字狱案此起彼伏、绵延不绝，几与爱新觉王朝的历史相始终，案狱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牵连之广、杀戮之血腥，均称空前。 方志远：的越是被朝廷惩罚，便越是得到舆论的赞扬，于是更加意气风发;除了文字狱和贪赃枉法，清朝的士大夫倒是少受惩罚，但不是最高统治者的仁慈，而是士大夫的“死相”。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其实是在清朝被折断的。从维护社会稳定来说，清代有借鉴意义;但从倡导自由开放和社会发展来说，似乎更具有胸襟气度。 李凌：清朝的文化专制导致中国积弱贫穷。 雷海宗：“全国大规模有系统的搜查禁书，现代的人不易想见。但在最严重的十五年间(乾隆三十九至五十三年)全国人心惶惶，连不识字的农家也有时因为祖传下来一部原来不相干的书而招大祸;这在普通的史料中是不易见到的，只有私人所遗留的日记与笔记能帮助我们回想到当时的紧张情形。著者把这点特别提出，深得史家恢复往迹的本旨。” 富路特(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乾隆总的来说是个应该受到历史谴责的暴君”，因为他“干预学者的独立研究，故意窜改历史， 残酷地迫害文人，地禁书、毁版。”，“而《》 的编纂虽名为保存国粹，实际上是别有用心地为了达到钳制思想的目的。” 周宗奇：清代文字狱呈现背后文人血与泪。 影响 文字狱使广大文人学者无所适从，于是不少人逃避现实，埋头于古纸堆中作考据性的学问，从而形成了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著名学派，即乾嘉学派。乾嘉学派源于明清之际的顾炎武，起初主张根据经书和史书立论，达到救世目的，到乾隆、时期兴盛起来，学者们推崇汉儒古文经学的训诂方法，考证原委，条理阐发，并用于古籍整理和各方面学术探索。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文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制、金石、校勘、辑逸等等，引证资料多极于两汉。因为兴起于乾隆、嘉害年间，故称为乾嘉学派;反对浮华，提倡朴实，故又称“汉学”和“朴学”。这个学派对中国古籍和史料整理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其研究方法历代相沿，对后来的学术界产生过深远影响。汉学纠正了理学的空疏之风，但也有为考据而考据的繁琐流弊。摧残了人才，禁锢了思想，不利于我国社会进步的发展和人才的进步，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弊政。 在文字狱的高压下，有的地方戏曲也遭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破坏和毁灭。在这种文化专制恐怖主义之下，在写《》时不得不声明此书大旨言情，都是“贾(假)语村言”，“甄士(真事)隐去”，其良苦的用心，就是为躲避残酷的森严文网。 当时的士人只有两条出路，一是钻进古书堆中搞训诂、、校勘、金石之学，搞繁琐的考证。这就是乾隆年间的所谓朴学，虽然也获得了可观的成就，但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这些成就就像囚牢里的犯人作出的精致玲珑的工艺品。在这种学问里，哲学不见了，理论不见了，中国文化一向重视现实，重视人生，重视政治，重视伦理的传统不见了。 轶事 千钧一发 还有些，有些字，那个时候也不能随便乱用，比如说千钧一发，翻遍整部里面没有千钧一发，或一发千钧这四个字，清朝法律大家得剃头，如果说一发，我一根头发有千钧之重，这表示你很不满意剃头。 学习汉语入狱 一个叫洪仁辉的英国人，因不满地方官员勒索告御状，乾隆气得直哆嗦。于是，洪仁辉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罪名竟是：擅自学习汉字汉语。 避席畏闻文字狱 五年(1825)冬，龚自珍写了一首《咏史》诗，其中有一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大意是，友朋聚会，本可、，但席间有人谈到文字狱，因不忍听、不敢听，只好退席，落荒而逃。 随机文章黑龙江不明飞行物砸出10多米大坑，专家证实为人工制造揭秘拐弯枪的子弹是怎样拐弯的，中国特警装备自制最先进的拐弯枪金钱活门蛛有毒吗，金钱活门蛛值多少钱/值不值得饲养女妖洞具体位置，杨六郎大战女妖成名/山西太行山大峡谷女妖洞成景区意识永生是最恐怖的，失去肉体丢掉人类的七情六欲/根本就不是你迷案在线 mazx.cn本站内容大多收集于互联网，内容仅供娱乐，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本站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