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九月,已经被贬黄州三年的苏轼,某个夜晚与朋友一起泛舟湖上,赏月饮酒,回到居所后乘兴写下了一首《临江仙》。
没料到这首词很快传到了知州徐君猷耳朵里,徐君猷以为苏东坡“畏罪潜逃”,马上带着人风风火火地赶到临皋亭,结果发现对方还在睡大觉。

后来,这个笑话出了名,被人写进了与苏轼相关的各种野史、话本当中。苏轼当时写的这首词,就是《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赏析
《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北宋时期·苏轼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什么时候淡忘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白话翻译:
晚上去饮酒,醉了醒,醒了又醉,等到归家之时,已经过了三更天。门房里传来书童熟睡的鼾声,怎么敲门,他都不理我,于是我步行到长江边上,去听滔滔东流的水声。
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自己的人生,并不属于自己。何时,我才干抛开对功名利禄的追逐呢?此时残夜将尽,水面无波,真想乘一艘小船从这个地方消失,去大江大海里度过余生。
苏轼还未出川之时,就已经与佛道结缘了。他十九岁赴京应试,途经黾池的时候写下了《和子由黾池怀旧》,从中已经能看出他的“少年老成”了。

自从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乌台诗案”爆发,苏轼被投入大牢,差一点丢掉性命,从此以后,他的避世念头就更重了。
元丰三年公元1079年春,苏轼和儿子先行到达黄州。在按照惯例向当地的知府“报到”以后,父子二人就搬到了当地的定惠寺里居住。
因为犯了事,亲戚朋友为了避嫌,也不和苏轼通书信了。他自己也“羞于见人”,于是除了吃饭,或者去城南的安国寺洗澡,别的时间他都是昼伏夜出。
也就是说,苏轼往往都是白天关起门来睡大觉,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独自一人跑出去散步、赏月。这样的枯燥的生活维持到了当年夏天,弟弟苏辙把他的家眷全部送到黄州为止。
在苏轼的妻儿来到黄州之前,他曾经给好友曾章惇写信坦承自己当时遇到的困难。他在信中说,黄州当地的“鱼稻薪炭颇贱”,很适合穷人生活,但是这也只足够他一个人吃饭而已。

苏轼从前在朝中当官的时候,有一份不错的薪水,外加上一份生活物资补贴。获罪被贬到黄州之后,薪水就停发了,全靠补贴过活。
再加上苏轼从前很爱享受,从来不会在吃上亏待自己,所以他并没有多少积蓄。他估算着如果妻子、儿女全都搬过来以后,他的存款也就只够一家人吃一年了。
因为这个真相,苏轼后来才会跑到黄州东南的山上去开垦荒地,过上自耕自食的日子。当时他居处的房子,是旧友向上级求来的。
苏轼开垦的那一块荒地,也是昔日的老部下送给他的。妻儿没到黄州之前,他经常到处去参观寺庙和别人家的园林。
另外,苏轼还经常到江边捡石子“打水漂”,或者与渔夫打成一片,或者在街上缠着不相识的人讲“鬼故事”。但是妻儿来到黄州后,苏轼就得担起一家之主的责任,为吃饭发愁了。

总的来说,在黄州生活的那几年里,苏轼在大部分时间里,还是感觉到心头很压抑,过得并不快乐。心情不好,想借酒消愁的时候都胆怯喝醉了“说胡话”,被人抓住把柄。
其实缺钱贴补家用,城中的文人邀请苏轼去题字赚点“润笔费”,他都不敢。他就怕自己前脚写下什么,后脚就被人拿去“作注”,再罗织一个罪名。
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九月的那一个夜晚,苏轼刚好和朋友一起泛舟江上,大家开开心心地饮酒作乐,想必还谈了不少关于人生的感悟。
因为谈话非常投机,舍不得回家。所以酒醉了又被江风吹醒,醒过来又继续喝。看着江上的明月,再想到现实人生,苏轼乘着酒兴,难免会想起前代诗人的名句。
譬如李白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又譬如李商隐的“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

总之,前辈诗人一遇到不如意的事,就和“扁舟”干上了。想要忘记、抛却人间的烦忧,坐着小舟,去江海上自由航行。
于是苏轼受到启发,写下了“小舟从此近,江海寄余生”,但他也只是想想罢了。因为李白和李商隐说要乘“扁舟”去“江湖”,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他们从来没有抛妻弃子,离家出走过。
苏轼同样也只是嘴上说说,他一生与佛道有缘,喜欢与寺院的僧人往来;他也炼过金丹,打过坐,但是从来没有一次真的出家当和尚。
其实苏轼这首词只是随性一写,写完了往桌子上一扔,然后就去睡大觉了。可是没料到他还没睡醒,知州徐君猷就杀到了他的家里,来看他有没有逃跑!
夜半三更,苏轼在自己的居所里写了一首词,知州在官邸里面居然能马上知晓。可见当时苏轼的家里,必然潜藏着知州的“眼线”。

我们也可以从中得知,苏轼被贬黄州之后,一直受到官府的监视,颇不自由。在这种监视之下生活,对于一个性格外向,好交朋友的人来说,真的是太难受了。
如果不是为了自己的妻子、儿子考虑,我想苏轼大概真的想一逃了之了吧。
结语
“长恨此生非所有,什么时候淡忘营营?”这句词表达了苏东坡对现实生活中争名逐利的厌倦,以及对自身陷入这种生活的困境而无法自拔的无奈。
因为一个人活着,并不是仅仅为自己而活,他还得为了自己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们活着。
一个人是属于一个家庭的,而一个家庭又是属于一个社会的。所以人一生下来,身上就承担了家庭与社会的责任。
佛家总是想着发动信徒,摆脱家庭、社会加诸于个人身上的责任,去追求自己梦中的极乐世界。

但是一个从小接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人,却很难放弃自己对家庭与社会的责任感。毕竟六道轮回,天堂地狱这种东西,从来没有活人见过。
苏轼就是这样一个人,即使经过“乌台诗案”之后,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被置于官府的监视之下,想喝酒都不敢喝得太醉,但是他的内心世界还是一如从前。
后来苏轼游览赤壁,千问网,写下了千古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在这首词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年的他和青年时代一样,仍在满怀豪情地歌颂三国时代那位,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少年英雄。
属龙
属龙的人,你的命中注定或许就是那只虎,那只鼠。真正的灵魂伴侣,能让你们的日子既有波澜壮阔,也有细水长流,最终携手看尽夕阳。 天生带着一股傲气的龙,心里总装着星辰大海,脚步永远向着远方。这样的人,需要的不是一个只会附和的影子,而是一个能并肩作战的战友。属虎的人,骨子里透着一股豪迈,龙在前面冲锋陷阵,虎就在后方擂鼓助威,那种“我陪你”的果决,是龙最坚实的后盾。龙偶尔好高骛远,虎却能一脚踩在地上,用行动说“别怕,有我”,把生活的琐碎打理得妥妥帖帖。这难道不是一种天作之合?龙虎之间,是惊雷与疾风的相遇,彼此成就,气象万千。 而属鼠的人,则是龙的另一番天地。龙有凌云之志,却也容易在得意时迷失方向。鼠的聪慧,就像一盏清醒的灯,总在恰当的时候亮起,一句“稳扎稳打”,一句“累了就回家”,瞬间就能抚平龙的浮躁。龙有时刚愎自用,鼠却能不动声色地分析利弊,像一位高明的谋士,帮龙避开前路的陷阱。这种默契,是腾飞的骄子遇上了智慧的守护者,让龙在奋进的路上,总能找到安稳的节奏。三天前看到的那些说法,其实早就道破了这种相处的玄机。 古人说,以心相交,方能久远。无论是虎的果敢,还是鼠的通透,都与龙的锋芒形成了完美的互补。他们或许不常说爱,但行动早已说明一切。龙出门闯荡,行囊里总有对方备好的妥帖物件;龙失意落魄,身边总有默默陪伴的身影;龙功成名就,耳边总有最真诚的喝彩。这样的日子,怎能不让人向往?就像杜甫诗里写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无论风雨,两个人总能默契地站在一起。 人到中年,才更懂相守的意义。龙负责擘画蓝图,虎或鼠则负责稳固根基,一个眼神,就能明白对方的需求。这感情里,既有苏轼笔下“诗酒趁年华”的壮阔,也有柴米油盐的坚守。晚年的幸福,不过是阳台上的阳光,一杯热茶,几句关于年轻时的笑谈。这不禁让人想起钱钟书与杨绛的相守,遇见你之后,我再也未曾想过别人。这便是笃定。 说到底,生肖不过是个引子。婚姻的真正底气,来自两颗真心的靠近。若你遇到了这样的缘分,定要好好珍惜。春去秋来,一起闯过的关,分享的乐,都成了生命里最珍贵的羁绊。真心相待,感情才能越久越牢固。愿每个属龙的人,都能找到那个让你既能展翅高飞,又能安心停靠的港湾,把一生一世,过成日复一日的温暖。 -------------------------------- 以上内容由AI生成,仅供参考和借鉴
苏轼为什么不留在杭州,反而主动要求去穷困的密州?
熙宁七年(一○七四),在杭州任通判期满后,主动要求到山东密州(今诸城,宋时辖胶西、高密、安丘、诸城、莒县五县)任职,担任该州的最高长官“知州”。当时的密州是个贫穷山区,经济萧条,文化落后,百姓生活困苦,政府官员的薪俸也很低。这与有“天堂”之称的杭州不啻天壤之别。正如苏轼在《超然台记》一文中所写: 予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乐也。 身为地方长官,在杭州时出门是舟楫画舫,住的是画栋雕梁,满目是迷人的。而到密州后,出行是车马劳顿,住的是木屋草房。出门所见,尽是桑麻遍野,荒山连绵。而且甫一到任,就遇上天灾,庄稼歉收,盗贼遍地,民间纠纷不断……在此情况下,他这密州的“一把手”也,连粮食都不够吃,每天只吃些枸杞、菊花等野菜充饥。他在《后杞菊赋并叙》中进一步写道:做官十九年来,他家中日益贫困,吃穿都不及以往。到密州后,本以为可以吃顿饱饭了,然而厨房里空空如也,吃的仍令人担忧。于是,他天天在公务之余,跟同僚刘庭式一起,到城边荒废的菜园中挖野菜吃。他们边挖野菜边,日子虽苦,但却苦中有乐。 苏轼为何愿到这穷地方过贫苦生活?这固然不是庸俗的功利观所能解释,他也不曾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标榜自己,而说他有与民的良知和以苦为乐的胸怀,倒比较符合实际。正是在跟百姓同甘共苦中,他才能及时发现问题,为百姓排忧解难。有一次,他跟刘庭式沿着城墙根挖野菜,忽然在一丛枸杞旁发现一个用包裹裹着的弃婴。他心痛地捡起弃婴,抱回府中抚养,从中更深地了解到百姓生存的艰难。于是他下令州府的官员到野外去捡拾弃婴,自己也“洒涕循城拾弃孩”。 几天时间,州府中就收养了近四十名弃婴!他把这些弃婴分别安排到各家抚养,政府按月给抚养费,两年内救活数十名弃婴。两年后,苏轼被贬黄州时,还把收养弃婴的经验传授给鄂州太守朱寿昌。因当时岳鄂民间有“溺婴”的恶俗,许多婴儿刚生下来就被放到水盆里淹死,出生晚的女孩几乎无一幸免。苏轼建议朱寿昌依法禁止溺婴行为,并在黄州成立一个名为“育儿会”的慈善机构,动员人们捐钱捐米救助婴儿。他虽然囊中羞涩,也给“育儿会”捐了十千钱的善款。 跟百姓一起吃苦受贫,也使苏轼进一步密切了跟群众的关系,更深入地体察百姓疾苦,从而更有效地帮他们战胜灾荒。他刚到密州时,那里正遭受严重的旱灾和蝗灾,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流离失所,饿殍遍地。目睹此等惨状,苏轼,立即采取积极措施,恤民救灾。他一方面开仓放粮,并将州衙官吏的口粮匀出一部分,为断粮的饥民解燃眉之急;同时上书丞相,如实反映当地灾情,要求朝廷选派官员下来视察,体量放税,或给予补助。 在灭蝗中,他亲自出马,带领农民用火烧、深埋等方法铲除蝗害,并动用部分仓米奖励捕蝗有功人员。他还针对当地“盗贼渐炽”的情况,及时作《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上书朝廷,对盗贼产生的根源做了精辟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治盗之策……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密州的灾情基本得到控制,百姓的负担有所减轻,社会秩序也明显好转。 苏轼还把他的“以苦为乐”思想,提升为极富教益的人生哲理,用以指导自己,影响他人,改善民生。他曾《后杞菊赋并叙》中说: 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或糠核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 他认为人生在世上,就像手肘一样能伸能曲,所谓贫困、富有、美艳、丑陋,只是相对而言。有的人吃糠咽菜照样白白胖胖,有的人吃山珍海味却瘦骨嶙峋。他以杞菊为食,春天吃苗,夏天吃叶,秋天吃花和果实,冬天吃根,照旧快乐健康,说不定还能因此而长寿呢!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历尽万难而不移其志,身处逆境仍保持乐观,从容地渡过一道道难关,使生命迸发出灿烂的光辉!而作为一笔宝贵精神财富,这闪光的哲理也鼓励人们学习苏轼,不畏贫苦,在艰苦困难中勇往直前,乐观向上地积极生活!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