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观上来看，任人唯贤是正确的用人之道。

正如在《出师表》里所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

”但是这点说着容易，实际操作起来却很难。

首先，对于一个人是否贤能，大家有不一样的评判标准。

比如你诸葛亮觉得郭攸之、费祎、、向宠都是良臣，但也许不这么认为，甚至可能觉得这是诸葛亮在安插他自己的人马。

其次，人贤与不贤，没有写在脸上，别人是需要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接触，才能对其有所了解的。

对一个人的能力作出评判，需要付出时间和人力成本。

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

如果刚好你的老板不愿意花费这块成本，或者不太相信自己的眼光，那么，你的满腹才华，可能真的没有陪老板打过几局王者荣耀有用。

正因为，“亲贤臣”，对主君而言，是一个赌注。

赌赢了，赚了个诸葛亮为他的儿子;但如果赌输了，信用了像、这样的人，他们能把你全家都给一锅端了。

所以，可能历史上的很多昏君都要大吐苦水，我是任人唯亲，可是以史为鉴，权柄授予外人，实在是不能安心啊。

在晚清时期，吏治腐朽，官场风气败坏，拉帮结派，搞小团体现象严重。

比如合肥，就是任人唯亲的典范。

李鸿章经营北洋20多年，把那里变成了安徽老乡的天下，不识字也能当官，刘铭传见了都直称其不堪一战。

但有趣的是，作为后期实际最高统治者的，在任用亲信方面，反而显得非常克制。

像古时候吕雉、武曌女主当国，上位后第一件事就是大封亲族，恨不得把自己家男丁全部封侯拜相。

而慈禧经历当上皇太后，却只依照祖制，给自己父祖曾三代追封了三等承恩公。

在慈禧活着的亲人里面，只有大弟照祥，继承了承恩公的赐封，而二弟桂祥还是在他女儿当了的皇后之后，才同样被封三等承恩公的。

如果说慈禧早期不敢过于放肆，是慑于太后的威严。

那么到后来慈禧一手遮天时，仍然不那么重用自己的亲宠，只能说是出于她自己的意愿了。

慈禧连自己的血亲都不委以重任，有时候手下的“幸臣”、“宠臣”想向她要个，就更加讨不了好。

例如，《国闻备乘》中记载， “太常卿裕庚使西洋归，娶美利坚妇，生二女，有殊色，善画，兼通英文，夤缘入宫，侍孝钦作叶子戏，孝钦甚爱之。

二女屡有所求，终不迁裕庚一级。

” 胡思敬这里说的裕庚两个女儿，就是后来写出了《清宫二年记》和《清宫琐记》的裕德龄和裕容龄。

德龄和容龄姐妹自小在外国长大，视野开阔，聪明伶俐。

两人被慈禧召进宫中充任女官，主业是给她当翻译，副业是陪她打扑克，空闲时再聊聊西方的新奇事物，深受慈禧宠爱。

但即便亲近若此，慈禧也没有因为对她们的宠爱，就打破原则给她们的父亲升官。

慈禧不愿任用私人，也与清朝的官员任用制度有关。

《大清律例》的吏律规定，“凡除授官员(兼文武应选者)，须从朝廷选用，若大臣专擅选用者斩(监侯)。

” 所以尽管慈禧是有能力滥用亲属，但她实在犯不着去趟这趟浑水，给自己落下个违反祖制的罪名。

慈禧的宠宦李莲英，有四个养子，名为福恒、福德、福立、福海，都用花钱捐官的方式买了郎中一职，不过是候补。

李莲英哀求慈禧给他这四个儿子实授，但当尚书葛宝华回答，“与以小乌布则可，补缺当遵部例，臣何敢专?”慈禧也默然不语，没有为这个天天给自己梳头的李莲英破例。

当然，慈禧并非一概摒弃亲信不用，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

比如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率军护卫慈禧逃难的岑春煊，就因为和慈禧关系好成为一方封疆大吏。

岑春煊后来倚仗慈禧宠爱，把朝廷上下贪赃枉法的官员弹劾了个遍，成为清末赫赫有名的“官屠”。

同样在慈禧“西狩”时被用的瞿鸿禨，也因为长得像慈禧的儿子，被提拔入阁，担任。

这帮人和慈禧的弟弟、德龄的父亲、李莲英的儿子不同，并非庸碌之辈，而是有一定才干的人。

虽然慈禧也谈不上是任人唯贤，比如她包庇大贪官奕劻敛财受贿，便是明证。

但从慈禧任用官员的方式来看，亲疏关系绝不是她用人的主要标准，而是亲贤并用。

只有那些自己本身有能力，又能为她所用的人，才能在慈禧的统治之下扶摇直上，平步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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