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周公,可能大家都很熟悉,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历史上的周公实在太多了。
比如:武王姬发伐纣时候的周公旦;国人暴动后虽然没有留下具体名字,却和召公共同代理国政的周定公;郑庄公射王中肩时候的周公黑肩。
简单来说,整个西周历史中有没有周天子的时候,却从来没出现过没有周公的时候。

而被咱们传说为能解梦的周公,正是第一代周公—周公旦。
要说起他缘何有了解梦的特异功能,这还真的与他本人无关,却与咱们的至圣先师孔圣人有着莫大的关联。

咱们不妨先说一说这位周公旦,他可是西周立国之初极为重要的一位人物。
论武功,他曾协助武王伐纣,并且在武王去世后,又亲自领军二次东征,平定了三监勾结被武王封在殷地的纣王的儿子盘庚的叛乱,将其他殷商旧诸侯势力一并剪除,最终确定了西周的统治;论文功,他在完善了殷商的各种政治制度的基础上,确立了宗法、封建及礼乐制度。
他还是我们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德治的人,我们今日社会中有时还喜欢讲德高望重,便是从这里来的。

他所创立的这一系列的制度,不止为周代,甚至为中国几千年来的帝制统治奠定了理论基础。
论德,还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在国家危难之际代行天子之政,又能够在国家稳定后功成身退,还政于天子的人。
这事伪楚皇帝张邦昌也曾效仿过,可惜非但没能如周公这般留下千古美名,却最终不能得容于南宋朝廷,落得个被赐死的下场。

尽管周公有如此大的神通,当时的史籍中却从未见只言片语有关周公与解梦的记载,直到孔子出现后,就得不时为孔子解梦了。
如《论语·述而篇》记载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钱君以为,对于周公这般的先贤,身处礼崩乐坏之际的孔子自然是非常倾慕的,毕竟礼乐正是孔子的立身之学。
孔子于礼乐方面的追求是孜孜不倦的,以至于孔子问礼于老聃的美谈至今依然人尽皆知。
他一方面继承了周公之礼;另一方面,还要去宋国考察殷礼,虽然当他走到宋国的时候距离殷商灭亡太过久远,当时的宋国已早就没有了殷礼的影子,只能败兴而归。
如此情形下,孔子也就只能去自己的梦中向周公询问周礼了。
坐上《论语》这通高铁,周公曾于孔子梦中为其解惑的故事自然也就迅速传播开来。

这个故事自然给那些喜欢托古改制传统文人一个极大的灵感,于是便有了于民间流传甚广的周公解梦一说。
汉朝帝王为什么宁与“舅爷”共治天下也不信同姓?
当一个伟大时代刚刚开时,那些对未来遐思无限、自信满满却又经验全无的创始者们,往往会由于惯性思维的桎梏,或妥协于当时技术之局限,故而地在帝国运行程序中埋设下一堆低级错误。当程序运行到某一节点时,这些初始BUG就会诱发一系列程序错误,导致帝国彻底死机、被迫重启。 西汉初年,众建同,企图与兄弟子侄“共天下”。殊不料祸根深种,到高祖孙景帝时,关东诸侯王便企图凭“大家都”的血统资本抢班夺权,发动“七王之乱”,一时天下震惶。 眼看同姓兄弟靠不住,抓狂的只好放宽一步,以姑表兄弟督军平叛,外戚干政从此滥觞——兄弟分家的闹剧逼得刘“牵羊悔亡”,于是与同姓共天下的国策,转变为与舅爷共天下。 到景帝之子时,与舅爷共天下之风更烈。他先后以、、利等裙带亲戚统大军驰骋塞外,后又遗诏以霍去病弟辅政。从此,凭藉着“大将军”(或大司马)名号掌控军权的外戚,逐渐压倒丞相领导的政府,成为西汉中后期的头号政治力量。 然而无论是与同姓共天下,还是与舅爷共天下,都是不折不扣的“家天下”,利益独占的背后是风险独担,帝国公司经营搞不好,天下怨府就要独集于统治者家族。西汉自武帝之后,世家豪族势力渐强,阶级分化所导致的社会矛盾日渐激烈。无奈斯时民智未开,虽不满于帝王统治,却仍然撇不开英雄崇拜——他们最激烈的呼声不过是请刘皇帝让贤,另换个“有能力”的新人来干皇帝而已。绵羊们泣求豺狼退位,诚邀狐狸登台。 “篡汉”的,就出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网络配图 王莽之姑母王政君为之后、生母。故从成帝朝起,王家先后九人封侯,五人拜大司马,前后执掌朝政数十年之久,地方官如郡太守、国相、州刺史也多为王家关系人。 虽然裙带沾光,但成就王莽之崛起的,却不尽靠这些上层因素。和他那帮唯知奢侈享乐的堂兄弟比起来,王莽有明确的社会理想和清醒的政治头脑——他知道谁是自己的潜在支持者,也明白如何争取他们的支持,更清楚自己想把这个帝国引上什么样的新轨道。 他争取政治同盟军的策略是:交接当时尚属边缘政治势力的儒生寒士,靠走舆论炒作路线起家。 即便出自敌对势力之手,《汉书》仍不无褒扬地记载:“莽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 王莽早年拜沛郡陈参为师习《礼经》,衣食住行与同学儒生,不搞特殊化。此后他爵位愈尊,节操愈谦,出手也愈大方,“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自己的妻子竟至“衣不曳地,布蔽膝”,被来访的公卿列侯夫人当成是僮仆。网络配图 王莽这种简朴亲民不端架子的作风,赢得了当时左右政治舆论的儒生寒士集团支持。 这些下层出身的士人,多靠钻研学术起家。无奈当时未兴,寒门知识分子要想挤入庙堂只能靠鼓唇游说,靠撞大运博取上层人物的青睐和支持。眼见王莽以舅爷党的显赫出身,却肯放下身段与己结交,还很实在地倡导和实践儒家道德纲常,自令这群书呆子,深以朝堂中的政治代言人相期许。而在这帮政治舆论的营造者和操控者的卖力炒作宣传下,王莽的政治正确指数飙红上蹿——至少,让人们看到的都是光辉的一面: 如,姑表兄弟淳于长犯法,因王莽检举而伏诛。 亲儿子王获杀死奴仆,王莽将他痛责一番,逼令其自尽偿命。 这些举措,在那个豪强阶层气焰方张,奴仆贫民利益无所保障的时代里,自然使一向被草菅利益乃至生命的草根阶层,深将王莽视为自身权益的保护者。 公元2年,郡国发生蝗、旱灾,王莽带头献钱一百万,田三十顷赈灾;又废皇家苑囿为安民县以安置灾民。他还利用公权为民服务,在首都长安城中大造公租房五个社区两百套房子,让无立锥之地的贫民有了安身立命之所。 公元前1年,王莽出任大司马录尚书事。掌握西汉王朝政治上的最高职权后,他立刻以王、侯、关内侯等爵位大封刘氏宗亲、汉兴以来功臣子孙及现任在朝官僚,同时也相应封赐死党亲信数百人以贵族爵位。此举不但令在位权贵有狗得骨之喜,而的恩露均沾,更让一帮早已靠边站的太子党和老革命后代感恩戴德。 由于“克己复礼”的政治路线正确,加之大众舆论宣传得力,“得道多助”的王莽仕途润滑顺畅,在群众呼声中一路飙升: 公元前1年,哀帝崩。王莽以援立平帝功,晋为大司马,平帝时年仅九岁,委政于王莽。 公元1年,王莽被封为太傅、安汉公。网络配图 公元4年,王莽号宰衡,位上公,加九锡。 公元5年底,平帝崩,孺立。在一片民意声中,王莽的姑妈、元帝后王政君封其为“假皇帝”,行代理皇帝之职。 公元8年底,由于王莽之“功”在西汉体制内已无可酬庸,于是天意民心之呼声,只好转而要求他篡汉。 公元9年元旦,王莽顺天应人,“即真”为“真皇帝”,国号“新”,成功完成篡汉大业。 从甫登政治舞台,到公元9年元旦篡汉立新,王莽以不同利益手段争取社会各阶层,以神一般的捭阖手腕获得了全胜,成功地把概念股炒成了龙头股。 然而概念和承诺,终究是需要兑现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天花还是梅毒?揭同治帝王的死亡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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